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拉尼亚-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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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谷（1）
这里的路面崎岖且狭窄，两侧的人行道很高，中间汪着水坑，不，是水塘，是污井。汽车打着探照灯开过，水一直淹到半个车身的高度，大团泥浆溅到稀稀拉拉的行人身上。他们披着塑料袋，忙不迭地往两边躲闪。
八月，蓝天穹庐般地笼盖着火山，河谷被水淹没了。水，黑色的、发臭的水，从排水沟里溢出来，从田野深处涌出来，慢慢地，慢慢地流过水沟，流过停车场和路肩。城市四周，一望无际的稻田闪着金灿灿的光泽。
我在这个季节来到河谷，搭的是西方公共汽车公司（Autobuses de Occidente；）的车（“西方公共汽车公司”中的西方Occidente 一词与 Accidente该词意为“事故”。音形相似，因该公司的车机械状况很差，戏称“事故车”），莫雷利亚省。我手头有一项为时三个月的任务，可以延期，有三本笔记要做：一本是关于特帕尔卡特佩河谷的土壤学记录，一本是河谷的土壤分布图，还有一本是巴希奥的地理行政区划图。我的所谓盘缠，是协助发展组织研究部主任科斯莫教授致朗波里奥研究中心主任托马斯？摩西博士的一封推荐信。信中，科斯莫教授热情赞扬了曾在法国图卢兹学院求学的瓦卢瓦教授。
我不确定自己来这里究竟想要寻找什么。或许是去国离乡的感觉，又或许正好相反，我要寻找现实，一种我在法国接受的教育中从来没有了解过的现实。我满脑子都是数据，那是一份列满计划的档案：拉丁美洲的食品缺乏蛋白质，工厂雇佣童工，剥削妇女劳动力，农民因负债被迫向首都、向美国边境流亡；报告打印稿，技术卡片，协助发展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报。
来到河谷的第一天晚上，我住在市中心的彼得？潘旅馆。屋顶檐槽里淌下来的水把我的一半材料都淋湿了。我到五金店买了一根绳子和一堆衣夹，把材料挂在靠窗的地方晾干。我的房间看上去就像一间假钞制造厂。
一天又一天过去了，我开始渐渐地了解这座城市。城市布局是环环相套的同心圆。正中心是广场，种着修成蘑菇形的木兰树。孩子们在老合唱学校里玩捉迷藏。教堂就在市政厅和监狱旁边，监狱的围墙是泥巴做的，应该不会给越狱犯造成很大麻烦。外面一圈是集市，首先是搭篷集市，出售化妆品、服装、光盘、磁带，还有为数不多的供游客留念的小饰品。进入集市时，我们经过了一条由锻铁和碎玻璃搭成的长廊，长廊上出售钝刀原文为西班牙语。、奶糖、番石榴酱和醋泡仙人掌。教堂左边的巷子里全是旧货铺。巷子的尽头伸出一条短短的羊肠小道，那儿有三家彩扩部和仅有的一家复印打字店。再外面一圈，是挤得向外漫溢的水果和蔬菜市场。与达莉娅相识的第二天，我去了那里，没想到我们后来竟然成了情人。那时候，她刚到河谷，她对我说：“如果你对一座城市感到陌生，那就到集市上去了解它。”我说：“可我更喜欢去电影院，不过没关系，我还是陪你去集市吧。”
达莉娅？华是波多黎各人，几年前来到墨西哥。她嫁给了一个萨尔多瓦人，一个被流放的革命者，毕业于自治大学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是全国最大的综合性大学。。孩子出生后，他们就分手了。达莉娅的丈夫经济条件较好，得到了儿子的抚养权。她于是来到这里，在朗波里奥研究艺术史啦，民族民间音乐啦，反正是那一类东西。达莉娅是个褐色头发的高个子女人，肤色像烤焦的面包，眼珠的颜色像蜂蜜。她高挑而灵活，阴阜上方的肚皮上有一条紫色的疤痕。我第一次看见她赤身裸体的时候，曾经问过她：“这里是怎么了？”她伸手捂住肚皮，捂住那块变硬的赘肉。“我儿子法比就是从这儿生出来的。我不能叫他凯撒，所以给他取了个拉丁名字。”
我们在菜市上边走边逛，她拉着我的手。因为个子高，她微微弓着背，一只手在前面拨开挡路的篷布。我们闻到一股冲鼻的气味，是芫荽，番石榴和烤辣椒的味道，还有从盖着水泥网的街沟里流出来的污水的味道。我们不时暴露在太阳下，周围是成群的红色和黑色的胡蜂。感觉还挺不错。我们最后看到的是停车场旁边的小路，卡帕库阿罗的印第安人在那里出售歪歪扭扭的松木毛坯家具，那味道很好闻。至于当地人的模样，我们是通过一个双腿残疾的家伙见识的。那人看不出多大年纪，撑在小车上吃力地在人群中往前滑行，每只手握着一只熨斗，就像布努埃尔路易斯？布努埃尔（1900—1983），西班牙电影导演，受弗洛伊德和法国超现实主义者布勒东的影响。代表作有影片《一条安达鲁狗》、《无粮的土地》、《被遗忘的人们》等。电影里的一样。我给了他一张纸币，他瞥了我一眼。下午，我们带着大包小包的水果回到彼得？潘旅馆，开始狼吞虎咽地吃甜西瓜，芒果和野香蕉 。我们把床垫扔在地板上，躺在床垫上做爱，为的是不把床绷弄断。之后，我们一起迷迷糊糊地望着窗帘上的光线变化，望着云朵渐渐布满天空。这也是了解这座城市的一种途径，感受它的砖瓦屋顶、挤满小汽车的马路，还有旧式广场和大商业中心。通过这种感受方式，我们可以不再觉得自己只是匆匆过客，反倒觉得我们要在这里待上一阵子，或许很久。
河谷（2）
第二天，我在老教堂前找到一间出租房。我们花了几个小时把房间布置了一下：一张铺着灯心草席的双人弹簧床垫，一张被我锯矮的杉木桌，三把在五月节大街的流动小贩那儿买来的低椅。我们的房间里已经有了一台生锈的大冰箱，声音吵得像患了哮喘的狗，还有一只油腻腻的炉灶。我们还得再买两只带减压阀的煤气罐和一些厨房用具。起居室的两扇窗户朝向老教堂，不需要挂窗帘。在卧室的窗户上，我想挂一块布，达莉娅却想糊报纸。她这人其实骨子里不太像姑娘。我们还有一个小房间，本来可以用做书房的，达莉娅却决定留给法比，一旦她得到孩子的抚养权就把他接过来。
达莉娅很喜欢做菜。她常常做她童年时在圣胡安波多黎各首府。吃过的菜：拌了豆瓣和蔬菜的米饭、鳕鱼、炸车前。我不问她的过去，她也不问我。我想，我们都很感谢对方，不喜欢刨根问底。
她情绪不大好，有时候酒喝得特别多，朗姆酒可乐或者帕罗马斯，在橙汁里加苏打水的甘蔗烧酒。她常常在床垫上缩成一团，眼睛盯着窗户上的报纸。爬起来的时候，她脸色发灰，眼睛浮肿，好像刚刚在水里憋了很久才上来似的。我们不说话，但我们都感觉得到，这一切不会持续很久。我要写关于特帕尔卡特佩河谷和小农征地的报告，我会到别的地方去生活。在法国，我将会成为一所小学院的教授，我会远离这个人口过剩的河谷。而她是不会离开的，骨肉之情终究难舍难分，她永远也放不下她的儿子。但我们都情愿相信，这些都不那么重要。
每晚六点起，城市便开始拥塞。汽车从四面八方经由主干道或五月节大街开进城里，围着广场兜圈子，等着向西边进发。广场好像在发烧，四驱、越野车、皮卡、道奇－大公羊、福特－护林人、雪佛兰、丰田、日产－边境轰隆隆响，汽车的大轮胎在滚烫的沥青上擦出的嘎吱声，柴油味，呛人的尘土味，那隆隆声中还夹着一种低沉的跳动声，一种持续不断的突突声，时而远，时而近，一下接一下，如同一只将广场和市中心楼房紧紧裹住的，身体奇长、内脏跳动的动物。
隆隆声一响，我们就会从午休中醒来，大脑迷迷糊糊，因为做爱，身上还黏黏的。“听，”达莉娅说，“好像在打仗。”我一边抽烟，一边望着客厅天花板映出的已经开始跳动的夜晚的灯光。“那更像是庆祝会。”其实，我感觉到达莉娅很担心，那是她祖传的在夜晚来临前的恐惧。“是那帮卖草莓和鳄梨的家伙，哪儿来的都有，想跟我们炫一炫他们有多厉害。”
达莉娅瞎编了一些小说，依据的都是她的亲身经历。小说里，她总是一名###分子，逃离波多黎各之后，爱上一个革命者并嫁给了他。
“不过是在炫耀他们有钱，好招引女人，”达莉娅很激动，她捂住耳朵喊道，“滚他们的蛋！带着他们的票子，女人和破车！”
我没法使她平静。我本来可以推说该对那些破车和噪音负责的不是他们，汽车也不是为他们发明的，他们不过是一些爆发致富的农民，不过是长长的经济依附链上微不足道、可有可无的一环。
达莉娅躲进厨房，点了一只大麻烟。她塞住耳朵的方法，是用随身听听她的波多黎各音乐、鼓声、萨尔萨一种拉丁舞。的舞曲声。
雨季行将结束时，河谷每天晚上都挤满了人。豪门公子哥坐在有色玻璃车窗后面，坐在通体鲜红，绘着火、龙、忍者和阿兹特克阿兹特克人，指墨西哥的印第安人。战士的汽车里，重新占据了他们的父辈因卫生糟糕而逃离的市中心。他们来自市郊、大农场和富人区：光荣区、半月区、未来区、花园区和新世界小区。他们是草莓帝国的继承人，腰缠万贯：艾斯卡朗特、夏莫罗、帕特里西奥、德拉维加、德拉维尔尼、奥尔甘、奥利德、奥尔莫斯家族……
很久以来，他们的父辈一直用饱经沧桑却富丽堂皇的粉红色老石屋去交换那些刷成红色或黄色的加利福尼亚式水泥别墅。别墅是一种新哥特式城堡，屋顶是仿板岩设计，装饰有假阁楼，大理石列柱门廊。别墅里有按摩浴缸，外面有心形、吉他形和草莓形的游泳池。
河谷（3）
不过，他们也没有放弃自己在城里的权利。他们把自己的住宅改造成大商店、多层停车场、电影院、冷饮店或者高乔南美洲潘帕斯草原上的游牧民。式的烤牛排餐馆。
就在这座被遗弃的城市里，在这崎岖的人行道上和无遮无盖的阴沟中间，唐？托马斯创立了朗波里奥，一个致力于人文科学的高等教育研究中心。
托马斯？摩西并非出身于将河谷玩于股掌之中的草莓种植者或鳄梨生产商那样的大家族。不过，他倒也来自名门望族，世代书香。他的家族为国家贡献了一代又一代法官、教师和神甫，并且在战争和革命中保存住了自己的实力。他不是河谷本地人，而是基土潘人，那是位于特帕尔卡特佩河源头的一个小山村。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朗波里奥，他的办公室里。他彬彬有礼的款待令我感到非常愉快。我见到的是个胖胖的小个子男人，黄褐色皮肤，头发很黑，长着一双印第安人的温和的眼睛，唇上留着过时的板刷式小胡子，不仅如此，他全身都是过时的打扮。他身上穿着一套栗色西服，上装似乎已经穿过很久了，里面一件蓝色短衬衣，秀气的小脚上套着一双擦得乌黑锃亮的皮鞋。他在大学里教了一辈子历史，终于在五十岁上创办了这座小小的学院，一方面是出于对故土的热恋，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挽救传统和记忆中应该保存的东西。他为学院取了朗波里奥这个谦逊的名字，意思是“菜市场”。为了解决房租过高的问题，他把学院设置在河谷里一座典雅的老式房子中，房子是他从那帮贪得无厌的创办人手中及时抢救下来的。
房前是宽敞的门廊，外设西班牙式栅栏，与马路的喧闹隔离开。房子只有一层楼，屋内的老式房间全部打通，落地窗统统朝向内院。院子里种有橘树，还有蓝釉瓷砖喷泉池。研究者们就在这儿，在这浓厚的殖民地氛围中举办各种会议并教授课程。
每隔一周，周五晚，朗波里奥的大门都会向河谷居民敞开。这是唐？托马斯的主意，可谓相当荒唐：他要砸烂社会等级与偏见的枷锁，让农民和普通老百姓也能登上大雅之堂，让文化自由化、平民化、流动化。听到这个主意，首都来的研究者们开始窃笑，尤其是那些人类学家，那些为肚子里的几滴墨水而自鸣得意的家伙，那些把知识与权力混为一谈的人。他们不太相信跟农民会有话可说。“就凭那帮打扮得人模狗样的乡巴佬儿？那帮星期五晚上跑过来做弥撒，其实是为了张着大嘴听听拉丁语的印第安人么？”
不过，他们承认，学院对外开放有一个好处：“至少，他们不能再说我们疏远他们，或者说我们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厄瓜多尔人类学家莱昂？萨拉马戈毫不掩饰自己对唐？托马斯的轻蔑。他一本正经地撇着小胡子说：“哼，这都是老头子出的天才主意啊！他想把针对我们知识分子的所有批评都扼杀在摇篮里。”他大概不会晓得，托马斯？摩西喜欢看着那些在甘蔗地里辛勤劳作了几个世纪的奴隶的子孙能够每月两次进入维尔多拉加庄园的豪华住宅。这真正是一场革命啊！
一见我进门，托马斯立刻精神起来：“地理学家来了！太棒了！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他控制了一下自己激动的情绪，接着说，“您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地理学的功用。”
他毫不迟疑地打开记事本，一页一页翻动着：“今天是八月六号，二十号我有事，九月三号我不在，十七号家乡庆祝会刚结束，大家都还在城里，好极了，您能来吗？”我不知道有什么理由拒绝他，没剩几天了，我得拿出一篇像样的西班牙语发言稿。唐？托马斯靠在皮椅上，黑眼睛满意地注视着我，如同一位和蔼的小学老师在给学生布置一场模拟考试。
“您可以给我们讲讲洪堡亚历山大？冯？洪堡（1769—1859）， 德国博物学家、自然地理学家，近代地质学、气候学、地磁学、生态学的创始人之一。，或者拉姆霍尔兹，《墨西哥陌生人》的作者。您知道，他来过这儿。去魔山探险之前，他甚至还在圣…尼古拉神甫家住过。他一心要为纽约地理协会带回一具印第安人干尸，所以想法儿收买了一个人，把一个死人埋在了谢朗，就在离此地不远的山里。因为这，他差点丢了性命，还好他爬上驴子，飞快地逃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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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谷（4）
接着，他突然转回到正题：“噢，您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