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美国的第2次阴谋-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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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永图对中国制造业前景是很有信心的。在谈到中国加入WTO对新加坡带来的商机时，龙永图说，如果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成为世界的大工厂，新加坡就可以成为替这个大工厂培训工程师、技术工人和专业经理的重要基地。
根据中国国家信息中心官员2001年的预测，未来五年，中国将有两亿人口进入“中产阶层”消费群。这里所谓“中产阶层”指的是拥有稳定的收入，有能力自己买房买车，能够将收入用于旅游、教育等消费的人群。
根据国家统计局2002年9月份公布的《首次中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调查总报告》显示，截至2002年6月底，我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户均总值已达万元。
3、中国中产阶层的生活模式写真
十年前，张和孙夫妇俩都是###的工作人员。孙已经是母亲，拥有法国文学文凭。她回忆说：“那时我们每人每月挣500法郎，这个工资水平在当时是比较高的。单位给我们分了一套小二居住房，位置在二环以内。张的父母以及我们的儿子张军（当时他17岁）同我们住在一起。”当时，每个星期六，张和孙都必须在单位里参加政治学习，星期日则做家务。她接着说：“当时，国营商店的货架上常常是空的。我们与同住一层的邻居共用一个煤气灶做饭。”他们吃得很简单：米饭（吃得很多）、肥肉和大白菜，夏天则常吃西瓜。
张则以一种调皮的神气说：“1992年夏天，一个同事劝我下海。我们搞起了房地产生意，生意做得还不错！”他自豪地指了指他宽敞的厨房，里面有一个微波炉，一个冰箱和一台洗衣机。1999年，他花相当于70万法郎的现金在北京四环的一个小区买了一套住房。
民营企业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中国起步，孙受雇于北京的一家法国企业，每月挣万法郎。1993年，夫妻俩向移居美国的张的哥哥借了一些钱，把儿子张军送到巴黎上大学。张军结束学业后已受雇于一家法国银行，每月工资万法郎。
这时，一个姑娘从浴室里伸出头来。她是这家的保姆，来自安徽的一个贫穷乡村。每个星期六上午，孙开车（她去年花10万法郎买的一辆武汉产的雪铁龙牌汽车）带保姆到大商场买东西。
张和孙虽然还远不能代表那些受益于经济转型时期致富的亿中国人，但他们的经历却可以充分说明中国新中产阶层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的方式。据报告，中国的中产阶层到2005年将达2亿人。美国麦金西环球研究所的一份研究报告则估计，在这2亿人中，有3000万人（这部分人被称为新的中产阶层，其人数正在以每年40％的速度增加）已经有了自己的房产。中国的这个中产阶层对外国企业（特别是外国的银行和保险公司）很有吸引力，因为他们拥有大笔储蓄。像张和孙这样的中产阶层分子已占中国人口的15％。他们善于利用中国经济改革的机会，对政府进行的改革持支持态度。现在，他们开始享受生活的乐趣。
48岁的孙现在很注意自己的外表。她参加了一个体育俱乐部，并且每星期五晚上都要上发廊。她还喜欢去做很时髦的脚部按摩。星期六下午，她带着公公婆婆到市中心购物。公公婆婆则常常利用这个机会到商场底层的小剧院边喝茶边听戏。有时，孙还通过移动电话同儿子联系在一家星巴克咖啡连锁店见面。
星期六晚上，张和孙同朋友们上饭馆。北京的饭馆里有各种菜肴，多得简直不知该怎样挑选。在东直门的一条街上，饭馆都是通宵营业。张军有时开车带着他们到一个朋友开的云南餐厅用餐。那里的装饰很有特色，简直使人感到是在纽约或巴黎。
这一家人有时还到电影院里去打发晚上的时光，或者是回家看DVD。张军更喜欢同自己的朋友们外出，例如到三里屯的酒吧去消遣。北京第一家咖啡馆开于1994年。现在，中国所有的大城市都有“酒吧街”。最近两年来，北京郊区的饭店越来越多。数以千计的家庭开始到郊区农村租房甚至买房，作为家里的第二住处。
张和孙打算在明年同儿子到欧洲旅游。他们将先到巴黎，然后到意大利、奥地利和德国。2000年，有300万中国人就是这样出国度假的。他们喜欢去的地方是东南亚国家、欧洲和美国。两年前，张和孙已利用假期在国内旅游过。2001年5月1日休假时，中国有6000万人外出旅游，消费了180亿法郎！这真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
4、中产阶层话语空间的建立与扩张
90年代前后，文化市场上流行的阅读刊物还是《大众电影》、《电影世界》、《中外电视》以及《现代服装》、《上海服饰》、《健美》等消闲初级阶段的大众刊物，阅读的等级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但在90年代初期，在具有“民间性”的图书发行渠道———“书摊”上，却赫然摆上了印制极其精美的“10元刊”：“10元刊，是一种大而化之的称谓，专指那些售价在10元上下，以城市白领为主要销售对象的刊物。国际流行的16开本加进口铜版纸加精美的封面设计，使这些刊物在书摊上显出鹤立鸡群的贵族气派。”这些“贵族刊物”是指《世界时装之苑》、《时尚》、《现代画报》、《精品》、《今日名流》、《世界都市》等。现在这些刊物的售价已在20元左右，品种还要加上《瑞丽》、《新娘》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些昂贵的刊物起始于极具民间意味的“书摊”。著名文化研究学者戴锦华说：“类似杂志在其问世之初，其定价之高昂，超过了大部分书摊光顾者的消费能力，但它不仅存活下来，而且成功流行。这固然说明中国社会首先表现在消费上的分化或曰分层已开始发生，但它同时透露了一个有趣的信息：那些并不属于类似杂志的预期读者亦间或成为类似刊物的购买者，因为甚至其包装形态，已然负载着未来生活的构想，而先后致富则是指称这种未来想象的信念式表达。于是，类似杂志便以超前的、展示与指导者的角色进入了我们的文化视野。直到90年代中期以后，类似刊物的后继者创刊伊始，便安居在它们应有的位置：星级宾馆的大堂或豪华商城的图书精品屋中。此时，消费的分层伴随着社会分化已开始清晰并稳定。”
这些白领杂志也可以称为“中产阶层”杂志。自这些杂志的登场开始，中产阶层的话语空间得以建立；当这些杂志成为文化消费市场的中坚并迅速流行的时候，也就是中产阶层话语实现了扩张的时候。因此，这些杂志作为文化符号，是这一阶层文化的陈情者和代言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创刊于1993年8月8日的《时尚》杂志。在近10年的时间里，《时尚》因其捷足先登和明确的中产阶层定位，已经成为中国中产阶层标志性的杂志。因其是国家旅游局的下属刊物，在创刊时还是把持着审慎的低调。在“主编寄语”中，刊物表达了如下的观念和办刊理念：
在忙忙碌碌的生活中，我们越来真切地发现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观念的更新，人们越来越注重生活的质量、时尚的感觉。
时尚不是随波逐流的时髦，不是浅层次意义上的标新立异；时尚是一种文化，一种品位，是富于深刻内涵的社会现象。
时尚不是盲目的消费，当然更不是荒唐的挥霍；时尚是价值的实现，是修养的外化，是消费领域足以折射人的素质的全方位的关照。
作为旅游消费杂志，《时尚》将反映海内外最新潮流，引导人们在吃、住、行、游、购、娱这现代旅游“六要素”中的种种文明消费，成为实用指南。
《时尚》杂志是生机勃勃的最新流行通讯，她将为目前快速扩展的白领阶层打开一个全新的窗口。新的职业、新的挑战、新的体验，愿每一位时代青年跟随时代生活的步伐，享受美好的人生。
《时尚》是时代风尚，努力反映生活方式的变化给人们的观念带来的冲击，侧重于体现消费文化的传播。……
《时尚》杂志确实实现了它引导消费和时代风尚的初衷。翻阅10年来的《时尚》杂志，标榜中产阶层的消费趣味是《时尚》一以贯之的追求。在创刊号上，“白领丽人的生活观”、“时装”、“美容”、“精品长廊”、“时尚购物”、“美食”等栏目，是它的主打栏目。在90年代初期，这种初级阶段的消费引导，恰如《时尚》杂志一样构成了中产阶层的身份标志，同时又与方兴未艾的商业主流意识形态不谋而合。这样，《时尚》不仅在那个时代得风气之先，而且又因其与主流意识形态的不期而遇而获得了合法性。
在《时尚先生》专刊的创刊号上，它的第一句话是：“《时尚先生》是一个热爱生活、兴趣广泛、关注世界潮流、讲究生活品位的现代男人。”但这位“时尚先生”的品位却是严格地锁定在“王府饭店名品专营店”里。那里有专卖英国著名的男装及服饰、有法国名牌Celine、有意大利Magli名牌皮鞋、手袋、有范思哲服装店、有路易·威登精品店，当然还有大卫杜夫雪茄店，专营瑞士公司生产的雪茄烟、烟斗、香水和领带等。因此，“时尚先生”的品位，就是在想象性的消费中来确立自己对地位和名望的追求。“这种对地位和名望的追求是建立在符号基础上的，也就是说，它不是建立在物品或财富本身之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差异之基础上的。只有这样才能解释潜消费或隐性消费的悖论，即名誉过度区分的悖论，这种过度区分不在通过张扬的方式（即维布伦所说的惹人注目的方式）来自我夸耀，而是通过审慎、分析和删选的方式，这种过度区分从来只是一种富余的奢侈、一种走到了张扬反面的张扬的赘生物，因而只是一种更加微妙的差异。”
在《时尚》1996年第3期上，一位男装设计总监阐释了中产阶层的男装哲学：少而精。他的要求是：西装至少要有10套；便装：春夏秋冬至少各有1件夹克衫或取代西装的短外衣，再为假期准备2件色彩活跃、时髦又舒适的便装；裤子：4季各有4条常规颜色的正装西裤，条绒、帆布等质地的休闲裤至少2条；衬衣和领带：从不嫌多。至少要有7条领带，其中两条是一流品牌，还要准备1—2条领结，2—4条丝巾，要有一打衬衣；此外，还要准备符合中产阶层身份的外套、运动衣、鞋、袜、内衣、手帕、配饰、以及皮具。
这些表面的、装饰性的符号，如果说是中产阶层文化为自己确立的“品位”的话，那么，在中国这类“中产阶层”大概已经所剩无几。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消费的全套设备中，有一种比其他一切都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品——它比负载了全部内涵的汽车还要负载了更沉重的内涵。这便是身体。在经历了1000年的清教传统之后，对它作为身体和性解放符号的重新发现，它（特别是女性身体，应该研究一下这是为什么）在广告、时尚、大众文化中的完全出场，人们给它套上的卫生保健学、营养学、医疗学的光环，时时萦绕心头的对青春、美貌、阳刚／阴柔之气的追求，以及附带的护理、饮食制度、健身实践和包裹着它的快感神话，今天的一切都证明身体变成了救赎物品。在这一心理意识形态功能中它彻底取代了灵魂。还有，中产阶层的符号性“体面”不仅仅体现于外部不甚张扬的夸张中，男人以“体魄”为中心，女人以“美”为中心的文化信仰，是中产阶层修辞的另一种隐秘形式。在这些贵族刊物中，健身、美容是长盛不衰津津乐道的话题。健身不只是为了体魄的强健，同时它更包含着“瘦身”的内容。“瘦身”之所以成为中产阶层时尚，我们在保罗·福塞尔的《格调》中所引用的一则广告词中得以告知：“您的体重就是您的社会等级的宣言。一百年前，肥胖是成功的标志。但那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肥胖是中下阶级的标志。与中上层阶级和中产阶层相比，中下阶级是前者的4倍。”肥胖在中产阶层看来是对他们实施的不能忍受的美学冒犯。一个中产阶层美学趣味的代言人曾这样描述了来到美国的移民后代：一代又一代，这些家庭的成员慢慢吃成了美国人。如今他们全都身材相仿：同样宽大的臀部，同样的大肚皮，同样的火鸡式松垂下巴和抹香鲸似的躯干，同样见不着脖子。女人们勉强挤进粉红色弹力裤里，而男人们从格子衬衫和涤纶便裤的每一条缝和每一个纽扣之间鼓凸出来。
庞大的身体叙事在过去是成功的象征，而今在中产阶层的眼里却粗俗不堪。波德里亚在分析中产阶层“身体”时揭示了隐含其间的最大隐秘：身体之所以被重新占有，依据的并不是主体的自主目标，而是一种娱乐及享乐主义效益的标准化原则、一种直接与一个生产及指导性消费的社会编码规则及标准相联系的工具约束。换句话说，人们管理自己的身体，把它当作一种遗产来照料，是因为把它当作社会地位能指之一来操纵的。
身体叙事当然不是中产阶层的专利。在前卫的女性作家那里，我们对来自女性心灵深处的自白或独白早已耳熟能详。但在前卫女性作家那里，身体叙事不仅直接表达着她们的女权主义诉求，同时也间接地对道德秩序提出了极端化的挑战。那些在话语层面的实践并不意味着她们一定要在现实生活中去实践。但中产阶层的“身体消费”需要是必须诉诸于实践的。当女性的整体裸露尚不合时宜的时代，意味着关爱的局部裸露就成为一种身份的表征。“浪莎”丝袜，露出修长的大腿；“做女人挺好”，挺立起女人昂扬的胸膛；“瘦身专家”，露出女人婉转的腰肢……于中产阶层女性来说，美丽变成了宗教式绝对命令。美貌并不是自然效果，也不是道德品质的附加部分，而是像保养灵魂一样保养面部和线条的女人的基本的、命令性的身份。上帝挑选的符号之于身体好比成功之于生意。此外，美丽和成功在它们各自的杂志里都包容了同样的神秘主义基础：在女性身上，是那开发着并“从内部”提示着身体所有部分的敏感性。在企业主那里，是对市场的各种潜在性的充分预感。它们都是上帝选择和救赎的符号：这与新教伦理相距并不遥远。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