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蒲草的记忆-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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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结识了许多有文化的朋友。
后来，祖父又来到下社村（在我村西面，也在庄磨村附近）教书，下社村有赵全红、赵全恭兄弟俩，他俩都是解放前的大学生。赵全红是学政法的，还考取了县长一个职务，但是，他老人家看不惯官场上那种尔虞我诈的高级游戏，也就没有赴任，而是隐居乡里，为村民做些善事。据父亲讲，他老人家还是我大姑父（名讳邢联壁，本村人。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出生，二零零四年农历九月二十七下世）的姑父。小时候，我见过他老人家的三儿子，小名叫三忠。他弟弟赵全恭学得是采矿，整天在家里研究煤炭之类的东西。兄弟俩家境富裕，爱结交读书人，共同的志向和爱好，使他们三人成为无话不谈的至交。
祖父业余时间爱好音乐，笙、管、琴、胡都在研究水平之上，他老人家在下社教书期间，组建了一个音乐会。乐谱与佛乐差不多，在我们那个范围，这个音乐会很有名声，每当村里人有白事宴，就请音乐会前来超度亡魂，吹拉弹唱，甚为庄严，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程序：读祭文，给亡者送去神圣的安慰。
记得祖父走的那年，他老人家的学生们知道后，还自愿前来给他们的老师，送上最后的祝福。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历史：跟祖父开了一个笑不起来的玩笑
历史：跟祖父开了一个笑不起来的玩笑
使我不由地再次想起祖父，那是最近几天的事情。想起祖父的音容笑貌，想起祖父的慈善，想起祖父的温和，想起祖父渊博的学识，想起祖父那几年遭受到非人的待遇……每当想起这些，在我心里产生出来的复杂感情，是一般词语所不能形容的，我为出生在这个家族感到骄傲和自豪。同时，我又为那个年代感到一种悲哀。也就是说，为祖父生活在那个年代悲哀。兵荒马乱时期，可说是乱世出英雄的年代，对于一位弱不禁风雨的一介书生来说，那是多么悲壮的事情啊！
村里人常说，修路架桥，教书育人，乃行善积德的好事。祖父的遭遇，使我对此产生怀疑。像祖父这样一心为他人着想的好人，怎么会成为反革命四类分子呢？或许是那个社会出了什么毛病？或许是老天爷有意磨练祖父的性格？
记得在一九九零年时，我携妻提子，去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参加一个全国诗歌创作笔会，顺便在北京停留了几天：一是看看首都，算是弥补妻子的新婚蜜月之旅；二是看望本村的一位老人。他老人家名叫邢相禹，与祖父同辈，好像俩位前辈小时候还相处得可以，又好像他俩还有点远亲关系。相禹爷爷和我说得一席话儿，我记得清清楚楚。他老人家说起祖父来，一是尊敬，二是佩服。当说到祖父那几年的事情时，他老人家是非常同情祖父遭遇的。他说，过去的一贯道是一个群众组织，它的出发点还是与人为善，只不过发展到后来被坏人所利用，这是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也并非一贯道的宗旨，更不是祖父这样的小人物所能“左右”的。
最后，他老人家建议我与他联合写一篇文章，体裁就是当时非常流行的那种报告文学，叙述一下当时的真实情况，也就是为历史澄清一个事实，也就是为祖父“*昭雪”。后来因为资料所限，我一直没有动笔，成为一件憾事。对他老人家而言，此事应该在“日程表”之外，我认为原因来自“高级”与“低级”之对比；于我却是一块心病，每每想起，它便发作起来，敲打着我内心深处的“诚信”。
就在我写这本书的同时，正巧手跟前有一本《忻州文史资料&；#8226；第五辑》，书中有武秉谦和于颖合写的一篇文章：《一贯道在忻县的活动及被取缔情况》。文章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也简易介绍了一贯道的基本情况。在这儿，我觉得有必要重复叙述一番：一贯道于一九四零年传入忻县，一九五零年被政府取缔，道徒发展到十七万人，占当时全县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一贯道最初由西域人达摩从印度传入中国，到十五代祖王觉一（又称北海道人）时，开始确定“一贯道”这个名称。据《一贯道疑问解答》中讲述：一，即无极之真，先天之妙，至神至明，亦明之曰理。贯，即贯彻一切之意，由无贯有，由始至终之极至理。因此理贯彻天地万物，而天地万物齐具此理，故称一贯。所谓道者，路也，亦即理也。一贯道还有许多教义，如《历年易理》、《性理积疑》、《学庸真解》、《三教圆通》、《一贯采原》、《一贯圣经》等书。清光绪十三年（一八三三年），王觉一亡于天津，刘清虚继位，称为十六代祖，这个时期为“红阳数满”。一八七八年左右，刘清虚亡，路中一继位，为十七代祖，他是山东济宁人，出身厨夫，自称其为弥勒佛下凡，道内称其为“白阳初祖”。
一九二五年路中一亡，由其妹路中节“掌管十二年”，道内称其为“南海姑佛”。之后，道内大徒弟郝保山与二徒弟张光壁互相争位，勾心斗角。后张光壁夺得道权，自称“济公活佛”下凡，为十八代祖，道内尊称其为“弓长老祖”或“弓长师”，为全国一贯道总负责人。之后，一贯道分裂为三派：路中节为山东派，亦称老姑派；郝保山为山西派；张光壁为一派，名“崇华堂”。山西道长名叫薛洪，下设四贤八俊五大组，忻县为义字节组，由李跃昂负责。书中记载着下佐村（村名，在我村东十余华里）一个人，名叫颉起来，可能是一贯道里的小组长。
祖父是懂历史有文化的圣贤之士，他老人家非常清楚历史上的会道门，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最终是没有好下场的。可是，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人人都求神拜佛，为的就是保佑全家人平平安安，免受生死离别之苦。最后，祖父在苏村（村名，在我村东十华里左右）一贯道徒宿改鱼（人名，取其音）的蒙骗诱惑下，加入了一贯道这个“吃人”的组织，给祖父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同时，也给这个美满幸福的家庭带来想象不到的打击。据父亲回忆，祖父在一贯道里所任职务为：二仙。
祖父受到非人遭遇的情景，我记忆犹新。当时社会好像一条疯狗，看见谁不顺眼，就乱咬，就抓典型，就进行批斗。所谓的批斗，又是那么实际，又是那么残忍可怕，首先是每天早晨拿一把扫帚扫大街，然后背诵《毛泽东选集》，然后开大会批斗，村里民兵把祖父用麻绳五花大绑捆起来，然后将他老人家推到他非常熟悉的讲台上：从前讲台下是他老人家的学生，而今讲台下的学生们却在批斗他老人家；从前站在讲台上的是村民们尊敬的先生，而今站在讲台上的是村民们批斗的对象。不足十平方米的讲台，竟然神奇地出现了极其相反的一幕。
这就是历史，历史和村民们开了一个严肃的玩笑。
这就是历史，历史和祖父开了一个哭笑不得的玩笑。
每当听到村里高音喇叭一响，父亲说他的腿就发软打颤，心蹦蹦地跳。其实又何止父亲一人呢？奶奶不是这样吗？大姑不是这样吗？三姑不是这样吗？就连我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子都感到害怕。还有祖父他老人家，虽然在他脸上看不出有什么变化，在他老人家的内心，又是怎样的电闪雷鸣？又是怎样的波涛汹涌？难道他老人家就没有一点苦衷？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道理，他老人家不是不懂。问题是他老人家懂又有什么用呢？关键是他老人家教出来的学生，也包括学生的子孙，他们未必就懂。说懂，也许是事实，只不过是他们假装不懂而已！在这儿好有一比，中国支援了越南一支机关枪，后来发展到越南人端着中国人给他的那支机关枪，对准了中国人的胸怀。
中国人傻眼了不是？这叫什么？我不懂。
小时候，我见过一回这种场面，村里人都围在村西学校大庙里，人山人海。可怜我尊敬的祖父，站在台子上，身上捆绑着麻绳，低着头，脸无血色，毫无表情。世界对好人都如此，还成个什么社会？当时，村里有些不成体统的人，还喊着什么要打倒祖父名字的口号。
尽管如此，村里人有些是是非非，他们还是找祖父的麻烦，还离不了祖父的帮忙。这个让看看盖房立架的日子，那个让看看娶媳妇嫁闺女的时间，要不就是让看看出殡埋葬的时辰等等，甚至还有外村人找上门来，祖父是有求必应。在他老人家眼里，与人为善就是与已方便。天下还能找出如此的好人吗？过去政府不相信这些，说什么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但是，上面是这么要求，可村里人信这些，你不让他白天来，他就等到天黑。
这是我印象中的事情。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二首诗歌：忆祖父
二首诗歌：忆祖父
据父亲记忆，祖父任国民教员期间，每年年终都要集中在忻县城里受训。所谓受训，并不是交流总结教学经验，而是检查每个人是否被共产党思想赤化，让每个受训的人“自白转生”。稍有不慎，则有乱棍打死的可能。要不就是把一个人圈在人群当中，让周围的人朝他脸上吐口水。刑法千奇百怪，每个受训之人，无不脱皮掉肉，生犹如死，死胜于生。
祖父虽然没有被打成残废，但仍然免除不了皮肉之苦。父亲说，祖父手指就让铁针扎过，还在他老人家的手指中间夹上一根牙刷，然后用绳子使劲挤压……这个时期，正是阎锡山统治山西的非常时期。
据《忻县志》第十七编第六章第五节第三条记载：“三十六年暑假，阎锡山县教育科伙同同志会、特警组办训练班，把二百多名教员召回城内云路小学，以培训为名，*教师，大搞‘三自’（自清、自白、自治）传训，清查‘伪装分子’。集训期间，威胁利诱教员交待与共产党的关系，强迫全体教员参观乱棍处死人的惨状。三十七年，又把全县教员召集到云路小学‘集训’，并由赴省受‘种子训练’返忻的教员任组长，每组还配备学生三至四人为打手，全副武装的警察把门监视，把‘交待过问题’的人都列入斗争对象。教员宋春怀受刑不过，用铅笔捅破喉头，几乎绝命；（教员）郭士济被整疯；（教员）赵恩禄被扛子压折下肢，致残。最后，有六十四名教员屈打成招为‘伪装分子’，并逼迫不是共产党员的这六十四名教员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其中二十四人送‘感训队’复审。”
由此可知，父亲所言不假，只是时间上有些出入，并非父亲所言“每年年终”，而是“三十六年暑假”与“三十七年”这二个时间。但祖父在忻县城里受训之事，却是不可争辩的事实。
岁月茫茫，寒暑更替，不知过去那个云路小学，在忻州城哪个地方？悲悲恸恸，不记也罢！
尽管如此，祖父并没有因此放弃乡村教育的追求，也没有忘记肩负的沉重职责——开启愚昧，树人灵魂。依然回到村里，依然站在讲台上，依然拿起他老人家的教鞭，依然教他老人家的书。一九四九年，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解放了全中国。人民翻身做主，歌声随着红旗飘，神州处处生机勃勃。这时的祖父，也随全国人民一样，心情自然十分舒畅。
祖父为新中国做得第一件事情，是担任村里的义务教员，简称义教。所谓义教，就是尽义务，没有报酬。一九五二年春，忻县成立扫盲委员会，学习祁建华速成识字法。同年十月，扫盲运动在全县展开，祖父被聘任为义教。据父亲记忆，为此祖父还在忻县城里培训了半月时间。当时正值收秋时节，祖父进城培训去了，家里所有收秋重担，就落在祖母与大姑身上。那年父亲十二岁，也得下地劳动。好在家里养着一头毛驴，还帮了不少忙。
村里的速成识字班办起来了。每天早晚上两次课，上课时间以敲钟为号，敲钟自然也是祖父的任务。钟声一响，村里所有的青壮年都陆陆续续往学校走。这时，就发生了祖父请同族伯父张爱元上课的趣事，有关情节参见本书第四章：同族伯父张爱元。
祖父为新中国做得第二件事情，时间同上。那年冬，忻县在各村镇开展“查田定产”工作。各行政村相继成立清丈组，清丈组里有各类人才，有丈量土地的，有拉尺划线的，有计算面积的，有书文造册的。因祖父有文化，又写得一手好字，所以他老人家从事后一项工作。同时还有同族祖父张宇文，他老人家有个小名叫张稳堂，村里人习惯称他为稳堂先生。还有同族伯父张尧。先在各户人家地边插上牌子，写清地名、户主、亩数。然后，清丈组根据每块地边牌子上的数字，重新丈量。然后，汇总造册登记。然后，逐级上报。这项工作，一直搞至第二年春季，才算完成。然后，开始发放土地证。据父亲记忆，那时祖父非常劳累，常常工作至半夜才回家休息。
祖父为新中国做得第三件事情，是一九五三年六月底开展的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工作。对此父亲没有记忆，好像祖父也是从事文字统计工作的。据《忻县志》大事记中记载：全县（忻县）有二十三万八千二百四十九人。
祖父对我成长影响至深，我对祖父的感情也是与日俱增。在我学诗起步阶段，曾创作了二首怀念祖父的诗歌，一首是《和祖父谈印象派作品的灵活性》，另一首是《再忆祖父》。现照录如下：
《和祖父谈印象派作品的灵活性》
我亲爱的祖父呀
您看不见我怎能说
我上衣的第二颗扣子
掉了 掉了吗
一个影子乘我弯腰之际
爬在我的背上
揪住我的头发让老天下雨
钻在我的怀里
用手指点着我身上的服装
然后说起民国三十年的那场大雪
咳____叭嗒
就这么一个声音
让我回味了二十八年
老想着椅子的腿是四个
少一个怎能坐的稳当
看来大街上是没有一个人了
树杈的鸟窝里
小鸟儿初醒
《再忆祖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