灵之舞-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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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情不自禁的自欺，如同催眠和梦游症一般以假为真，因为人们关注的不是说话内容，而是说话的态度。我们该忏悔的并不是说了假话，而是真诚地说了假话。由此可见，现在把一切问题归结到是否有勇气“说真话”，似乎只要人人本着良心说真话，就可以避免那场“浩劫”，或至少维持自己人格的一致，这种幻想包藏着某种隐蔽的危险。它并未超出文革赖以发生的传统意识的思维模式，并且掩盖了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中国数千年大一统的封建帝国从来都不是靠少数人的诡计、而正是靠千百万人的真诚来维持的，当人的素质极低、人格的独立性尚未达到自觉的30时候，罪恶永远也不会缺少真诚的或自以为真诚的人来为它服务。老实说，时至今日，我们“说真话”已经说得够了，我们要求起码的“不说话”的权利，即“隐私权”。没有隐私权，没有对自己的想法保持沉默的权利，一切真话到头来都是假的，哪怕它是多么真诚地说出来。只有沉默的权利才有可能使人的一切话语成为自由的“表演”，成为向真诚的目标迈进的脚印。沉默的权利比说话的权利更重要。也正是在这种沉默的权利中，我们才能建立起一种带有普遍性的忏悔意识，亦即把中国传统的不彻底的、因而是虚假的忏悔精神提到普遍人性的水平上来。这不是一种在群众大会和官方权势面前捶胸顿足、痛哭流涕的姿态（这种姿态无论怎样“发自内心”，实际上都是被迫的），而是独自一人的心灵内省，不是那种没有意识到自身的表演性、虚伪性和滑稽性的丑陋表演，而是有意识地对自己表演，就像一个艺术家沉浸于他的自我创造和自我欣赏，全不顾他的作品是否能取悦于观众一样。在这方面，我们也许可以从西方忏悔意识中获得某种启示。西方中世纪基督教的“原罪说”无论在今天看来多么骇人听闻（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就被认为有罪！），却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从本质上说，人人都有犯罪的主观可能性，人的自由意志中天生就隐含着犯罪的倾向，在此生此世永远得不到彻底的洗刷。由于有原罪，一切人（不论帝王还是奴隶、盗贼、囚犯）在上帝面前平等。当然，这不是说西方基督徒对于达到绝对真诚就彻底绝望了，而是说他们把绝对真诚仅仅看作一种应当热烈追求的希望。中国人的现实主义精神把绝对真诚当作预先假定已现实具有的本心、本性，问题只在于如何揭示和发现它、维护它，去掉蒙在上面的灰尘；而这又完全取决于人的勇气、意愿和态度，所以真诚的意愿和真诚本身是一回事（我欲仁，斯仁至矣！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只要愿意真诚，是根本不费什么力气、马上就能做到的（“有一日能用其力于仁者乎？我未见力不足者”）。与此相反，西方人却在现实和绝对真诚之间拉开了一个限的距离。在他们看来，现实生活中虽然有真诚的意愿，但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到绝对真诚；真诚意愿的实现只有抛弃现实生活，在一个无限遥远的彼岸世界中，当人作为“圣灵”而与上帝合一时，才有希望。这样一来，整个现实生活就都成了不真实的，人的生活意志从本质上就是虚妄的，人之所以权且活在这个世界上，只是因为心中怀抱有那唯一的希望人只是31在世上表演。这样，西方人的忏悔意识就特别具有表演性。在罗马帝国时代，就盛传着“世界是一个大剧场”的格言。而在基督教中，上帝端坐在这个剧场的高处，以他那洞察一切的目光监视和控制着演出的进行。所谓忏悔，就是抬眼向天，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所作所为请求宽恕，表示自己没有能力白托人世的罪恶，就像一个演员无权篡改剧本一样只有上帝才能最终拯救他的灵魂，只有离开人世升往天国，人才能成全他自己。这种忏悔意识，正是形成西方“罪感文化”的核心观念，它的最具人道性的表达，就是所谓“托尔斯泰精神！”。托尔斯泰笔下的一些人物，如比埃尔，安娜，列文，涅赫留朵夫，都是一些忏悔者，是托翁本人的写照。特别是安娜和列文：一个是在沐浴着爱情的猛烈的幸福之潮时，仍然被罪恶感死死地拽住双脚拖向黑暗的水底；一个是在经受过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启蒙之后，却为了寻求生活的最终意义，为了不甘堕落，为了真诚，而重新回到上帝的怀抱：现在他明白了，多亏把他教养成人的信仰，他才能够活下去。“如果我没有这些信仰，而且如果不知道一个人应该为上帝活着，而不是为自己的需要活着，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而且我会怎么度过我的一生呢？我一定会抢劫、说谎和杀人”厖是的，神力的明确无疑的表现，就是藉着启示而向人们显露的善的法则。而我感觉到它就存在我的心中。——《安娜。卡列尼娜》第八部托尔斯泰直到临终也拒绝向基督教神父忏悔，这并不说明他就没有忏悔意识。
恰好相反，这表明他只向唯一的上帝忏悔，而这个上帝，就是他所理解的善或人道。这种忏悔不容许有任何他人意志夹杂其间，而是当事人的灵魂直接面对上帝，是每个当事人纯粹个人的事。托尔斯泰毕生怀着一种深重的罪孽感正是这种罪孽感，在他八十高龄时逼迫他出走，使他的死成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象征。32如果说，忏悔是一种在理智上、良心控制之下的情感状态的话，那么，羞愧则更接近某种不由自主的、甚至是下意识的情绪，因此它与自我意识本身更直接、更内在的层次相关。羞愧是对自我意识的认同机制受阻的体验。主体的我与客体的我发生了不一致、不平衡，主体的我不承认、不认同客体的我：“我怎么成了这样？”这种自我不同一感由于外人的在场而加剧了，因为外人（或社会）正是自我意识形成的一个关键因素。自我意识无非是把自己当“外人”看待，或用外人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外人的在场使产生羞愧的人更真切地体验到：“别人会怎么看我？”特别是当别人是他一贯认同、熟悉、相互了解的亲戚、朋友、熟人的时候。一位高考落选青年靠贩卖水果为生，当他周围全是陌生的、漠不关心的面孔时，他满可以泰然自若地和别人争斤论两，好像他祖宗八辈子就干这一行当似的。可是来了一位过去的同学，——于是他恨不得钻到地下去。陌生的眼光与他的客体的我（我的装束、动作、声调）是融为一体的，主体的我这时沉睡着，听凭客体的我去和陌生人打交道。但熟人的眼光却唤醒了他的主体的我，突出了他的主客体之间的不一致，这一尖锐的矛盾的解决，只能是一方的消失——钻到地下去。原则上说，羞愧不必实际上有外人的在场，而只要想象外人在场，甚至单是想象自己作为一个外人在场，就可以自然产生出来。
对于自我意识成熟的人，独自一人也可以感到羞愧，即所谓“君子慎其独”。幼儿则很少有这种现象，他们还不习惯于把自己当作一个对象来沉思，往往需要个实际的外人（家长、教师）的提醒，才能把主体的我从对象的我中提升出来；他们只在生人面前才感到自发的害羞，这是因为他们的自我意识还不成熟，还没有上升到一般普遍性，只把自己看作一个特殊的存在，不相信自己会被所有的别人认同。只有在普遍自我意识形成之后，人才不再以惊奇陌生的眼光看待生人，而有可能以惊异的眼光来看待自己，这个过程一般在青少年时代即可完成。但中国人常常由于某种原因而将它推延到中年以后，甚至一辈子也未能对自己发生惊异感，而对外部陌生的世界永远抱一种儿童式的胆怯，表现出不知所措的尴尬。此外，羞愧也不一定单是由于自己作为客体实际上是如何引起，它也可以由于自己作为主体可能是怎样而对产生。我没有去偷，但我有偷的念头——这就是足以使我羞愧，；我甚至还可能替别人羞愧，这些别人，可以是自己亲近的人（父母，兄弟姐妹、朋友），也可以仅仅33是我同情的人，还可以是抽象的团体（班级、球队、阶级、国家、民族等）。托尔斯泰写列文（即他自己）动不动就脸红、害羞，多半都是为可能的自己、为别人、为一般人类而抱愧不已。这可以说是一种“哲学家的羞愧”。这一切，都有赖于自我意识的自居作用，取决于主体的我对客体的我有什么样的角色要求，取决于人的表演性。羞愧在一定程度上（因人而异）就导致脸红，这最明显地体现了羞愧的表演性。脸红就是在外人面前拼命地想要把自己的外表变成一个面具，以便使自己退缩到自己的内心，有如蜥蜴的自断其尾。当我对自己感到羞愧，主体的我不愿认同客体的我时，别人却仍然通过客体的我来把握主体的我，因而在别人的注视面前，我感觉到客体的我似乎被抓住了，无法逃脱。我不想在这种情况下被抓住，而企图逃离这个躯壳，于是在内心与外表的界面上，就出现了一种紧张，一种挣扎一种绝望的撕掳，以至于血液涌上了面部；而这种自我感觉反过来又更促进了“被抓住”的感觉，不但是自己被别人抓住，而且是主体的我被客体的我抓住，这就进一步增加了要逃离自身的欲望。所以脸红如果不及时终止，就有一种愈演愈烈的恶性循环倾向：人越是意识到自己在被迫表演，就越是不愿再继续表演，但这是做不到的（因为表演是人的本质结构），于是他不得不想通过对客体的我加以调节，来重新达到主体的我与客体的我相同一，但这种想法仍然是被迫的，这就使他的调节本身显得做作和不自然。当一个人不注意自己的表情动作和姿态时，一切都是那么自如，他的外表就是他内心的自然流露，一个眼风、一举手一投足都直接表达了他这时的情绪和心情。可是当他对自己的举动失去了自信，因而试图来控制和设计这些举动时，事情就越搞越糟，哲学举动变成了被动的、机械的、缺乏表达性的、易被“抓住”的，它们越发不能令人满意，连平时驾轻就熟的动作，这时也显得笨手笨脚了。
只有当外人离去，“被抓住”的感觉消失，一切才又恢复正常：他松了一口气，他累极了。脸红和不自然都是一种不愿表演的表演。人企图使外表与内心隔离开来，或用外表把内心掩盖起来，而这种企图恰好在外表上得到了泄露。它是一种有意识所带来的无意识表露，越是有意识，就越难以控制，——这就体现了人的“此在”的悖论，即人的存在的表演性悖论。这34种有意识的窘境只有通过无意识，通过对意识和自我意识的（有意无意的！）削弱、注意力的转移和分散，一句话，通过“自欺”，才能得到拯救。任何人大约总会有羞愧的时候，但有的人善于掩饰和转移，有的人善于自欺。演员的一项基本功，就是培养这种“有意识的自欺”能力。康拉德。朗格甚至将有意识的自欺提升为一条最根本的美学和艺术理，它能使艺术创造中的不自然和机械性、人为性痕迹瞬间消除。不过，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一定的环境件，或许还依赖一定的天赋、气质。但一个最害羞的人一旦去掉心理上的压力，或环境条件有所改变，也可能意外地成为极好的演员。相反地，我们也发现，演员最难表演的也正是脸红，因为要表演这“不愿表演的表演”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矛盾。羞愧是一种难以忍受的自我折磨。自杀的人中或许有一半并不是由于绝望，而是由于羞愧，由于要彻底摆脱这个自己厌恶的自我，由于要向世人证实自己与这个人们所见到的自我客体终归不同。即使不自杀，羞愧也使人把自己的生活造成了一个地狱。然而，羞愧又是人性的基本标志之一。孟子曰：“羞恶之心，人皆有之”。
骂人“不知羞耻”，犹如骂人“不是人”。《圣经》中传说，亚当与夏娃在伊甸园偷吃了智慧之树的果子之后，初次意识到自己是赤裸的，并立刻用无花果叶遮住自己的下身。这一故事究竟意味着什么，历来人们都议论纷纷。弗洛姆的解释是这样的：一旦男女心中萌生出自我意识与相互意识，他们即立刻便觉悟到自身的孤寂分离，以及因性别不同而产生的相互差异。而只要出现了对自身分离状态的意识，他们立即便成为路人，因为他们尚未学会如何相爱……人陷于分离状态且不能通过爱而重新结合，对此种境遇的意识即是羞耻心的根源，它同时也是犯罪感与焦虑的根源。这种解释虽然提到了羞愧产生的自我意识和相互分离的根源，但并没有深入这一根源，没有具体说明自我意识和它所产生的羞愧之间的机制。究竟为什么当人意识到他们的分离状态而又无法重新结合时，就一定会产生羞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