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光复:华文漫史-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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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选了韩愈《师说》一篇，作为研读与分析之作。韩愈24岁即以科举而中进士（唐德宗贞元八年公元792年），可谓才俊出少年，文思斐然，一生穷于儒学道统，堪称一代散文宗师和文学大家。他的这篇文章，都是许多中国人在中学时便读过的，于此节录下来，也学孔门弟子一般，一并研习，温故知新，看看21世纪的我们有怎样的心得：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
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
这篇1200年前的文章。我仍记得中学时的所学，那是每天早晨必背的课文，其中古汉语的咬文嚼字的独特文法，就是背起来也让我们这些孩子摇头晃脑，俨然一副夫子之相。现在想来，还会有许多中国的孩子们会如同我一样如此这般地学习中文，而更多情况下，这样的学习往往止于识字断句和死记硬背的低级层面（这也是中国方块字客观存在的一种普及之惑）。
从韩愈的文章中，可以透视到当时社会教育和学习风尚。看来，作者的感叹涉及的关键有二：一是不好学不求道以及不尊师之风已经在当时出现，似乎还有盛行的迹象；二是作为教育之师的传道者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于是可以看到，即使是在文化昌明的唐朝盛世，学习和师道也是一个屁。因此，我们可以从中获得某种历史的暗示：学习以及从道，一贯以来，都是我们这个民族非擅长的一类。尽管韩先生强调“人非生而知之者”，然而对于更多的中国人来说，在求知问道与保持无知之间，许多情况下他们会不由自主地选择后者，所以，才令韩先生有了“圣益圣，愚益愚”的感叹！韩先生之好为人师的精神是可嘉的，而世俗之众之不好学不敏思不上进也是很顽强的，于是乎二者之间便总会有一方生出叹怨来，这生出叹怨者，当以采取主动积极的一方为多。
接下来分析的话题就更有意思了。韩先生以一己之证，进士之身，才学之丰，足以为活生生的现实楷模了（读书学习就能功成名就），然而《师说》一篇，本是给一位年方十七的李氏学子所作的激赏之文，韩先生却以一番“师道之不传也久矣”的感概开头，其意深为何？我们的问题很快就指向了一个方向：为什么会圣益圣而愚益愚？进一步而言，是国中之人为什么乐意于愚（这是一个很奇特的问题但也是一个真实问题）？
这种看似的社会性现象，其在今天的现实社会中亦相当普遍。“愚”的造成，表面是知识文化的不传或是社会大众的不学，而深刻处的原因却是另有奥秘的。这个奥秘之中，我想有两个重要的原因。
超越孔子和儒家道统（3）
一个是中国社会普世的世俗伦理与短浅的价值观使然。稍事一想想即可理解，一个缺乏更高信仰的现实农耕经济国家，广大之众均以儒家道统的实用型伦理逻辑为统一标准，要在传道与术业二者之间作一个选择，那么术业则更具备一种现实的利益功效。术业之于世俗中国以及社会各业，乃是人人之需，稍有逊色，都会招来激烈并残酷的竞争淘汰，这一特点，1200年前与今天的社会状况并无二致。由此，要做到劝世明道，以术业之学的思想和知识、是不足以能承担此任的，非得要似于宗教的力量方为可行。而中国之历史，素无宗教，更多是纲常伦理和世俗之教，至于道、佛之教，也只是令人幻想而无实质的精神，更没有求实的科学与哲学辩证思想，所以，师道之不传，关键在于道的能量缺乏。因此，从这一分析来看，我们可以不怪世俗，要怪就怪中国传统思想中对于更高理念的缺乏。
其二是价值标准模糊，这是韩愈的失误了。道与业，一个是智慧，一个是术业，这二者之迷不能简单以一个“惑”而称，亦不能以单单一个“愚”而喻之。圣人与愚民，其本同出一源，之所以差别，乃是对道与业的不同领悟。社会的绝大部分都心思安居乐业，求田问舍，这样的术业之技和社会价值观，想必是颇有其广泛存在的道理的，没有术业，怎么吃到饭？然而韩先生却斥之为“愚”，我以为不可也。而道之惑，当是一个社会最高价值观与智慧之“盲”，与术业层面之惑全然不同。所以，一个人术业不精或是无技可施，我认为可以比之为“愚”。而你若对一群技能娴熟的术业者谓之“愚”时，则要小心他们把你骂死。而若将智慧和人生和社会大价值观的缺乏者训斥为“盲”时，我看绝大部分人还是会要感谢你的（他们常常会抱拱而称多谢先生指教）。
韩愈先生，我扬文在这里失礼了！从道与术业这两重价值标准的迷失来看，中国之道，其本身就是一个“盲”字，既然道已盲，又如何怪得了世人之凡俗呢？所以今天，我们看报纸绯闻满天飞、网络口水满地溅、电视娱乐满眼秀，全国一片麻将声，都不必惊奇了，因为，以道之盲以及人文哲思领域的茫然空白，自唐以始就已存在，而由秦已来，所有的人本思想和哲学探寻就已被埋进了始皇的坟墓，以致让我们今日读哲学，理解人本，了解人性，还须翻越千山万水到达希腊和罗马，去到不列颠和美利坚，在弗洛依德的《梦的解析》里看到自己的镜像，在笛卡尔的《沉思录》中找到自己的独立思想，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中发现生命的演进史，于霍金的《时间简史》里找到一个真实的宇宙，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获得自由市场的指引，从托马斯。杰佛逊的《独立宣言》中知晓方有平等与自由的道理，从好莱坞大片中感受激情，在星巴克体验优雅，在一大片托斯卡纳和圣塔芭芭拉以及赖特的别墅中体会财富冲动，在全球化浪潮中渐渐感悟原来自己是一个世界之中的中国人…
中国儒家道统之中，是不会有这样一些事物存在的。倘若真有，我们近代的祖宗们，也就不会面对西洋的坚船利炮而深感诧异了，而圆明园也大致可得以完好保留。孔子的儒家学说里没有这些知识，我们可以不怪他，这就好象我们不怪自亚里斯多德以来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学术思想的一成不变一样，直到哥白尼在世纪16世纪初提出日心学欧洲才发现宇宙的中心并不在梵蒂冈。欧洲唯物主义的思想先驱罗吉尔。培根（公元1210…1293），独以一人之力而叛道离经，对一切强调实验，实验，对于经院学派的僵化与保守，奋起而疾呼：勿再屈伏于教条权威之下，其一瞩此大千世界！他对于以亚里斯多德为首的经院学术大加挞伐，指出：若使余可得而为所欲为者，余将尽焚亚氏之书。彼之著作徒令人荒废失业，谬种流传，净益愚昧耳。培根又指出，当时欧洲世界的愚昧来源有四：崇权威、守成习、大众无知以及人性骄纵不受训诲之劣根性。他明确宣扬：如果这个时代能去除这四项愚昧之劣习，一个充满能量的崭新世界必将来到！
超越孔子和儒家道统（4）
这是继中国唐朝盛世破产之后三百余年，由一位英国人所称言的。在他讲完这番话的250年后，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达。芬奇成为了欧洲第一位集艺术、博物、解剖学与工程学于一身的世界宗师，400年后，艾萨克。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从此，一个宏伟的新世界为人类开启。一当我们的思维真正放远，离开唐朝，离开中国，这样，透过历史和重重传统思想的迷雾，世界与人类航船的真正模样，或许才能让我们见到。于是，今天，让我们以一种前瞻的目光照射未来之路时，那位令人尊敬的孔子以及由他而始创下的儒家传统，就这样被我们超越了。在这里，用借陈子昂一言，可以称之：前不见古人。于是乎，未来之中国，真可看天地之悠悠，而不必独怆然而涕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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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再创中国新历史（1）
每一个巨变的时代，都会有一次宏大历史交集。1400年前唐朝就是源于这样一种历史的交集，于是乎便有了她所特有的交响乐般与颂诗般的辉煌。在反复检索这样一个时代究竟对今天的中国之意义中，我诞生了许多类似乎非份的思想。然而，这种类似非份的想法并不是出于臆测，而是严谨于对历史发展的思考。我相信人类是追求进步的，如果失去这一信念，我们早已没有必要存在。
对于唐朝整体社会繁荣与文化鼎盛，中国历史书籍大多都是执肯定与歌颂的姿态，而对中国人自己而言，则更多成为了一种骄傲（只要这个中国人稍微懂得一点自己的历史）。由此而观之，其所表现的似乎是中国对自身文化与历史的荣誉感，然而很不幸我又究其了一回本质，这种看似光鲜的荣誉观在绝大程度上的并不是理由充分的，反而倒是将这个民族在自身历史创造能力上的缺失和对历史荣耀的过份依赖齐齐表现了出来。事实上，不得不承认，这更多是一种弱者才有的表现。
在对照和自我检省以及谋求发展方面，我们其实可以不从自己的孤傲开始而放眼于今天和未来的世界。日本国，就是这样以活的历史看中国、看世界然后回过头再来看自己的。于是乎，这样一个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海上岛国，在公元五世纪（中国汉朝灭亡之后很久）还处于一个散乱氏族的部落社会，到公元1000年的奈良和平安时代仍旧还是一个小而穷的国家，其最终承袭了来自中国盛唐的文化与先进于当时的政治制度，并在后来再度引入欧洲工业革命以来的先进文化火种，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和创新，终于在最近这两个世纪将自己建设成为全球最小同时也是最强的文明国家，这一点，是尤其值得现代中国深思的。
唐朝灭亡之后一百年不到，日本就诞生了第一部以日记体写就的伟大文学著作《源氏物语》，作者是一位被称作紫夫人的女性。据称她是一位充满想像力和才华横溢的书法家、画家和音乐家，公元1001年前后她开始写作《源氏物语》，六年后她成为了天皇侍从女官时，这部著作已接近完成。《源氏物语》讲的是一位皇太子与宫廷妃子们的故事，这一点，与中国后来的《红楼梦》颇有一些神似（同样是一部经典巨著）。这位紫夫人，以这样的方式流露出当时一位日本妇女的内心世界，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当时中国文化对于她的影响：
我的父亲热切希望把我的兄弟培养成优秀的中文学者，常常来听他讲读功课。我很快就听懂了那些语言，不久后就能指定我的兄弟。此后，我小心冀冀隐瞒我能够写汉字的事实。
日本人对于汉文化的好学，由隋唐开始，在紫夫人的《源氏物语》中可见一斑。
以一人之学，可以解惑，以一众之学，则可以为业，而举国学之并创造，那么其未来则充满光明了。唐朝曾经的光芒，为什么不能照耀今天呢？
11月7日（昨天）举行的中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让国家领导人集体出席，国家主席###和政府总理###先后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了2007年政府经济工作目标与国家任务，这之中，包含了中国2007年GDP增速将由两位数下降到8％以及促进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两个重要信息。在国家整体发展的八项目标任务中，中国的农村经济发展、和谐社会达成、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了其中三项最重要的任务。而中国国家社科院同期发布的2007经济蓝皮书中称，2007年中国城镇就业压力会持续存在，将有超过1500万人成为失业人口。我在此记录下来，是深感中国数千年以来的历史将有一个全新的转变，这种转变已不是由单纯的政治制度而决定，而是由一个复兴中华国家的共同理想而决定，也由一个21世纪人类世界的全球化而决定。仅这决定的背景，已经根本区别于前了。在现代中国史上所历经的众多激烈革命抑或渐进式的变革中，21世纪的中国之变革将引起人类前所未有的关注，这一原因很简单：中国已不可能再处于一个封闭自守和长期积弱的状态下来作一番虚荣和自满的自我考评，而必须取值于人类共同发展的理念与价值标准，这是中国于21世纪在国家之“道”上的根本的改变。而另一方面，中国亦已不可再以改革开放之初的粗放式增长作为其单纯经济发展的手段，而必须以整体人类社会进步与国家共同富裕和谐为目标，同时施以整体产业结构转型提升的举措，而这个举措的核心关键，就在于创新，这是国家在“术业”层面上的根本转换。当一个国家整体进入创新的轨道时，可以想象到，每一座中国城市、每一个中国企业以及每一位中国人都将面临一个巨大的变迁。
2007：再创中国新历史（2）
这样的变迁，是需要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整体信念的，也需要集束整体社会的共同力量。2007年，一个国家命运变迁的权重时代就这样来临了，这样的时代权重之下，仅仅是依赖曾经的光荣历史，仅仅是在以过去的回忆来与世界竞争，就只能会落到韩愈先生所指的“愚”的境地了，不仅“愚”而且将迂腐不堪。今天的中国必须明白，仅以一种传统的文化意识和粗放简陋且毫无创新的经济模式来谋求发展，这样的发展只会加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