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光复:华文漫史-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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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写好这一部份，我认真阅读了两天（当然是在工作之余。这些天发生了不少事情，而不久前还刚刚为童自荣老先生的一段朗诵写完一小段文稿），同时，我将写作电脑搬到了阳台上。这个十一月初的天气还不错，再过两天，由坦克库邀请的美国康斯威星大学的爵士乐团还要来此为城市作两场表演，希望天公作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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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与司马迁（2）
这种将历史和当下以及将中国与世界作如此近距离的沟通，可能唯有以漫谈的方式才能达成，而且，这种方式也才能适合我目前的状况以及个人的喜好。这部书究竟会为世界带来怎样的结果和影响，我是不知道的，而唯一知道的就是，世界上还没有这样的方式来描述中国文化，因为它实在是算不上任何一种已有的文化史纲体裁，倒是王国维的那本《人间词话》，还有那么一些旷世而独遗的风格，令他可以在一庐之间，作出一些对文化的个人观感和意境评判出来（这一点与刘勰也颇为相像）。而就在今天下午，一场书博会的书香大使表演将公开举行，一场广商投资公司成立的酒会也将举办，而一个更大的单身日主题活动也将在这座城市的夜晚启动（今天是11月11日），另外，一位公司的老同事将在今天结婚，我记得他刚来的时候还只是一个小男孩。在中国，还会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在发生，而在世界，我想，这就是一个放而大之的惯例了，我想起古希腊那位形而上学的始祖赫拉克利特所谓的“万物皆流”，于是将现实客观一瞬与历史的永恒在此分开。
而于二千多年前（公元前104年）开始编著《史记》的司马迁，是不是也是一样地将现实与历史在他面前截然分开的呢？
那时候，汉朝正处于国力鼎盛时期，汉武帝正图大略，遣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和李广将军以及其之子李陵等北击匈奴，以扩边疆，这一时期，是中国第一次以强大国家的面貌傲视四邻的时期，并有着打通西域直至更大世界的巨大历史机会。然而秦以来直至文景之治期间所采取的重农而抑商（尤其是景帝在位时期御史大夫晁错的“贵粟疏”），使武帝甚至所有中国帝王们的世界观中都缺少了一个国家通商与发展贸易的重要动因，以致征伐与统治以及农耕经济在中国的漫长历史中一直都作为国家的核心职能，因此，即便是汉武帝拥有着强大的国力和外望世界的勇气，然而仍然没有为中国的后来历史带来令人惊喜的世界性改变（这场世界性的改变在公元1978年之后开始走向完全彻底了，而也不过是近三十年的时间）。
因而，今天来看，即便是司马迁所著的伟大《史记》，也只有在这个称之为中华的民族国家自身发展的一条自转轴线上来记述了。这条自转的历史与文化轴线，对于世界而言，有着近二千年的神秘感，即便是到了今天，世界对于中国的认知仍然可能会停留于人类历史的空白或某一个历史节点上，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种文化上的不公平，而造成这种不公平的很可能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因此，要彻底了解中国，这部《史记》则不得不看，而要看明白中国的《史记》，这本《华文漫史》也就有了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必读之书的可能。
我则是为这一可能而工作的。比较凑巧的是，就在昨天，北京开幕了中国文代会，国家主席###在会上发表了社会主义中国先进文化时代揭幕的演讲，他指出：一切有理想抱负的文艺工作者，要担当起时代赋予的庄严使命，投身到讴歌时代的文艺创造活动中，开创中国文学艺术事业的新局面。在这里，可以想象到：一个文化推动中国以及影响世界的时代来临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也与《华文漫史》相伴而生…这是我在更早时候所预言的（在我开始谈论中华文化历史之际，一个新中华文化的历史也恰恰开端，我不知道这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历史与命运的暗合）。
感谢太史公在人类纪元刚拟开始的时候，就为我们誊清了这份错综复杂的中国历史的卷子，要将浩繁同时缈远的历史和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现实（司马迁本人就亲身遭遇了这种不确定性）描摩出来，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迄今为止，我们尚不得而知有多少人在中国故宫里以及各地的文化部门做着类似的工作，在全球，这种工作则需要更多的人来做。司马迁开始这项工作时，也是一个大汉帝国的国家昌盛时期，而在之前，他就已随着父亲司马谈（朝廷前任掌管文书星历的太史令）和汉武帝巡游了中国的绝大部份地区（司马迁三十岁时担任了郎中一职），他是一个细心而且耐心的学者，游历中他尽可能实地考察了一百多年前的诸侯列国和那些国家各自不同的民风，更向前考察了春秋大思想家们的出生地并打听他们的轶事直至寻访黄帝的踪迹和尧舜禹帝的历史身影，在汨罗江畔，这位虔诚的历史学家也凭吊了那位伟大的爱国者和诗人屈原，并情不自禁流下英雄相惜的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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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与司马迁（3）
在这部宏篇巨著编写之际，司马迁对这一“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浩大工程也突然有过那么一丝犹豫。为此，他对于此书是否由他来著写以及他是否有这个能力来著写，是思考了颇长的时间。在《史记》的作者自序中，司马迁就流露了出来，不过，我想他还是获得了自己的信心，这个信心的来由，也由他自己在自序中道了出来：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这就是司马迁找到的最大理由：使命般的力量（或者是天命）。这是他父亲给他的遗愿以及那么一个冥冥之中由时间和空间所构成的一个巨大力量，而且，每五百年这种力量就会在人类中显示一次。看来，司马迁相信了这一力量，他后来的一生中，所用的便是这种力量，使他超越了常人，也超越了他所著写的历史。
似乎，自从司马迁获得了这一力量之后，人类历史上就再也没有人超越了他。这种力量之大，足以将一个平凡人从平凡之中甚至是难以言状的困厄中超脱而成为泰山之重，从而将一切藐视。自司马迁出，中国可以不再言历史，这样的话，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说的。
我相信命运就如孟子所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这样的安排，然而这样的安排对于一个凡人而言，又是如此残酷，以致使这个人在当世之际可能会痛不欲生。上帝耶和华为了让摩西成为仆人，一次又一次地考验他，每一次，都没有不是命运攸关，而摩西，仍然是义无反顾地遵照了命运主人的意志，而在更早的古印度，佛佗也是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而得以涅槃，难道这些都是巧合么？抑或是天然存在着人类与自然宇宙之间的更大道理？或者他们的诞生本身就是自然宇宙的意志，他们仅仅只是来到人间作出某种力量存在的证明？今天的人们，是否相信或者思考到这些？或者，今天的人们会有太多的琐事使他们无法触及到这些吧。那么，这本《华文漫史》或许会有对那些心有灵犀的人们一些启发。
司马迁在他四十五岁左右的时候，因为涉及了一件叛国案（准确的说是他为那位叛国的将军说了一些公道话）而被处以了一种称之为宫刑的刑罚，这种刑罚就是将一个男子的生殖部份切除掉以成为宫廷中的宦官之类，这种刑罚之后，男子会因为失去雄性激素而趋向女性化，导致生理和心理的巨大畸变。即使是在今天，东南亚的一些地方仍然存在着被称之为“人妖”的变性职业，很多情况下，这些“人妖”都是因为生活所迫而产生的。而在2000年前，一个正常的男子，一个史学家，因为一场官司而导致这样的结果，对于当事人而言是几乎不能想象的。然而司马迁就是这种难以想象的结果承受者。他在狱中呆了三年，这样的三年几乎可以改变掉任何一个人，而当时的朝廷，并没有在乎他是否具备这个国家的某种价值，它仅仅只是为了告诫所有的人：皇帝是天下不可以违逆的绝对权威，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这就是巨擘与小指头的关系，在中国2000年多年之久的封建君王统治历史中，这种巨擘的力量时常会在它的人民面前显示出来，而更多的时候，它无时不刻地悬在各朝各代的国家朝廷百官们的头上。这几年有许多部中国的宫廷故事电视剧热播，中国的老百姓也十分爱看，其中有很多章节都表现出这种帝王权柄。中国的百姓，在与历史同样长的时间里都相信了这种力量的存在。
这种帝王强权的思想，几乎一直以来就成为与东方人本思想直接交锋并在数千年的时间中以绝对优势控制着中国，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强权无所不达，因此从文化历史观来看，自秦开始，那种自由与奔放的独立的文化浪漫史就宣告了它的结束并全面走向陷落。这一点，是在了解中国文化史时必须注意到的。而司马迁的命运，则只是这种文化陷落的开端一幕，倘若司马迁没有获得那种来自天赋的大能量，一个很可能的情况是，我们不可能在今天看到一部完整而记载清晰的《史记》。
《史记》与司马迁（4）
从公元前104年开始著写《史记》到公元前92年写成，历时十二载，这中间司马迁经历了个人的人生巨大困苦。这种困苦，在他的《报任安书中》有完整的表明：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这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心情，促成了他的生命早衰。《史记》写成之后不久，他就去世了，而至今我们都无从了解他去世的具体时间，看来，司马迁的最后几年，除了孤独发奋著书，已不再为外人所关注，作为一个受了宫刑而成为宦官的文化人，他是在静默中死去的，而这样的一生，又与中国后来无数文化人的际遇何其相似乃尔？去势、幽闭、放逐，直至老死而不为人知，成为了中国文化在漫长封建时代的缩影。对于世界而言，要了解中国的文化，必须深深看到这一点。呜呼，为中国二千年文化和思想的独立精神的沦落默哀三分钟。
似乎，所有人世间灿烂的宝物，都是来自于一场痛苦的煎熬。譬如婴儿的新生，是母亲十月怀胎而至痛苦分娩的代价，因而也被母亲所一生珍爱，所以这样的爱可以比之天地；譬如宝石的诞生，也是源于地火的运行，在巨硕的大地深处，在一场不可想象的炼炉中融化、激荡和反复呻吟，最后向天空喷薄而出，一瞬而成为无瑕的结晶；譬如那光，寻寻常常的朗照四方，在每一天都给人类以沐浴，却是源自遥远的宇宙深处，将无数的核子集聚并燃烧，直到喷发出它的巨大能量，让人类和万物生长而不知道这样的光芒是如何来自宇宙生命的痛苦。我们是看重物质世界的一种生物，我们也依赖着这种标准而生存，然而幸福与痛苦的情绪我们依然可以体会得到，这便是自然宇宙所赐予的灵性吧？当这种灵性被我们所忽略时，这样的21世纪，又将会怎样呢？
在写《史记》和司马迁时，我没有想过将这本著作和这个作者如何作为一个史学家和文化家也向世界作出介绍，而是尽可能将书和作者还原为一个人，一个懂得使命的人以及一个为使命而做了一件工作的人来描写。对于中国文化史，司马迁并不是一个发轫者，然而却很可能成为中国文化开始沦落的首个受害者。而至为关键的是，这样的一个受害者并没有屈从那种巨大的力量，而是以更大的使命力量抗争并取得了一个完全的胜利。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便是这样一个个人胜利的成果。然而，这样的胜利，是如此稀少，以致在很久之后，我们再也无法看到另外任何相似的一个。而他的际遇，则成为了中国文化历史上的禁忌，自此之后，文化不再独立（除了你吟诵风月或是扎进故纸堆里作些文章。很不幸，中国文化有相当的一部份成为了这种样子，以致豪情不再2000年…这恐怕也是我们暂时还无法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另外一个原因吧）。
一场关于中国文化未完待继的讨论（1）
就在编写司马迁这个人以及他的《史记》的时候，报纸上刊登了全国文代会在北京召开的消息。这是一个很能让人看到中国新文化时代意味的消息。
我在看到这则消息时就诞生出一个想法：尽快开一场关于文代会精神的文化座谈会，这个想法立即就被执行了。我的朋友，魅力之都的张董支持了这一建议，结果时间便定在了当天的晚上。下午稍晚的时候我回到公司将###的一些重要讲话内容作了一些简要关键词句的誊写，杨锋协助把它们打印出来，再加上最新出版的《软实力》杂志一起运到了奥体中心的魅力之都俱乐部。晚上的时候，朋友们的如约而至（还有一些在外的朋友未能赶来）。尹国均先生和夫人，赵君辉先生还特地邀来了一位文联的王老先生，清源先生、叮当和夫人、主持人庞涛先生、画家赵爽英女士，书林的刘晓科先生、大渝网的曾先生，还有一位由庞涛邀请到的###的周先生与夫人，以及我的一些同事和杂志记者。
这是一个忽然插播进来的小小事件，之所以让它出现在司马迁的《史记》之后，是我觉得它的发生一如历史一样，是那么一个并不确定的某种动态，这一点，晚上的座谈会是有感应的。座谈会的主题是学习全国文代会精神，开启文化先进的新时代，同时观照当下，讨论如何启动重庆直辖文化战略。清源是主讲嘉宾，他有一种斯文儒雅的风度，而话语绵密。后来，老尹有些迫不及待地作了很精彩的演讲，他的样子和蓬松的发型，总让人觉得他更象是诗人而不是一位建委开发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