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夫当国-第17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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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市古宙三先生的研究，这些中下级绅士，比上层绅士保守。在办新政时期，他们增强了在地方的领导力量，也取得税收和支配税收的权力。省一级的地方绅士也因为办新政而增强了他们的地位和权力。咨议局变成了扩大他们权力和影响的机关，报纸杂志变成了扩大他们影响的工具。
从政策的观点来看，在朝绅士、在野的上层绅士、在野的乡绅，代表着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利益。彼此之间有矛盾，而且矛盾在发展。在朝绅士一致反对革命，要保中国，同时要保大清。他们不相信缺乏行政经验的地方绅士，怕新政搞得太过火，怕收回路权矿权搞得太激烈。在野的上层绅士希望在朝绅士让出更大的权力，他们不相信官吏能实现新政的目的。中下级绅士受的还是传统教育，没有进过学校，更没有留过学，甚至他们的儿女也很少受新式教育的机会。可是他们站在绅士的最下层，一面跟地方政府争权，一面抵抗当地的民众。绅士集团于是分成这三个部分，每个部分之中意见不一致，又因为亲戚、朋友、师生等关系而分成许多派系。
从职业的观点来看，绅士们、士大夫们，有了各种新的就业途径。他们一些人参加了工商业者的阵营，一些人变成了新的自由职业者（从事教育、新闻事业、职业写作、律师、会计师、西医等等）。他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颇为相似。他们多半来自士大夫的家庭，但已经不是传统的士大夫了。
这就是说，中国的统治阶级分成了许多集团和派系。办新政，一面增强了绅士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另一面削弱了他们的团结。新政是他们在政治和社会上的权力和影响的根据。如果新政办不好——事实上办得很不好——对他们的权力和影响会有很不利的结果。
在野绅士之中还有一派认定中国非革命、非改变国体政体不能自存。改良派办新政愈糟，革命派的势力也就愈大。两派的基本分歧之点在于是否用武力达到改革。如果要用武力革命，那么就需要民众——绅士以外的中国人。那时有组织的民众有两种——反满的秘密结社、新式的军队。1900年代革命的绅士和这两种有组织的民众都取得了联系。
这样我们就转到1895年以后中国建立新军的运动，以及新军和绅士的政治关系。
练新军开始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主要的目的在保卫京师。1895年到1900年之间编练成了五个武卫军，在义和团之战中损失了四个，只有驻扎在山东的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武卫右军）得以保全。1901年与1907年之间，中国有两支新军：中央政府委派袁世凯编练的北洋军和张之洞在湖北编练的自强军。1907年（中央）规定练新军三十六镇（师）的计划，各省才开始练新军，目的也在维持国内政权的安定。
1905年废除考试的一个结果是新教育比传统教育贵。有志有才的年轻人上进的机会和个人的财富发生了更密切的关系。这样1907年各省练兵给有志有才但家境清寒的青年带来了上进的机会。于是他们投入新式的陆军学校，例如陆军小学、速成学校之类。有一些到了日本在军事学校求学。前者以李宗仁为代表，后者以蒋X介X石为代表。军队为绅士的子弟开辟了一个就业上进的机会，可以用鲁迅为例子。
不久，在中国的新军中有了两种军官：行伍出身的甚至连字也不认得的军官，军官学校训练出来的军官。一般说来，在北洋军系统之中，留日的军官比较少，留日而升为师长旅长的更少。在各省的新军之中，留日的和留日军官训练出来的学生比较多。这些留日的中国军官，在日本时比较中日两国的得失，又和在日本亡命的中国X革命党人接触。那时在东京的同盟会员之中，学者和军人是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
新军军官究竟有多少是知识分子，很难估计。以湖北的新军为例，1905年加入新军的人，九十六人之中有二十个廪生、二十四个秀才。第三十二标（团）之中有二十到三十个有知识的军官。这些有知识的军人，尤其是在日本受过训练的军人，一方面能比较中日两国的得失，一方面受过革命派的宣传，他们多半认为非革命不足以救中国。
练新军是为了安定清室的政权，练新军的结果是南方各省的新军反而成为革命的基本力量。历史上常有这样的讽刺。
革命的知识分子也对秘密结社的民众进行了联络和宣传的工作，最显著的是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这是由哥老会领导的反满的革命。他们的宣言中虽然提出了建立民国的政纲，但是中国秘密结社的组织和作风却蕴含着顽强的传统的势力。不只是萍浏醴起义，孙中山依靠洪门（三合会）领导的好几次“边境革命”都没有发展成全国性的运动。这似乎证明了各个秘密结社团结行动之困难，也证明他们发动群众的能力有限。
但这并不是说秘密会社反满的情绪、要求社会正义的情绪对清室的覆亡没有贡献。正相反，他们在好些省份之中，例如四川、贵州、湖南、江西、广东等，对摧毁清室的绅士政权有过很大的作用。四川绅士领导的保路运动变成群众性的保路军，广东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民军，就是很好的例子。
总结说来，1900年代中国的绅士集团分化了，有的与工商阶级结合，要求民主立宪的现代化；有的加入了军队，与军人群众结合，要求共和；有的与秘密结社联络来TF清室；大部分都继续拥护清室，保存了绅士的政权，企图安定社会局面。
在有组织的群众之中，军人反满，要求建立共和国体和政体；秘密结社反满，但没有显明的建设性的政纲。
中国社会各阶级都呈现出离心的倾向，在这个倾向之中，清朝两百多年的统治就结束了。
第二章政治的离心力（1912—1913）：各省
中央和地方的政治关系，因为辛亥革命而起了重大的变化。
辛亥革命以前，中央政府是从州县、省到北京，一个统一的行政系统的最高点。一切情报、建议都集中于北京，一切命令由北京转达到省和州县。凡是政策的决定、官吏的任免，由北京考虑、决定、批准。附属于这一个庞大的行政系统还有全国的军事系统、财政系统、司法系统、消息传达的系统，都同时以中央政府为最高点。
中央政府也是礼教、儒家政治、文化传统的中心。圣明的天子，居于天人之际，主持国家最隆重的祭典，也主持全国最高的考试，选拔英才，赋予治国的责任。他之所以能担负这些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责任，因为他是“内圣外王”的完人。
这一个完人，以法治天下，更以德治天下，那才是王道。那样的政权才是合法而且有道的政权，那样的政权才能是合法与有道的最高裁判所。
从政治结构和政治社会思想两方面来看，中央政府都是国家的中心。
省是北京之下最高一级的地方行政单位。省的划分依据地形、经济和社会因素，也依据历史传统。省会是一省行政、教育文化、经济生活的中心。武汉之于湖北、广州之于广东，就是例子。上海之于南京、天津之于保定，那是晚近的事，算是例外。
省是家族居住的地方，代表大体相同的方言、大致一样的生活习惯。广东人吃广东菜，四川人看川戏。同省侨居外省的人有会馆、同乡会、商帮，例如江西帮、陕帮。这些社会文化因素增强了中国人对本省的亲切之感。
一个省虽然在经济上常常不能自给自足，需要和其他省份发生通商关系，但行政上可以自决，在社会意义上是一个大的单位。自决不等于独立，省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行政个体。基本的原因在于它不能代替中央政府行使意识形态方面的职能，它不能是有道无道、合法违法的最高裁判所。
1895年以后，中国的政治社会思想起了重大的变化，1900年以后的变化更快。北京作为最高的合法违法、有道无道的裁判所的地位开始动摇了。
经过三十年的洋务、新政，北京在那两次战争中仍然不能保卫国家民族的利益。据改良者的看法，那是因为上下壅塞，也就是在朝在野的士绅、中央和省之间没有大开意见交换的途径，所以他们要求成立学会、国会、省议会，也要求立宪。这也就是说政府不能适应世界的潮流来代表绅民的公意，所以必须改革。据革命者的看法，根据当时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日本大和民族的学说，一方面中国的国体政体必须改变，另一方面“劣等的”满族统治“优秀的”汉族的局面必须TF。
清室之迟迟不立宪、改革不彻底，使要求立宪的改良者失望，同时也证明了革命者判断的正确。为了使革命比较“文明”，改良和革命两大思潮趋于合流。
辛亥革命之中和以后，北京与省之间的关系改变了。
首先是许多省份宣布又取消了独立。从1911年开始的各省独立的作风，并不等于说省脱离中央而变成像外蒙古那样的独立国家，外蒙在1911年12月26日宣布真正的独立。1911年省独立的意义有两个：（一）行政上暂时跟北京断绝关系，不再承认北京是全国行政、财政、司法、军事系统的中心；（二）暂不承认中央政府是全国合法违法、有道无道的最高裁判所。这两点是各省宣布独立的中心内容。单从这两点来看，1911年省的独立和太平天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没有什么分别。分别也有，那在于1911年的省独立是暂时的，而且独立以后的新政权是由尊崇中国旧文化传统，在社会上根据旧标准而有地位、声望的人推选的。新政权的阶级意义保证了独立不过是暂时的。
各省的独立由三大势力所促成：第一是主张或同情革命的绅士；第二是拥护或同情革命的军队；第三是反满的秘密结社所领导的群众。这三个势力在不同的省份中组合的比例不同，于是在新政权里、军政府里，权力的划分也就不同。
使军政府合法有道的势力是主张或同情革命的绅士，他们暂时代替了北京作为合法有道的裁判人。但他们不敢担任最高裁判人的职能，那是冒天下的大不韪，有篡夺的嫌疑。他们合的法是文明的法，有的道是传统的道。换言之他们参加或同情革命，使革命过程中对绅士阶级的财产生命，破坏得少一些，尊重得多一些。但一经宣布了独立，省一级的绅士和中央的绅士对立了起来；既然革命要合法有道，要“文明”一些，他们也跟秘密结社领导的群众对立了起来。在对立之中，一方面要派兵对抗中央，另一方面要派兵镇压群众，这样才能保护绅士们的新政权、生命及财产。军队就变成了一个不可少的保卫工具。
在革命的过程中，中央军队和革命军交战最激烈的地方是湖北，其次是江苏，再其次是山西。在直隶（今河北）、河南、山东及东北三省之中，中央的势力很牢固。此外的宣布了独立的省份里，地方绅士最迫切的敌人不是中央而是秘密结社所领导的群众。在陕西、四川、贵州、湖南、安徽、广东，绅士和秘密结社的斗争尤其尖锐。这六省之中，除了湖南表面上由绅士领导，广东表面上由gmd（同盟会）领导之外，其余都是由军人领导的军―绅政权。在军人势力强大的湖北、云南、山西、江西，自然也成立了军人领导的军―绅政权。在秘密结社势力比较弱的地方——江苏、浙江、福建，成立了绅士领导的绅－军政权。各省的权力就是这样划分的。
到清帝退位之后，各省取消了他们暂时的独立。新的中央政府，先在南京，后来搬到北京，承认革命过程中的既成事实。二十二省的都督，十五个是军人，七个是绅士。
在革命的过程中，这三个势力的表现怎样呢？
革命的新军比较团结，相当守秩序。新军在革命中乱来的例子不多。他们和绅士合作成为TF清室同时又维持地方秩序一支最重要的力量。四川的情形可以用作有代表性的例子。四川成立军政府时，军人和绅士讨论是否实行军民分治。意想不到的是军人赞成分治而绅士反对。反对的理由是“袍哥（哥老会分子）横行，如分治，恐治安不易维持”。同时在广东、陕西、江西、湖南，某些军队领袖以为自己没有“资望”，缺乏行政经验，不能使军政府合法有道，所以把领导权让给绅士。
绅士们颇不团结。省一级的地方开明绅士有的支持革命，有的首鼠两端；州县绅士直接受到群众的威胁，看不出革命对他们有什么了不得的好处，所以反对革命或对革命冷淡。有些地方绅士在革命中的表现比较好，有的却不令人钦佩。一般说来，清室的地方官很怯懦，“殉节”的很少。甚至支持或同情革命的绅士也忽左忽右。在山西，北洋军攻下太原时，宣布了独立的绅士又挂起了龙旗，又拥护清廷。所以山西革命军领袖姚鸿发说：“一般腐儒，有何能为？”在安徽，合肥的绅士一面支持一面反对革命。在四川，尹昌衡就任都督之后，会党到处滋事，绅士们竟请已经下了台的四川总督赵尔丰派清兵去镇压。在山东，绅士们宣布了独立，立？求皇帝宽赦，请皇帝批准他们的独立。袁世凯大兵压境，绅士们竟又取消了独立。这样的表现例子还很多。
秘密结社或会党的表现一般都很不好，很幼稚。除了安徽的淮上军以外，其余到处捣乱，生活习惯很腐败，他们没有建设新政权的蓝图，只起了些消极的破坏作用。
军―绅政权的团结并不是没有破绽的。新的中央政府成立之后有了《临时约法》，于是地方绅士的合法有道功能减弱了。绅士们的钩心斗角，腐败的传统作风，使所谓的“行政经验”、“资望”、“能力”等等理由变成了荒唐的神话。绅士们的地位很快地就一落千丈。军绅之间有不可分离的彼此依存的关系。但是军政府和以后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有限，一面要养兵，一面要发展民政工作。这样的矛盾在革命以后因为需要扩军也需要整顿民政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