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的另一种思路-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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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年时的文史教育对一个人的成长非常关键
中天先生对我的赞扬我愧不敢当。说到我经历了长达二十二年的苦难怎么还能站起来，站起来后还能有所成就，值得一提的是我幼年所受的古文教育。抗日战争时为了躲避日寇轰炸，我家住在重庆乡下，附近没有小学，家里请来私塾先生给我启蒙。老师是前清秀才，选用的教材全是古文。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堂课就开讲《左传》的“郑伯克段于鄢”。过去中国虽然教育不普及，但只要有教育，首先是对学生进行历史教育。在中国，文、史、哲三者是一体的，最初级的《三字经》既是识字的课本又是历史知识的启蒙。小学生一开始识字就同时开始历史哲学基本素养的灌输，润物无声地塑造着一个人的人格精神。我在劳改期间虽然只许读一本《资本论》，但激励我活下去的却是当时不准读却仍在我脑海深处的古文经典。比如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这句名言使我终生受益。在我劳改的二十二年中，“心志”“筋骨”“体肤”饱受了“苦”、“劳”、“饿”的折磨，好像整个身躯都是“空乏”的，干什么都不对，做好事也变成坏事，四处碰壁，动辄得咎，真正是“行拂乱其所为”，但只要想到这是“天将降大任”于我的考验，一切都能咬牙忍受了。这就是我之所以能活到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活到今天的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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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天话语（5）
现在一说到中国文化就是一个“儒家”，其实不然，中国文化浩如烟海，诸子百家博大精深，即使归结为“儒释道”三家也洋洋大观。在我们目前面临国内国外诸多问题的时候，我不禁常常想起“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句话，还有老子说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是多么精辟啊！中国历史文化中蕴藏着的政治智慧让我们受用无穷。
玉缘
近年来朋友聚餐，常会有人在席间掏出一块玉来炫耀，也常发现座中不止一人佩玉，你一块他一块，竞相掏出互相比较，一时琅琅珰珰，四壁生辉，把一顿饭局变成中央电视台的“鉴宝栏目”。想不到竟有这么多人喜欢玉，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兴起的风气。有道是“玉佩君子”，于是乎好像大家都高雅了起来，君子之风起来。人们当然少不了问我为什么不佩块玉，仿佛没有玉便不是君子，不能登大雅之堂。我说，我的玉别说“佩”，扛都扛不动，于是向座中人比划：这么大，这么高，说得人人咋舌，自愧弗如。我才悟到，原来，玉的主要功能就是满足人的虚荣心。
我确实有块大玛瑙。我本不是惜玉怜玉的高雅人士，我喜欢搜集明清家具、古代建筑构件和古老的生产工具。这块大石头得来很偶然。大家知道现在每家酒店的大堂都有工艺品商店，而几乎每家商店门口都贴着“清仓甩卖，全场五折”甚至“三折”“二折”的广告。说是“清仓”，两年后你去那家酒店他还在那儿，令人不得不置疑他的商品价格。一次我去南方某大城市开会，入住的那家酒店里就有这么一个商店。等车的时候我进去逛，老板闲得无聊，与我攀谈间竟指着橱窗说，给三千块钱他就把一面墙的十几件工艺品都卖给我！虽然橱窗里每件东西标价都上千，其实水份大得淹死人，但其中一件石雕造型别致，雕工也可说精湛，我觉得仅这件东西也值千把块。而老板一口咬定，要么全要，单件不卖。行！我说，你都把它们装了箱，托长途的零担货车运送到银川。老板大概好久没做过这么痛快的买卖，殷勤得手忙脚乱，一瞥眼就成交了。第二天我下楼，老板早就守候在那儿，交给我托运单时非要我到他的厂房去看一看，好像不去看会是我终生遗憾。他说的天花乱坠引起我好奇，会议上反正不缺我一个，路又不远，权当作旅游吧，我竟跟他去了。他的厂房不小，但杂乱无章，成品半成品原料工具堆的到处都是。他四处翻腾，献宝似的一样样找出给我看。我和他都说的口干舌燥，最后把一样要价三十万的东西说到三万，条件是要现钱。既然老板要条件，我也得有个条件。我说，可以马上把钱打到你账号上，但你得搭一件东西给我。老板向四周一指，说要什么你说吧。我说我就要放在门旁边的那块石头。说也蹊跷，我进门时在那块石头上绊了一脚，踢了块泥皮下来。我一看，泥沙里面露出树皮的模样。老板很痛快地答应了我。然后是刷卡、对账、开发票、谈包装、讲运费，老板和他的打工仔都忙的不亦乐乎。等他们忙完了，我说你这里有刨床，干脆，你们把这块石头搬上去给我刨一下，除掉泥巴，也好包装嘛。于是老板指挥着四个打工仔把石头搬到刨床上，一刨，真面目露出来了。刨下的碴屑像碎玻璃一样闪闪发光，光滑的剖面上呈现出一圈圈清晰的年轮，刨下的横切面透明晶莹。打工仔也十分惊奇，悄悄跟老板说这不是石头。不是石头是什么？老板也说不清楚。原来他只是个生意人，并不是玉石专家。钱已经收了，票也开了，老板还是老实人，也许那三万元的东西根本不值三万，虽然迟疑，他仍很讲信用地给我装了箱。后来，他肯定找了个内行咨询，第二天，他领了个开着本田车的老板跑到宾馆见我，说那三万元的东西白送给我，钱不要了，要把这石头赎回去。我当然不愿意，而那本田老板说他愿花十倍的价钱从我手里买那块石头。他不开价还好，一开价，这石头陡然身价百倍，让我越觉得神秘，当然不答应了。这石头终于平平安安地运到银川。
玛瑙价值并不高，但贵重在它的体量巨大，尤其是通体玛瑙化了的树木，那必须要经过两亿年以上的转化过程，比人类形成的历史还长，并且，那棵树在地质变化时还需恰好被埋在地质条件都符合转化的特定地点。我这块玛瑙高50厘米，切面长57厘米，厚38厘米，仿佛是被压扁了的大树中的一截，重达120公斤重。我给它配了个底座，底座上刻诗一首：“寿高三亿年，与我结善缘。万劫摧不毁，化为石更坚。”确实，收藏是一种缘分，不全是花钱才能得到的。
作家出游（1）
我不爱游山玩水，并非因为在“反右”至“文革”中被关20多年了，而是本性如此。也许正因为喜静不喜动，有耐得住禁锢的天赋才侥幸活了下来。改革开放后，我却“动”得很频繁，以作家身份屡屡出国，但也没有因此觉得新的地方有什么新鲜。那时，不论是被派还是被请，均叫做“访问”，旅游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之嫌，还在禁忌之中，其实“访问”“讲学”很大成份是旅游。这么算来，我也旅游了20多个大大小小的国家和地区，可说是“游遍天下”了。可是，除了从北欧三国回来曾写了一本名曰《飞越欧罗巴》的游记，再没写过一篇有关旅游的文章，走了许多地方，都如云烟过眼。《游遍天下》杂志邀我写篇游记，本来没有什么好写，但我这不喜旅游的人恰恰从事了10年的旅游业，把银川市郊的古堡废墟变成中国西部最有知名度、最具规模的影视城。“镇北堡西部影城”已是宁夏最重要的旅游景区之一，不写说不过去。现在，我就把在旅游中遇到的趣事拿出来与大家共享。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人到西欧，要从北京起飞先到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再到阿联酋的迪拜，再到德国法兰克福，到了法兰克福才可以转到要去的其他西欧国家。从北京到法兰克福一路乘的是“中国民航”，现在叫做“国航”的。转机后，乘坐的就是西方航空公司的飞机了。我们第一个目的地是挪威的奥斯陆。法兰克福至奥斯陆我们转乘北欧的“联航”（KKK），开始供应北欧菜肴，端上来的全是生鱼片。生鱼片我们勉为其难地吃了，供咖啡时，除了炼乳、白糖外还有一个小包，拆开一看是两小片白药片。我与陆文夫面面相觑，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文夫用舌尖尝了尝，有点苦，说肯定是因为吃了这么多生鱼片后帮助消化的药物，于是我们俩连同严文井老师都用咖啡喝下去了，果然觉得胃里舒服了许多。从此，我们一行人在整个北欧三国的旅行中，每餐都在餐桌上找这种小药片吃。如果找不到这种小药片马上就有反胃的感觉。回国后，一直到国内也盖起了星级饭店，有了西方式的咖啡厅，我才知道那是“无糖”的甜味素，即“代糖”，专给糖尿病人和不喜欢糖的热量的人用的。
最出彩儿的是###才的故事。骥才的游记写的非常好，他的游记我都看过，但没读到他写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这两件事，今天我就将其公诸于众。我与骥才第一次去美国也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去了4个多月，跑了不少城市。在美国东部旅游，芝加哥是必经之地，那是美国一个主要航空枢纽，机场大的令人吃惊。当时北京的“首都机场”只有廖廖几个通道，芝加哥机场却有100多个，密如蛛网，我们俩一句英语也不会，晕头转向可想而知。从机票上看，我们转乘的下个航班就快起飞了，这里我们还不得其门而入，转来转去又回到原来的大厅，好像进了迷宫。我只好仗着稍稍认识几个英文字母一个人跑去找，待找到后回来再找骥才，发现他竟被两位漂亮的空姐用轮椅推着一路小跑。身高快两米的骥才穿着蓝色风衣，像美国影片里“中情局”或克格勃的官员，气派而又潇洒地坐在轮椅上，旁边还有个高大威武的警察当他的随从，提着他的行李。这样一直把他送进机舱，安顿他坐好。飞机起飞后我俩大笑，原来是骥才情急之下拿着机票跟美国警察说中国话，而这个可爱的美国警察看他哇哩哇啦地指手划脚，以为他是个聋哑人，属于需要特别照顾的残疾人一类的，立即找来空姐按残疾人待遇送他上了飞机。
骥才身高体壮脚也大，要穿48码的鞋，据他说在商品还很匮乏的时候，鞋是他最犯愁的事，非要到鞋厂去订做不可。到了美国爱荷华，我俩由中国留学生陪着到超市，这也是我们生平第一次看到这样规模的“百货公司”，这种“市场”称为“超级”当之无愧，货物琳琅满目，鞋类区域陈列着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鞋。骥才非常高兴，很快就找到一双适合他脚的尺码的旅游鞋，到收银台付了37美元（这种交款方式也是我们第一次经历）。这以后，我俩游了芝加哥再到纽约，可能是跑的路多了，他的旅游鞋越来越挟脚。回到爱荷华，那位陪我们的中国留学生又来了，骥才就很懊恼地跟他提起鞋的问题。那时我们都不富裕，37美元是很大一笔钱，花了这么大一笔“外汇”却被“穿小鞋”，当然心痛。谁知留学生却不以为然地说这可以换的，我俩都很诧异：哪有走了一个多月路，鞋都快磨破了还能换的道理？留学生问骥才原先售货的小票还在不在，骥才竟然翻了出来。“走！”留学生坚持带我们再去那家超市，我并不想买什么东西也跟着去看。到了那家超市，留学生拿出售货小票叽哩咕噜地跟售货员一说，售货员就请骥才到鞋类区再去找，看还有没有适合他的鞋。骥才找了半天没找到更大号的，怏怏地又回到收银台。而售货员居然向他道歉，说爱荷华是个小城市，这家超市是连锁经营的，在小城市的连锁店就没有在大城市连锁店的商品多，规格全，那表情仿佛比骥才还不安，一脸没有为骥才服务好的歉意。知道我们曾去过芝加哥纽约等大城市，售货员又说，其实你可以在那些城市去换的，只要有这家连锁经营的超市的地方，拿着售货小票到任何一个城市同一家连锁超市都可以退货或调换。最后，售货员数了37美元退给骥才，丝毫没有觉得顾客沾了便宜的意思。
作家出游（2）
这两件小事比《独立宣言》让我更深地认识美国及其市场经济。可能因为骥才后来没有从事商业活动而忽略了这类小事吧，然而对我“下海”经营镇北堡西部影城的影响极为深远。可以说，镇北堡西部影城能一次通过ISO9001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被评为国家4A景区，都与这两件小事有关。而且，在写小说《青春期》时，我写进了这样的话：“在市场上要实现个人的最大利益，必须把别人的需要放在第一位，所以，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为人民服务的经济。”
著名女作家叶文玲1995年曾与我同一个作家代表团访问台湾，从台湾回到香港，在“购物天堂”当然少不了逛街买东西。跟女人逛街是很麻烦的，当时我觉得她婆婆妈妈地好像没有什么独自旅行的本领，走过一家商店想回头再找就找不到了，进了地铁辨不清方向，走了几步路就喊脚疼。可是，2001年我到意大利，在没有文玲的场合我却不经意地发现她独自旅行的本领。在佛罗伦萨，我与同行者阿来、邓一光到一家中餐馆吃饭，餐馆的温州老板出来接待我们，知道我们是作家更为热情，说，他家不久前还住过一位中国女作家叶文玲。说起她，老板赞不绝口，佩服她有本事。原来，叶文玲一个人从法国到意大利旅游，刚刚上了从佛罗伦萨到威尼斯的火车，就来了两个意大利小伙子说她坐错了座位，文玲别说意大利语，连英语也不会，只好拿出火车票来跟他们比划。两个小伙子看了票后，跟她道了歉转身就走得没影了，而她一转身，发现自己的包也跟着没影了。中国人外出旅游习惯把所有东西都放在一个包里，尤其是女士小姐。篮子掉地下，所有鸡蛋都打了。文玲的包里装有一万多美元现金和全部证件包括回程机票，身上一分钱（里拉）也没有，而她却并没有当场晕倒或嚎淘大哭，很镇静地游了威尼斯又回到罗马，找到中国大使馆解决了问题，平平安安回到杭州家里。后来我见着她，才知道浙江人乡情的浓郁，从她被盗以后，以下的行程完全靠在意大利的浙江老乡帮忙。如果说中国人遍天下的话，那么哪里有中国人哪里肯定就有浙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