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的另一种思路-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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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欠民工（员工）工资应受法律惩罚
企业或其他用人单位拖欠民工及员工工资，在我国已是相当严重的问题，几乎已经成了社会的常态，每年临近春节尤为突出，不仅损害了劳动者的正当权益，危及社会的稳定安宁，也影响了政府和司法部门的声誉，并会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正性产生怀疑。
正因为“拖欠工资”已成了一种常态，在现在建筑业、服务业的竞争都十分激烈的情况下，建筑承包商才敢于竞相压低报价，以图承揽上工程，有的甚至可以“先干活后付钱”，即业主在开工前可以不付足应付的工程预付款，承包商就雇佣民工先干起来。这种“先使用后付款”允许买方拖欠的推销方式，在市场竞争中也常见，本无不可，但前提必须是承包商在工程前为工程的业主垫付费用，而现在的情况是，承包商也许会垫付工程所必需的材料、工具等等方面的费用，却并不对所雇佣的劳动者垫付工资。在雇佣民工时，也是说妥工程进行到一个阶段才发工资的。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也很激烈的情况下，劳动者也与承包商一样，只要能揽上活，宁肯先付出自己的劳动力。这样，就形成了一条“拖欠链”。而“拖欠链”终端的受损者，竟然是最需要维持日常生计的出卖劳动力的劳动者。
承包商或其他用人单位，面对劳动者时是资方。资方之所以能在生产或服务的过程完成后，分配到比劳动者工资较大的部分即利润，是因为资本这种生产要素在生产或服务过程中不仅起到策划、组织、管理等等作用，更重要的是资本要承担风险。劳动者不承担投资风险，不管企业赚不赚钱，他们都应得到工资，即使投资完全失败，也与他们无关。这本是市场经济中最起码的规则，也是工人无权过问资本有多少利润，无权要求在利润中进行再分配的道理。而“拖欠工资”的行为，却是承包商或用人单位利用工人的弱势地位强制工人一起承担风险。如果此次承包顺利，承包商无风险，工人也无风险，承包商获得了利润，而工人仍然拿自己的一份已被延时支付的工资。如果此次承包不顺利，业主拖欠工程款，工人却要与承包商一起被拖欠，一起承担风险后果。其违反公正的原则一目了然。
因为民工、员工处于弱势，只求找到一份工作而不惜先支出劳动力，让承包商和用人单位有机可乘，转移部分风险，才能够以最“优惠”的条件力争承揽工程。建筑业市场上有这样的“优惠”，又使得许多地方政府虽无财力、却有条件搞“政绩工程”、“重复建设”，开发商也可不精细地进行市场调查计算成本而盲目开发。2003年底，因###总理的关注，中央建设部紧急拨款200多个亿来解决拖欠民工工资问题，已充分说明“拖欠链”的另一终端多半是某些地方政府或其部门，这正是司法部门难以下手之所在，最终造成了“地方花钱、中央买单”。可见，工资可以被拖欠成了常态，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同时，许多地方的政绩工程、重复建设、盲目开发，竟然是建立在既低廉又可以拖欠工资的劳动者身上的。
要切断这条“拖欠链”，首先应切断拖欠的第一个环节。民工和员工直接面对的并非政府和开发商，他们直接面对的只是雇佣他们的雇主，他们不应为雇主承担风险。现在，在处理拖欠工资问题上，即使法院判决被拖欠方胜诉，也仅仅是雇主补发民工应得的工资而已，连拖欠工资的利息都没有。这是极不合理的。综上所述，拖欠工资并非一个单纯的民事债务，这里面隐含着利用民工、员工的弱势地位强制他们为雇主承担风险的超经济侵害劳动者的权益问题，所以，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也为了杜绝因此而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不仅应该规定民工、员工按周或按月领取应得的工资，还应该在法律上对雇主拖欠民工、员工工资的行为制订惩罚性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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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筹建“文革”博物馆的提案
2006年是“文革”发动40周年，也是“文革”结束30周年。“文革”结束后的20多年来，由邓小平同志开创的改革开放及在实践中总结的邓小平理论，经历了由###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人奉行的“###”重要思想，到以###同志为总书记的领导集体执行的“执政为民，以民为本”的理念，中华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中华人民共和国正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展现在国际社会。但与社会转型的同时，各种社会发展问题和社会矛盾也集中显现出来，不同利益群体的要求出现纷繁复杂的局面，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政治文明建设存在许多困难。现在，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我们面临的所有困难以及出现的各式各样不应有的社会现象，关键在于全社会缺乏一个良好的文化生态。“文革”对社会文明与国民素质的破坏到今天越来越明显。从历史的宏观角度观察，“文革”的恶劣影响是我们今天面临的困难的一个重要潜在根源。
我们虽然否定了“文革”，可是对“文革”的精神影响和社会影响的清理远远不够，现在30岁的年轻人甚至40岁的中年人，对中国历史上那次惨痛的教训都已淡忘，青年人对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经济落后、人民贫困、践踏人权的情况更毫无所知。改革开放前，曾对群众以各种方式不断灌输“忆苦思甜”教育，使人民群众在物质极端匮乏中仍有某种满足感，所以尽管“天下大乱”，群众仍然拥护中央领导，害怕“复辟”，“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而今天，人民生活不断改善、自由的空间逐渐扩大，群众的牢骚却与日俱增，逐渐积累的不满情绪成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当今社会固然存在许许多多有待改革进一步深化才能解决的严重问题，但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人民群众没有今昔对比的历史纵向参照，从而看不清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有些人甚至觉得今不如昔。对“文革”历史的遗忘加深了对现实的不满。倘若不满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而偶发地方性的###，与主流意识形态似是而非的“文革”流毒对贫困群体的煽动性，会大于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这是我们不得不防的一个可能。
“文革”是改革开放的历史依据。人民群众只有比较全面地了解“文革”那段历史，了解改革开放是在国民经济濒临全面崩溃、专制体制极其残酷的基础上起步的，才能知道我们今天的成就来之不易，才能理解我们现在奉行的邓小平理论、“###”和“执政为民，以民为本”的理念的历史必然性、合理性及其伟大历史意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人民群众只有知道了“文革”对中国的严重破坏和“大民主”对人民自身的损害，才能认识到他们的各种诉求应该而且必须通过法律程序来表达，认识到必须合理有序地逐步推进政治体制和民主制度的改革。清理“文革”，实事求是地用展览的形式再现“文革”那段历史，不仅有利于政治文明的推进，也有利于我们构建平稳的和谐社会。
“文革”是“史无前例”的，“文革”历史是不容回避的。这段重要历史的展示性场馆总会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现在各地已有好多所民间自发创办的“文革博物馆”就证明有这种社会需求。但其中有的场馆缺乏正确观念的引导，展品芜杂，甚至将“文革”物品与文物收藏的商业炒作结合起来，美化了“文革”的历史作用，重新煽起“个人崇拜”。这对党的进一步发展，对党的新一代领导人的威望及其对国家贡献的历史评价，都是不利的。
不言而喻，这种场馆由国家建比民间建有利于国家，从现在开始筹建比以后建有利于推进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有利于人民群众的自我教育，它不仅有历史意义，更有其现实意义和需要。
提案人也知道兹事体大，宜从长计议，但至少我们现在应该以开明的姿态向社会释放出要正视“文革”历史，准备“筹建”文革博物馆的信息。逐步揭开“文革”的历史真实，让人民群众了解今胜于昔，抑制“个人崇拜”再度升温，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是与时俱进的，现在的中共领导人是更加成熟稳健的，使人民群众真正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一步深化改革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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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下海”（1）
上世纪90年代初，我曾作为“文人下海”的典型被媒体广泛报道，一晃过去了14年，“逝者如斯夫”！开始我只有78万元资本，如今镇北堡西部影城的有形资产近两个亿。荒芜中无人问津的古堡废墟，早已变成宁夏首府银川市第一个“国家AAAA级景区”，有“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的赞誉，这里成功地承办了“第13届金鸡百花电影节”，更是来宁夏的外地旅客必到之处，年接待游客量近40万人次，门票收入上千万元，宁夏党政领导和老百姓公认西部影城是“宁夏之宝”，品牌的无形资产要大于有形资产数十倍。
90年代初“下海”的文人不少，后来大都纷纷爬上了岸，作家中大概只有我还在经营企业。回首创业初期一路颠簸至今，有艰辛也有欣慰。如果要我总结经验，我想大致可以概括为这样两条：
一、机遇；二、创办者个人的市场经济思想准备和人文素养。
先说“机遇”。镇北堡是明清两朝在西北地区修建的200多座边防兵营中的一座。我发现它是在1962年春我第一次劳改释放当农业工人去赶集的时候，正如我在小说《绿化树》中写的，它“坐落在山脚下的一片卵石和砂砾中间，周围稀稀落落地长着些芨芨草。”这里所说的“山”即贺兰山。那时，镇北堡方圆百里是一望无际的荒滩。没有树，没有电线杆、没有路、没有房屋，没有庄稼。我走了大约30里路，眼前一亮，两座土筑的城堡废墟突兀地矗立在我面前。土筑的城墙和荒原同样是黄色的，但因它上面没长草，虽然墙面凹凸不平却显得异常光滑，就像沐浴后从这片荒原中冒出地面似的，在温暖的冬日阳光下显得金碧辉煌。镇北堡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美的震撼，它显现出一股黄土地的生命力，一种衰而不败、破而不残的雄伟气势。
原来作为军事要塞的镇北堡内，所有建筑物都被附近老百姓拆的一干而净，连城门洞的砖也拆的一块不剩。里面随意地搭建了一些简陋的羊圈。但我还是发现了它有一种银幕上的审美价值，在小说《绿化树》中我就写了它让我联想到好莱坞拍摄的以中东为背景的影片。1980年，我平反后分配到宁夏文联，正值广西电影厂的导演张军钊要拍根据郭小川长诗改编的电影《一个和八个》。摄制组从陕北采景一路跋涉到宁夏，都没有找到理想的地方。到银川，他们请宁夏文联的干部协助他们找。我就把镇北堡介绍给文联干部，叫人领摄制组去看。《一个和八个》是镇北堡拍摄的第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后来被电影评论家评为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作，是所谓新时期电影的经典之一，而张艺谋当时还是个默默无闻的摄影师。自此以后，大导演谢晋接踵而至，拍了根据我小说《灵与肉》改编的电影《牧马人》，后来又根据我的小说《邢老汉与狗的故事》拍摄了《老人与狗》。《老人与狗》是著名艺术家谢添的绝响，而《牧马人》的观众人次至今还未被突破。张艺谋后来又在这里拍摄了他的成名作《红高粱》，还有陈凯歌来拍了《边走边唱》，腾文骥来拍了电影《黄河谣》，由于我的介绍，镇北堡逐渐有了影视城的雏形。这座古堡的废墟因为被我发现而改变了命运，这是镇北堡古堡的机遇。
第二个机遇是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讲话”。众所周知，“讲话”发表后全中国掀起了经商热潮，宁夏文联也和其它党政机关团体一样忙着办“经济实体”。我认为作家要深入当前市场经济生活，最好的方式无过于亲自操办一个企业，就趁着这个潮流“下海”，创办了“宁夏华夏西部影视城公司”，公司的基地在镇北堡，称为“镇北堡西部影城”。所以说，市场经济的大潮是第二个机遇，改变了我的命运。
然而，最重要的还是我个人的市场经济思想准备和在青少年时期读了些书，多少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在长达22年劳改期间，除了“马恩列斯毛”的著作，是不允许读书的。但读书成了我的习惯，尽管环境恶劣，稍有闲暇总要捧本书看。马克思的《资本论》就一直陪伴我渡过那段艰辛的日子。这部巨著不仅告诉我当时统治中国的极左路线绝对行不通，鼓励我无论如何要活下去，而且在我活到改革开放后让我能大致预见中国政治经济的走向。虽然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就因提出“给资本主义平反”险些再一次受到批判，但中国后来的发展证明了我还是有一定前瞻性的（关于我对中国的认识请参考我的文学性政论散文《小说中国》）。创办和经营镇北堡西部影城，贯穿了我对市场经济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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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下海”（2）
一、有一定的前瞻性就敢于承担风险。刚开始，作为宁夏文联的主席，我是拿自己著作的外国译本的版税存单向银行贷款“下海”的，镇北堡西部影城在产权关系上还算是宁夏文联的“三产”。可是到1994年初，中央下文件指示所有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必须和下属的“三产”脱钩。这一“脱”，就把“责权利”全压到我头上。当时，西部影城正在投入阶段，不见丝毫效益，如果我不想承担风险也还有办法“解套”，但我还是毅然挑起这副担子。既然要“深入生活”那就“深入”到底吧。而“脱钩”以后，由于“责权利”分明，企业经营者的个人利益与企业的经济效益直接挂钩，就调动起我办企业的动力，也给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及企业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二、明确劳资关系。今天来讲明确劳资关系似乎多余，但在上世纪90年代初民间经济刚起步时确有必要，尤其在经济较为滞后的西北地区。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最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