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夫当国-第17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阕龀隽司鲆椤�
“是。”
正文 第86章，三旅番号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3…2…26 8：19：54 本章字数：3161
没过多久，中央军番号的消息便传遍开去。北洋上上下下有点远见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信号，不过所有人并没有关注袁肃手里握着的三个中央陆军旅的番号。早在这项命令传到到淮安之前，北京已经开始了中央军的整编，南苑、北院两个警备师首先被改编为中央第一师、第二师。驻扎在山西、热河一带的第四镇，则被更改为中央第三师和第四师。四师师长依次分别为田文烈、雷震春、唐天喜、何宗莲。
不仅如此，总统府也公布了直隶都督最新委任，暂由国务总理赵秉钧代理。
赵秉钧并不前往保定上任，而还是在北京直接遥领。同时在保定设置中央军第五师筹备处，由朱泮藻为筹备总长，负责整顿直隶省零散军务，并以直隶陈光远部、天津蔡成勋部为基础编练中央陆军第五师。
同时指派蔡成勋前往山东，与王怀庆部就地扩招为中央陆军第六师，驻防济南。第六师师长为蔡成勋，副师长为王怀庆。
在察哈尔、热河分别又以地方部队为基础，进行整顿和扩编，分别设置中央陆军第七师和中央陆军第八师。第七师师长为张永成，第八师师长为李长泰。
又调遣嫡系心腹陈宦统率本部人马南下四川，再以陈宦本部陆军第十一旅、伍祥祯陆军第二十四旅为基础，扩编为中央陆军第九师，驻防重庆、泸州和岳阳三地。
中央陆军前九个师都是有根基的部队，而且纵观九个师的整编，大部分都是袁世凯执掌多年的嫡系部队，又或者是刻意的兼并段祺瑞、冯国璋麾下的部队。而九个师师长的任命更是昭然若揭，其中五个师长是当年在朝鲜追随过袁世凯的老部下，另外四个也都是小站练兵时便崭露头角的人物
预计九个师的整编用不了两个月的时间。然而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总统府在发出九个中央陆军师的消息之后，紧接着又做出公示，将会在两年之内余全国各省都建立一支中央师，共计要到达三十个师的编制。
而立刻开始筹备的，便是河南中央陆军第十师、第十一师，筹备总长分别为张锡元、何丰林；陕西第十二师，第十三师，筹备总长为陈树藩和阎相文。第十到第十三四个师预计在明年开春之际便能完成建制，至于剩下十六个师则得视情况而决定。
面对此次中央政府大刀阔斧的整改，外界认为这是袁世凯再重新打造全新的“北洋新军”。当初清政府时期所预计的全国新式陆军番号是三十六个，而如今虽然减少了六个，可在编制上去大大超过了之前的“镇”。
更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是，袁世凯此次筹备中央军系故意撇开了许多昔日的得力干将，其中的深意实在是不言而喻。
北洋内部对于此次整改一直是默然不语，事实上所有人都知道袁世凯的用意，只是知道归知道，万万是不能说出来。如今的北洋完全就倚靠着这层窗户纸连接在一起，一旦有谁捅破了这层窗户纸，整个北洋集团必然会四分五裂。
民国才刚刚建立，北洋各路人马也才刚刚站稳脚跟，甚至不少人还没有站稳脚跟。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岂能引发内乱发生？
许多拥护袁世凯的北洋中央系政客们倒是对此十分支持，他们都能感觉到北洋从始至终的松散，所以期盼能够通过这次建立中央军来强化团结。当然，往个人利益上来说，他们这些没有兵权的政客最怕的就是受军阀威胁，像段祺瑞、冯国璋这样大权在握的人面前，显然要捉襟见肘。简单的来说，也是因为个人政治利益所在。
在“三十个中央陆军师”的气势之下，袁肃手里掌握的三个中央旅番号显然没有可以炫耀的光泽。当然这对袁肃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省的成为枪打出头鸟的目标。
过完七月上旬，淮安和淮北的情况已然稳定下来。
正当袁肃开始安排启程返回滦州的行程计划时，北京再次发来电文。此次电文包含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中央军的详细建制，包括各级部队的规范，军纪军规，军饷和粮草的开支方案，军服和武器装备的制式化等等；另外一部分则是中央政府特别批下三十万军事经费，用作三个中央旅的建设工作。
这当真又喜从天降，虽说现在已经过了用钱的阶段，但有钱肯定不是坏事。
有了这笔三十万的经费，不仅可以更快速的帮助淮北、淮安两地警备司令部建设，更能加快中央第二旅和第三旅的扩编工作。
袁肃在领到款项之后，立刻把钱派发下去，催促郭文远、赵山河抓紧编制。
在关于中央军详细建制的里面，还提到中央军的服色，将统一规划为土黄色的军服。以区别于各地方零零散散其他颜色的军服。
袁肃庆幸没有立刻开始订制淮北、淮安两地部队的军服，否则又要重新更改颜色。随即他与淮安、淮北以及滦州的纺织厂做了交代，订制一批全新的夏季军服，要求在九月之前全数交付到各路部队。
到了七月十一日，袁肃在淮安召开了一次政府工作会议，不仅要求淮安本地官员全部到场参加，还要求淮北的官员也赶来与会。借着这次工作会议，他向淮北、淮安制订了一系列政府工作任务，其一是大力推动教育建设，两地在今年年底之前各自兴建两所公立小学和一所公立中学，并尽快试推行义务启蒙教育。
其二是规范政府各项法规，取消不合法、不合规、重复的各项条例规定。所有法规逐步向大都督府靠齐，落实法规统一化。
其三是对工商农的分层次扶持，减免大部分工业行业的税率，减免部分商业的税率，以及严格控制农业税的征收，以实际收成为基础来制订每一期农税征收办法，最高不能超过八分之一的比例。尤其是最后一项，要坚决杜绝欺压农民，剥削农民，利用各种借口强征苛捐杂税。
袁肃甚至当场直接说道：“既有言新官上任三把火，我敞开的这把火放在这里，谁敢碰，我就要谁的命！”
其四是增设社会福利制度，引进滦州的公民保障局方案，开设社会保险来保障本地百姓的养老和教育事业。届时将会在淮安、淮北分别开设“肃业保险公司”，代替公民保障局来X经营社会福利的各项项目。
其五是开办官方银行，由本地政府、民间商人以及滦州肃业公司共同出资。官办银行同样是延续“北方银行”的名称，在淮安和淮北设立分行。所经营的项目同样与北方银行一样，协助政府、保险公司来完成资金周转和运作。
此次会议结束之后，淮北、淮安两地的官僚从某种程度上对袁肃又有了全新的意识。
就袁肃命令要求推进的发展事业，以及对本地工商农多政策的扶持来看，这位年轻的将军的的确确是想有一份作为。很少会有人对教育事业和农民问题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尤其在农民问题上还要牵扯到许多大地主的利益，着实是举步维艰。
然而袁肃确实用最简单的办法来缓解这些问题，那就是减少政府的财务积累，把政府税收用在实际的地方。尽管如此一来，让官员们的利益有所损害，但就长远来看，也绝非是一棒子打死的地步。正所谓细水长流，多少还是能有一些甜头。
众官员也不敢有太多怨言，相反在表面上还有说出一通赞美恭维的话。
政府工作会议的消息陆续见报，袁肃下达的政务任务和制订全新的条规，很大程度上附和了各阶层人民的利益。商人、工人、农民都能感到松了一口气，也都能感到今后会有更好的景况，不得不承认袁肃是一位考虑周全、切实为民的好官。
正因为这些消息铺垫了袁肃在民间的名声，关于成立官方银行的筹资上也得到了积极的拥护，本地许多商人纷纷愿意出资入股。粗略的估计，北方银行淮安、淮北分行融资甚至可以有可能超过总行。
淮安、淮北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好，南北战争的阴影在这两地已然消失的干干净净。
……………………………………………
【阎相文（？～1921）字焕章。山东济宁（今山东济宁市任城区）人。天津北洋武备学堂毕业，曾反对辛亥革命。1917年任直隶第二混成旅旅长。次年入湘镇压护法军。1920年秋升任陆军第二十师师长，1921年5月又被任命为陕西督军。因原陕督陈树藩抗不交权，6月，阎奉命以驻河南南阳的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旋改为陆军第十一师）为主力进攻潼关直趋西安，以驻湖北的吴新田的第七师从武关、紫荆关入陕，侧击西安；亲率第二十师随冯玉祥的先遣部队西进，准备武力接收。】
正文 军绅政权：政治离心力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3…2…27 8：21：46 本章字数：8720
政治的离心力（1900…1911）：官、绅、军队
中国在中日战争中败北，三十年的洋务、时务政策破产了。破产之余，最大的危机是半新半旧的淮军的覆灭，使绅士政权对内对外都失去了屏障。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太平天国和捻军横扫中原。那时恭亲王的“善后章程”要中国以暂时对外和平、取得喘息的机会、努力平定内乱、然后发愤图强为长期政策。1895年，中国虽然没有大规模的内乱，但列强瓜分的局面岌岌可危。大政方针必须改变。当时一致的意见是中国必须重新练兵来保卫绅士政权，当时不一致的意见是民政方面如何改弦更张。
1860年代意见也不一致，但限于官吏之间。一般在野士绅对行政人员，行政人员自己对自己，都具有相当高的信心。1895年意见的不一致，不限于行政人员之中，在野士绅对行政人员也发出了严厉的批评。在朝在野的士绅都认为中国必须变才能自保，但是保的是什么？变到什么程度？
1895年《下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等人正在北京参加考试。他们的联合行动就是所谓的“公车上书”。他们所建议的有：（一）迁都继续作战；（二）变法以图强。他们正面地或旁敲侧击地对行政人员提出批评。这一个变法运动发展为1898年的“百日维新”，主张扩大政府的基础，包括在野的士绅，都参加政治讨论。他们主张立宪，要把承天命以统治天下的清朝改为顺民意以统治中国的民族国家。他们也主张改变考试制度以选拔新式的治国人才。这样的改革方案就是当时保守的政治势力所谓的“叛逆”，因为他们要保的是中国，不一定是“大清”。他们注视的焦点是中国民族主权的完整，不一定是中国文化主权的完整。
“百日维新”之后，保守的政治势力受到外国势力（Salis，bury侯爵所谓的“租借权之战”）和农民（义和团运动）反抗外国势力的双重压迫。保守派的看法是，如果不顺应民意，那么中国就无以立国。在义和团战争中，使保守派政府最为心悸的一个新发展是“东南自保”。山东的袁世凯、两江的刘坤一、两湖的张之洞、两广的李鸿章都拒绝卷入战争的漩涡。
“百日维新”象征着在朝与在野士绅之间有了裂痕，“东南自保”象征着在朝士绅之间有了裂痕。统治阶级本身的裂痕是统治阶级最关心的事。
保守派在1901年北京和约之后，不得不对新的绅士势力让步，这才有1900年代一系列的改革。主要的改革包括：（一）教育制度、考试制度的改革。传统的考试制在1905年废除了，代之以新式的学校教育和新的考试办法。（二）扩大政府的基础，容纳在野绅士的意见。尤其是在日俄战争之后，立宪简直变成了公认的治百病的良药。在北京，进行了宪政编查，答应开国会，答应立宪；在各省，成立了咨议局。（三）在经济方面，《下关条约》规定通商各国能在通商口岸设立工厂，兴办实业。中国本国的绅商也享有民办实业的权利。于是张元济、王云五等绅士在上海办了商务印书馆；袁树勋、杨度等地方绅士在湖南兴办矿业公司；张謇在南通办纱厂，开垦盐碱地。当然许多没有功名的商人、实业家甚至帮会里的人如杜月笙，也参加兴办实业。张謇在他的《张季子九录？实业录》里说他是“通官商之邮”。他从士绅（状元）到商人的转变过程，是他认为从“皭然”到“秽浊”的过程。干净也罢，秽浊也罢，他走的不是一个传统的状元所走的途径。
这样，中国的新式企业从官办或官督商办的传统，走向了民办的局面。从1894年的一百多家新式企业增加到1913年的五百四十九家。投资从1905年的六千一百多万元增加到1913年的一亿两千多万元。在金融事业方面，旧式的山西票号渐渐衰颓，新式的官办、官商合办以及商办的银行逐渐兴起。各地的绅士也发动了收回矿权、路权的斗争。其中尤以湖南、四川、广东三省的斗争最为剧烈，以至于跟革命合流，TF了清廷。
中央和省一级的改革由上层绅士负责，他们可以说是头脑比较新颖、比较开明的人。他们在1900年代主张立宪，主张兴办实业。这些主张得有宣传机构，于是他们办报纸、杂志。新的建设为他们拓展了新的就业机会、取得权力和影响的机会。绅士们从“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的上进阶梯，发展到进学校，到外国尤其是去日本留学。回国之后，做官、经商、教书、办实业、办报纸杂志，甚至写小说、演戏等等。
所谓“上层绅士”也许可以用省咨议局选举资格来划分。那些人必须具有中学毕业或同等学历，有功名，五品以上的军人或七品以上的文官，有不动产或资本五千元以上，这种人不到全国人口的万之四十二。在他们之下有中下层的士绅住在县城或乡下，也在办新政。传统的县政府和中央政府一样有六个部门——吏、户、礼、兵、刑、工六房，此外设有盐房、仓房、承发房。1900年代新机关设立了，都由乡绅领导。新机关有实业、教育、警察、团练、市政，此外有些地方还成立了商会和农会。
这些新政究竟有些什么成绩，那不是我们的课题。但是在变革的过程中，绅士阶级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是“责无旁贷”的。这些当然的领袖约有七百万人，占全国人口约百分之二，跟幕末的武士在日本人口中的比例差不多。他们进行改革，那是他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