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光复:华文漫史-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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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王国维这样的先生，在很长时间内，都是中华文化的正统之代表，而他所鼓吹的，也是专注于这种中华学说中的几个字，究其穷尽，从而造就出绝深的地位。而另外也有一批专注于《红楼梦》的学者们，到现在我也没有真正见到过他们几面，这些人自称为红学一派，当这个世界年轻的人们稍有狂语，就会被他们出来纠正，好像红楼那一梦就是他们的专利一样。等等这些，都是让人晕眩和不解的。
文化的妙处，亦如王国维所称的意境一样，是一种生命与自然相通的活态，即是鲜活的，不停止的。学诗读词也应有这样的态度，即是鲜活的、自己生动的。你觉得好便好，那便是好诗好词了。所以，我按照这样的标准来作文章，来写《华文漫史》，写到哪儿算到哪儿，便是自己觉得好了。我想，这就是文学的真境界吧。在这样的境界之中，宋朝倒也真是出了好些个真词人，活得也真我。
今夜平安，转眼又是新年，看看世界，扪心而自省，有许多的心情，难以尽释。在此也录词作一首，词牌名曰《青玉案》，作者辛弃疾。权作为穿越时空的知己感言，也计为中国诗词文化的一番兴叹，亦作2007年圣诞新岁之祝：
诗词的兴叹（3）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
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镂，笑语盈盈暗香去，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此词录完。平安夜12时19分。再见了，2006年，我将和人类一起共同去到新的未来。
国家智力与朱熙理学（1）
今天是2007年1月1日，已经是这个世界共同的新年了。圣诞的时候，我所感受到的气氛，似乎要比这个元旦更热烈。看来，世界的主题已经开始显示出它的魅力了！
就在昨天，有两件事情值得一说。第一件是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在30日被问吊，全世界所有的报纸都在头版头条上公布了这一消息。对于今天的世界而言，一位总统被处以绞刑令许多人开始对世界有了重新的思考。从个体到民族，从国家到世界，新的尺度正在改变所有的传统的价值观。这场冲突的发生，表面上是国家、民族、文化和政治意识形态甚至是党派之间的斗争，而更为深远的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全人类价值背景则通过这一事件而浮出在这个世纪之中。全球化已不仅仅涉及到经济和我们的生活，它也开始在改变世界的政治格局。我们唯一不清楚的就是：我们不知道哪一种意识形态才是真正属于人类全部的共同利益价值观？
第二件事是关于写给我儿子亚马的那封书信集《类物质》，我在昨天再看到它时，邓抒已经将它们校对完毕，我才发现第十二封信只是刚刚写了一个开头，写这封信时是2004年的6月，开头是在西斯廷咖啡馆写下的，后来不知是因为什么原因而搁置了，估计是因为忙。于是我在2006年的最后这一天里将这封信补写了。这是迄今为止为时最长的一封信。我在这封信里提到了兔子与乌龟赛跑的故事，并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即这两种动物之所以有着如此巨大的行为差异，并非仅仅是形态的不同，而根本在于它们不同的思维速度：兔子一刻钟可以思考的事情，乌龟则需要花上一年甚至更长时间。这有些类似于电脑的软驱，运行的速度快慢决定了电脑的等级。反过来，这个小故事启发我们想到，一个国家如果思维过慢甚至思维停滞的话，那么，这个国家的智力则不会高到哪里，而这个国家的行动亦将相当缓慢。事实上，中国历史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以这种极其缓慢和缺乏变化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种猜测。
我之所以提出“国家智力”这一概念，是因为在此之前并没有太多人关注这一话题，也没有什么称得上科学的专门研究。有那么一些相似的概念，与“国家智力”有着一些关系，这些相似概念一般说来是国家传统、文化以及历史，如果再精确一些，就可能是这个国家科学院院士的人数以及历年以来的发明和创造成果等等，然而，我却认为这些并不足以直接充当“国家智力”这一命题的有效论据。
什么是国家智力？我想这一定义与个人智商会有着相类似的地方。综合来看，国家智力的系统中应包括国家文化、国家的想像力和她的创造力这三个重要方面。所以，与“国家智力”这一命题相吻合的应当视为一个国家的文化历史，也正因为如此，这部《华文漫史》自然而然也就成为了讨论“国家智力”的必然载体。而我想讨论的，也是从这一文化历史来入手。
在对中国宋朝文化历史的回顾与检视中，不能不将朱熹提出到今天的文字行列中来。这是一位诞生在距今900年的中国文化和思想人物，他所做的事情，几乎成为了中国后来数百年遵循不变的规矩和旗帜。我甚至在想，900年之前的那位朱熹，是否也与我一样，在寂静夜晚里思考着一个几乎相同的事情：这个国家文化的精神以及她的传承和发扬？不过，可以确信的是，朱熹所在的当时，全球化世界以及科学和民主的思想还没有诞生，而同一时代的欧洲，也处于一个中世纪的黑暗而经院学说开始盛行之际，学者以及哲学家们甚至政治家们都普遍好古，这种拟古主义与朱熹以及他前期的程颢、程颐兄弟有着惊人相似之处。与此同时，欧洲人对基督的狂热使他们热衷于追随教皇的十字军参加与回教的各种大大小小的战争。而仅仅在一百年之后，一名来自佛罗伦萨的文化难民写出了著名的《神曲》，这个人就是但丁。他是一位诗人，同时更是一位清教徒式的哲人，他在那段漫长而黑暗的岁月里，吐露出人类的心智。这个时候的中国，正是南宋屈膝于强大的金国之时，朝廷中充满着议战与议和两派的激烈争论，而整个国家，早已是内忧外患而危机四伏。在朱熹与我二者之间，这些不同的历史背景似乎决定了我们在思维上很大的差异，同时也影响了各自观点的相同而又不同的价值取向：我们共同都追求为这样一个国家找寻到她的精神支柱和信仰，这一点是相同的。然而朱熹则趋向于将这个精神与信仰的本质归结为“天理”并由此而放之于四海，并将“天理”与“人欲”直接对立起来，从某种角度而言，他并没有使“天理”成为这个国家的精神而是使之成为了这个国家和人民的精神枷锁。而我则期许于中华文化与人类世界的交融，并以科学观以及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尺度来敦促这一传统文化观念发生根本性改变，我的目的是使人认知历史规律，从而使人获得精神解放，找到自己的使命和目标。所以，假若我们能够在时空中相遇，我估计不会有怎样愉快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我的言辞在这样一位被世人所尊的理教老学究面前将表现得极为不恭，更没有什么师道尊严的讲究，所以，估计结果会更加严重一些。
国家智力与朱熙理学（2）
我在阅读中国以及世界的文化史时，渐渐感觉到一个不易被发现的问题：人类究竟是在以何种价值标准在建构他们的文化？当人类处于一个漫长封建国家时代中时，究竟是什么人在建立这样一个文化的体系和标准？这个体系所考虑的终极目的是什么？而这个体系和标准所依赖的依据又是什么？
这个问题便涉及到了人类自身价值观的根本命题。我在想，人类的诞生，其最初一如上帝的婴儿，是鲜活生动的，而同时，也避免不了最初的茫然。有很长的时间（我不知道这段时间究竟经历了多久），他们在自然宇宙所赐予的大地上谦卑地生存着，他们生存的范围并不大，周围是更多莫测的危险和劲敌环伺。按照今天的古人类历史研究的成果，人类的直系祖先来自于300万年前的东非，到了200万年前人类的祖先们开始学会的直立行走并学会的使用火和制造粗糙的石器。地球史上的最后一个冰川期，即7…2万年前，经历了自然巨大考验的直立人开始演进成为智人，到了2万年前的时候，巨大的冰川开始从欧洲和亚洲退却，太阳的光芒开始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甚至是根本性的作用，森林和绿地开始取代冰川和苔原，智人们，有了一个新的世界。
这是一部漫长而纯粹的大自然篇章，人类在这部恢宏篇章中仅仅只是其中的一个逗号。然而，这篇巨著的作者或许没有想到，在很多年之后，这只小小的逗号会从这个时空历史的某一天开始成为这部宏篇巨制的主要书写符号了。
当最后一次冰川纪过去之后，12000年前到6000年前这段时间内，人类发生了一次巨大的革命，比起旧石器时代几乎难以察觉的缓慢演进，新石器时代则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在改变人类自身，几乎所有重要的现代文明要素，都在这个时代萌发了出来。农业诞生了，青铜器工具以及武器也发明了，羊、猪、牛和狗都成为了人类的驯化动物，在中国黄河流域，最早的文字以及八卦和《周易》也在这个时候酝酿而出。人类开始变得强大，而人类的思想，也开始渐渐向世界张开了它独立思考的维度。可以说，人类从思想的沉睡到苏醒，花掉了200万年，而在今天来看，这200万年只是我们眼前的一瞬而已。
然而，发现思维并不意味着人类就能发现自己。在很长时间内，我们的祖先们还在为他们究竟是谁以及从哪儿来和将去到哪里无法弄得清楚。而与此同时，生存的问题又是如此迫在眉睫，以致于人类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他们一边为生存而努力一边努力思考的两条道路。在这两条道路的交错之中，更多的时候，生存战胜了思考。而当这种生存的权力一旦由一个种族或一部分人率先获得时（在此我们不讨论这些获得的方式），以生存并巩固这种生存的权力便渐渐成为了人类大多数思考的取值原点，这便是人类强权政治的开端，即便是在中国古老的《尚书》中所记录的那些上古的贤明圣君所说的话，也摆脱不了这种强权威仪的痕迹。
这种渐渐由生存而至获得主导权力的过程，从根本上影响了人类的思想，并使人类文明从一开始就步入了强权争夺的轨道。幸而，人类的思想并非仅仅出自于强权者，这种权力的对应面，是更多同样也有着思考力的人类分子，他们从强权的另一端思考人类的存在意义，在这一层面上，强权恰恰又引导出了民主思想的诞生，在这一民主思想中，人本理念成为了它的基石（很遗憾的是中国的人本理念产生得很晚而且颇为艰难，直到今天的21世纪，民主思想才开始迟迟步入它早已应有的轨道）。我在稍前时曾写到过唐太宗“以民为本”的治国主张，然而这仅仅只是强权政治者从自身一端对于民本思想的思考而非民本思想的本身，更非民主自由的社会价值观。所以，只能权当一个封建明君的开放思想的罕有例子了。
刚刚所说的，仅仅是人类社会在其形成过程中所产生的内部思想的两种取值和它们的道路。在另外的一个层次上，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这一关系较之人类自身的社会关系更显得更为本原），探讨人类存在的客观因由以及意义也就成为了人类最早哲学思想的启蒙。在这一领域中，人类的思考是极其艰辛同时也极具智慧的。中国文化思想与西方哲学思想的发源在这一原点上几乎一致，不过在后来，先秦之后的中国思想者们迅速归服到了封建强权政治的社会体系之中，从而失去了对人与自然这一更大命题的思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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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智力与朱熙理学（3）
在这种使命巨大而艰深的思考中，人类产生了喻意深远的宗教和哲学，并由哲学而带来了稀微光明的科学火种（这只火种在紧随其后的历史时间中发出了越来越强烈的光芒直到今天的光华灿烂）。相对于强权思想的体系而言，这一领域的思想是独立的，也是神圣的。这种独立性并不在于这一领域与人类社会现实的分割性，而在于进入这一领域思考者的意志独立。因为稍有不慎，这种独立性就会被击破，从而使这一哲学的神圣转而演变为强权者手中的武器。在这一点上，苏格拉底作出了他所坚守的神圣独立性，而基督则以几乎相同的方式保持住了他的教义。在中国，这种最先源自于独立的哲学式思考以及学说，后来几乎都转变成为了封建君王们赖以维护并巩固他们权力的思想武器，与哲学的不坚持和对于独立的放弃有着莫大关系。在后来的历史中，中国的独立思想史几乎完全成为了中国封建国家的思想独裁史，从而使我们在很长的时间中失去了一个可以用来校正我们自身的客观思想体系。
因此，人类社会以其自身发展而获得的文明创建，乃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第一阶段，是受命于天的自然与混沌阶段，这一阶段演进了200多万年甚至更长直至新石器时代的现代人，这一时期，人类文明的种子获得了极其缓慢的进化，这种进化在最后一次冰川期度过之后开始加速，这一阶段的文明成果就是使用了火和粗糙的石器并使人类获得了普及性的生存；
第二阶段中，人类开始迈出首次发现自我与自然宇宙关系的旅程。从12000年前到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不仅带来了初级人类社会的快速演进，同时也进入了青铜器时代，在此我将这一时期再作了一些顺延，以将这一时期直接到达2500年前（如此这个跨度便整整一万年），这样，我们可以清晰看到人类在这个时期的末端所首次产生的思想光辉。他们是周文王、周公、老子和孔子以及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苏格拉底和稍后一些的柏拉图。这个阶段尤如宇宙大爆炸之后的某个时间，将制造地球以及生命的所有元素都诞生了出来一样，将人类文明所有重要的现代文明要素都产生了出来…这是人类最为伟大的文明史的开端。
第三阶段是人类形成自身社会秩序以及自身文明建设并传承第二阶段文明成果的阶段。这个阶段直到20世纪下半叶才告结束，共计时长为25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