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光复:华文漫史-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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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所占据的幽云十六州，尤其是燕京一带，对于这个来自于游牧和草原的国家而言，应当十分相似于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与深圳特区的关系，人人皆向往之。所以辽乐得其所，还时不时地南下袭扰，宋太宗时，还为夺回幽云各州作过一些努力，但都以失败告终，到宋真宗时，宋朝就决定与辽议和以保平安了，其结果就是由宋朝每年向辽捐白银10万两、绢20万匹为代价，称为岁币，两国互称兄弟之国。这就是发生在1004年的“澶渊之盟”，这种结盟之法，与当年（公元936年）石敬瑭对辽耶律德光的称臣姿态并无什么差别，而是有所继承并有所发扬了。到了金灭辽后，宋朝对金国的姿态，则在对辽的基础上更加光大了。而到了13世纪初蒙古族的成吉思汗崛起之后，宋朝便成为了历史风箱中的一只老鼠，最后由忽必烈在1279年所灭。
宋朝的这种国家积弱以及由积弱而导致在方方面面所发生的危机，并不仅仅是现在被我们所看到，在当时也出现了一批有志变革的人士。由于宋朝对辽和西夏均采取妥协与岁币的屈俯政策，大量的岁币由政府依靠增加人民的税收来筹措，而文官体制又使冗员众多，强敌周邻又不得不加大兵役，所以宋朝的国家一直都处于“积贫”和“积弱”的境地。于是有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率先发起，到了宋神宗时，有王安石作为参知政事更进行了史称“熙宁新法”的变革。这一变革由1069年开始长达十五年，主要从国家财经和军事两大方面着手实施，在一定程度上，这一变法起到了护农与强兵的作用，但同时，由于变法所依托的基础仍然是封建君权以及地主官僚的大背景，因此，其变法到最后自然会受到来自于变法者自身利益的强大抵触。到了1085年宋神宗死后，这一变法即被推翻，国家又完全恢复了变法前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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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变：浑沌的能量（10）
当宋朝的小小变革正在进行之时，世界上也在发生着各式各样的事情。自629年阿拉伯贝都因人的后代默罕默德在他的故乡麦加宣布安拉是唯一的真神之后，一个直至今天都影响力巨大的穆斯林就诞生了，到中国宋朝时代，###已经成为了一个北非、东非、西非和中亚以及欧洲的巨大宗教文明体，并在建筑、美术、哲学和科学等等方面取得卓著成就，阿拔斯帝国威仪万丈。而同时，罗马衰亡后的散乱的欧洲正在被基督教所统一而且越来越强大，十字军东征表现为两大宗教之间互不相容的敌视行为，以致后来十字军在没落下来的###教义的中心地带还建立了几个以基督教义为核心的骑士王国。这时的欧洲，城镇开发发展，商业与手工业进入到一个新的活力阶段，西方人开始向阿拉伯人学习新的文化与生活方式，尽管这一时期仍处于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代，然而短暂的一些交流也激活了欧洲，产生出对未来欧洲影响极为深远的政治和文化成果，并维护了基督教义的强大。这个时期，也是继西欧最大的强势帝国查里曼帝国分化之后而形成的新欧洲时期，法国的加佩王朝兴起以及英格兰威廉王朝于1066年对该地的入侵和建立，这是一个欧洲国家再孕育的过程，这个过程大概花去了五百年，其间包含了国家兴起、政治思想启蒙以及宗教改革和许多王朝更替和国王与教会的斗争等等（到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这似乎是一个极其自然的欧洲社会发育的过程，从物质到财富争夺，从信仰到权力意志，充斥在这个过程之中，却也为后来思想启蒙时间的到来埋下了宝贵的伏笔。
由当时宋朝的改革和快速的复辟来看，即便是王安石的变法，其本质是一次政治改良型的小手术，并非伤其根本，更不是改头换面，所以，这种未能由根本而实施的变法充其量只会是对社会危机的一种缓解。而中国此时，更没有一个作为国家的历史角色感，也没有去到这个历史的大舞台中寻找一个适合自身的位置。这种为国家定位的工作，其实在唐朝盛世之时就应当做了，那时世界来朝，而国家繁荣，如果在当时能够举出一个国家的更高理想，我猜测，各地的节度使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民将获得进一步的激发而拥有更加强大的团结。很可惜，这个国家定位的机遇在唐朝时就丧失掉了。我想说的便不是认为唐朝当时并不具备这种国家理想的达成，恰恰相反，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有可能让人们思考到国家与人民的最高理想，问题的症结在于并非是人类无所想，而是这个社会的机制没有让这种思想获得准可的条件，而同时，拥有最大权力者的理想，则仅仅是为自己设计了满足个人权力的愿望而不是整个国家的愿景。这就是中国过去时代中的最大人文匮乏。
所以，宋朝的诞生，可以视作为汉唐以来中华国家由强而转弱的转折点，也是中华历史的分水岭。尽管在中国完整的传统历史观中，宋朝仍被视为中华文化的嫡传，而正如我在之前所指出的，自宋之后，中华文化在其本质上就已经参与了与多民族文化在更大融合，而且，主导这种融合的领导者，早已不是传统的汉人，而是有着全新意义的中国人，他们分别来自女真、蒙古以及满族等等，到了近代历史中，来自欧洲的文化开始加入了这场持续的融合，后来是日本，以致于有很多新文化运动之后的白话文字中有很多日本的文明融入到中华文化中，后来便是美国，今天是圣诞节，我的各地的朋友们都在准备着晚上的平安夜，因此，中华文化与世界的相融特性，早已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新闻或争议的命题，而是一个历史存在的事实。
今天，世界在中国的面前，已经呈现出一个全新的面貌，一个人类全体的共同价值与追求已经将中世纪和封建时代漫长的割据与不交流彻底结束了，所有的闭关保守以及夜郎自大在这个21世纪面前都显得那么的不合时宜，甚至是一种无知的丑陋。
中国的今天，正在走向一条主动追求的道路，这是一个好的开端，也是一条必由之路。在我们反省曾经的历史，同时展看世界各个国家历史的兴衰更替，我们可以得出十分清晰也十分清楚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加速认同人类的理想并成为实现这一理想的一分子。这个理想是真、善、美的，也是集积极追求和勇敢与创造力于一体的，而且还是一个乐观的、向上和光明的。当中国迈向了这样的一条道路时，其未来将是可以预见到的，而且，这样的未来是可以由每一个中国公民都可以想像的，这一点，与1000年前宋朝仅仅是一些文人墨客的想像完全不同。
诗词的兴叹（1）
因此，在整个积贫积弱的宋朝时代，关于国家的理想与人文的想像，就只能停留在个别文人墨客的诗词之中了，宋词在中华文化狭隘意义上的发展，便是这样一种缺乏理想准入条件后的一个自然结果。
词是由隋朝而起的一种乐曲配词歌乐的艺术，所以作词也叫做填词。因为曲调高低与长短不一，因而词的句子也是长短不齐，故而又称词为长短句。唐朝时词已开始在坊间与文人中兴起，五代至宋时，词这一文学艺术形式已发展完备，进入到昌盛时期，几百年间，出了许多的词人。我后来想了一想，唐诗也好，宋词也好，其兴起固然是好的，然而细细一品，会发现一个以数百年育化出某一种单一的艺术形态，居然吸引众多的文人集体趋之，这种大规模的单一文艺表现形式繁荣的背后，是不是还存在着另外的一些东西？这就好比中国菜式一样，近十数年间，也都是全国风行一道菜，先是粤人的烧鹅档，举国遍尝之，后继是煲仔饭，直到被许多咖啡厅正式进入；再就是潮人的燕翅鲍，从东北到南方，从京城到地方，皆视之为官场宴席之必备；再继是小龙虾，全国海吃，从成都到上海，从北京到广州，直到食客盈门；后来又换了，成了东北菜的猪肉炖粉条，东北军换上了花花绿绿的服务员，大江南北地上酸菜；再之后就是巴蜀的水煮鱼了，今天北京的沸腾鱼乡已是这一方面的金字招牌。凡此种种，与唐时诗、宋代词、元之曲等，似乎有极大的相似，原来，中国的文化一如中国人的口味一样，不同时期都有那么集体的一好。
我与朋友谈起这一点，对方很惊异自己为什么没有想到？这样来看中国文化艺术史，倒是一个新角度了。中国文化史历来都很严肃庄重，都是一副正统经学的模样，所以，当韩寒这样的大少年作家诞生时，正统文化界都保持了一种自觉一致的沉默，直到社会认可以，才出现表一表态，而郭德纲所说的相声，其际遇也是如此。看来，中国的文化一直以来都带有那么一点朝廷赐命的味道，如果朝廷不表态，这个文化也就不能有态度。而即便有自己的小看法，也只能是私底下寻求一种看似安全的方法来表达，这了寻找到这种所谓安全的方法，中国历史上的文化人们可谓是煞费了苦心，所以，一当有诗这一体裁兴起，而皇上也乐得助兴击掌，便一时间让文人们趋之所鹜，到了宋时，词曲之工，本是达官显贵们闲情逸趣的玩赏之乐，看词工伶人的演艺唱技，兴致高的时候，还可以抱得美人而归，所以，填词作长短句便成为了文人们的热衷，也是一种附势之作（宋朝对于文人为官是大为提倡的，所以也让文化界人士多少有了出仕为相的现实前程）。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以一个数百年的朝代而仅仅盛行一种文学体裁并且招引众多文人而趋之也就不奇怪了。记得上个世纪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文化的主流现象就是大字报和揭发信这类形式，再不就是集体高呼口号。后来的改革开放也带来文化教育的兴起，有很长一段时间，全中国都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文化功利口号，后来再继之，就是大学的文凭热，拿个文凭比什么都重要，就等于拿到了自己一辈子的饭碗，这之后就是疯狂英语，无数人跟着李阳走，到了现在，这种教育升级到了EMBA，学生们也换成了CEO们。这种潮流式的学风与文风，与过去并无二致，比起宋代词人们的功夫来，则是不知道倒退了几许了。
这样的观点来看待文化时，宋词兴起的原由也就好理解了。在文化的社会性上，中国文化是趋炎附势的，似乎很难有过历史上的真正独立（先秦文化可列在其外），而文化的本原性又使每一个时代的文化都能从哪怕一首诗歌甚至是一个短句中找到她自身美丽的痕迹。事实上，中国的灿烂文化，其大抵的状况便是如此，若是放在世界文化的高山大谷之中，中华文化便很可能就是那近切摇曳的一枝，也可能会是浩大绿原中的一掬青湖，而高山仰止并奇瑰多姿的，则大多来自其他的国家和民族，自近代世界以来，这样的景观就更加如斯了。
诗词的兴叹（2）
从历史的裂变所导致的国家积贫积弱，也直接影响了中华文化的积弱与积贫，在这一点上，中国文化史界的态度一直都是持相反的观点。然而事实已经表明，无论以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待，中国文化的长期积弱已经直接影响到今天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和文化复兴大国的阻碍。如果我们不能清醒反思，那么未来很有可能将不会被我们所把握。
我在这个平安之夜，一个人写着这些文字。有短信时不时来到。有一则短信说：夜黑了，平安夜大家开始活动了。我就在想，这样的一个世界，早已不仅仅只是中国的世界了，人类正在悄无声息地发生着一场巨大的融合，这场融合的结果，只会是让人类了解自己更多，从而找到一个共同的方向。而在宋代的词境中，这种寻找还仅仅停留于个人的感怀。尽管如此，其所述所载的丰富情感，由着“言之为文乃天地之心”的缘故，而使之在短短的词句之间而拥有着至深的情怀，这一点，也正是中国文学真正的魅力所在。
近代有唐圭璋者，编《全宋词》，收录词人1330余位，词作品19900余首，堪称汪洋了。宋朝的词人如此之多，一如今天中国的饭店餐馆酒楼之多一样，而达到精绝高妙的，却又是少之又少，而将人品、词品能集结于一身，放在历史上来审视，令我们钦佩的，便是凤毛麟角了。故而王国维在20世纪初首次发表他的《人间词话》时，就开宗明义地表达：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这是出自于近代国学大师对于词工的点评。而“境界”二字，应不独是词工上的高低，我想，这种境界的达成，与文学和人之学应有同工之妙，更是一种相得而益彰的自然华彩。这就犹如美人之出浴，无意间已是惊艳无比，也如同英雄之叹，无声之际已令人扼腕。意境之境也，乃是天人合一的征兆吧，抑或就是我们所言的心言显露。
记得少年时候，学自由诗之前，也读古诗，还曾学诗，后来也试着填词，对于意境二字，也是模梭两可的理解，当时想的就是，如何捣鼓出一条名句来，让同学和老师夸奖一把。诸君看看，这种文化的虚荣心，十二三岁便有了，若不是早一些自省到，则不知要愚蠢到几时呢！后来回观中国的诗词，再结合眼前的文化人来看，发现很多都有和我一样想法的人，吟诗填词，都很刻意地追求那一种神来之笔和惊世之句，摇头晃脑之间，念叨的是杜老先生吟成一个字捻断数根须的境界，讲求的是孟和尚“推敲”的功夫。那个时候，便觉得这个文化里头存着一些很大而又弄不清楚的问题。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很简单：文化是不应当让一个孩子觉得头脑晕眩的，然而我所感受的中国文化，怎么就会觉得头晕目眩呢？我一直都以为这是我自己的过敏反应，更可能是我很笨，然而到现在，我仍然有这种晕眩的感受。事实如此。后来我观察我的儿子亚马，我发现他似乎也有同样的症状。
像王国维这样的先生，在很长时间内，都是中华文化的正统之代表，而他所鼓吹的，也是专注于这种中华学说中的几个字，究其穷尽，从而造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