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是湿的-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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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指挥自己的雇员。不过这里的情况是，联系松散的群体能够比机构更有效地完成一些事情。多亏用户生成标签的引入，摄影者们有足够的个人动机（且排除了商业酬劳）使众多大型图片集成为可能。这些图片集并不是碰巧发生在机构缺失的情况下——只有机构不在场，它们才成为可能。
这就是科斯逻辑变得奇怪的地方。交易成本的小幅下降使企业变得更有效率，因为机构困境造成的限制不那么严苛了。而交易成本的巨幅下降使企业——或者说任何机构——都不能再承担某些行为，因为无论从事某个特定行为的费用变得多么便宜，都没有足够的好处来支付作为机构存在的成本。只要组建一个群体的绝对成本够高，无管理群体将局限于小型活动——一起看夜场电影，一起出外露营。即便如分享餐会（potluck dinner）这般的简单活动，典型情况下也需要某种主办机构。由于能够以低成本实现大规模协调，第三种类型出现了：严肃、复杂的工作可以不受机构指导而实施。松散协调的各类群体如今可以取得此前任何组织机构都不可企及的成果，其原因正在于他们藏在“科斯地板”底下而不受其理论制约。
第2章 分享是机构困境的解药（10）
无论是共享、合作或集体行动，各种群体行为的成本降低如此之快，幅度如此之大，从前藏在那层地板下的行为现在受到关注。此前我们不知道在这个层面能够做些什么，是因为机构行为之外通常再没有行为。多种社会性工具现在提供了第三个选择：具有松散结构的群体，可以出于非营利性目的、不受管理层指挥而运行。
从共享、合作到集体行动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关于组织的重大问题一直是，一件事最好由国家按计划的方式指挥进行，还是通过企业在市场中竞争实现？这个争论的背后是一个普遍却没有明说的假定，那就是人们不可能自我集合，只能在市场和管理措施之间做选择，也即假定没有第三种可能。但是现在有了。我们的电子网络正使得集体行动的各种新奇形式成为可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大也更分散的协作性群体也因之诞生。非机构性群体所能完成的工作对于现状造成了深刻的挑战。
交易成本的瓦解使人们更容易聚集到一起——事实上是如此容易，以至世界因之发生改变。这些成本的降低正是当前革命背后的推动力，也是本书所涉及内容的共同要素。我们还不习惯于将“群体性”（groupness）当做一个特定的类别加以考虑——大学课堂和工会的差异性似乎比它们的相似性更为显著；我们也很难将埃文寻求手机归还的努力，与对印度洋海啸的分散记录相提并论。但是，好比由同一潭岩浆引起的一连串火山喷发，群体行为的表征尽管可以千差万别，其爆发背后的驱动力却是共同的，即*变得前所未有的简单。这个改变可看做一个长期的转型，它具备多种表现形式，并在不同的情景下以不同的速度展开。粗略来说，这个转型可被描述为对于两个问题的回答：为什么此前群体行为大体上被局限在正式组织的范围内？现在发生了什么而改变了这一点？
现在我们有了更适应于人们对群体活动的本来欲望与天赋的传播工具，并且日渐发展出应用这些工具的社会模式。因为我们现在可以接触到科斯理论的“地板”以下，所以有了这样的群体，它们既像生日聚会那样非正式，同时又具有一个跨国机构的行动范围。从对于泰国政变的业余报道、有关海啸的记录、针对伊凡娜手机的争夺，到数不清的其他事例中，我们正在看到的，是一个集中试验这类工具的阶段的开始。试验结果将会千差万别，并且随着人们越来越会使用这些新的工具，各种结果的背离程度将更大。*变得简单的新现象正在造成各种影响的扩散而不是融合。这些影响的差别取决于群体里的个人互相绑定的紧密程度。
你可以把群体行为看成一个梯子上的递进行为，社会性工具改善了这些行为或使之成为可能。按照难度级别，这些梯级分别是共享、合作和集体行动。
共享对于成员提出的要求最少。许多共享平台，比如Flickr，都大体以“要么接受要么放弃”（takeitorle*eit）的方式运营，从而实现个体最大限度的参与自由，并给群体生活造成最低限度的复杂因素。尽管Flickr将与公众分享作为默认设置，它也允许用户将照片只显示给其他特定用户，或者完全限制观看。在知情的情况下，将自己的成果与他人分享可谓最简单地使用新型社会性工具的方式。（在非知情的情况下共享个人工作的情况同样存在，比如Google读取数亿因特网用户的链接偏好的情形。如同Flickr的用户，这些因特网用户帮助创造了一个社群内共享的资源；不过Google所聚集的内容，与Flickr不同的是，那些人并没有主动选择将它们贡献出来。）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2章 分享是机构困境的解药（11）
合作是再往上的一个梯级。合作比单纯的共享要难，因为它牵涉到改变个人行为与他人同步，而他人也同样在改变自身行为与你同步。对于共享，群体仅仅是参加者的集合。与之不同的是，合作创造出群体的身份——你知道了你在同谁合作。一个简单的合作形式就是谈话，几乎所有社会性工具都要用到它——当人们相处的时候，即便是以虚拟形式，他们都喜欢交谈。有时候这些交谈是通过话语，比如电子邮件、即时通信工具或短信，有时则是通过其他的媒体形式：视频分享网站YouTube允许用户对他们在网站上看到的视频发布新的视频来回应。交谈比起共享多营造出一份社区的感觉，但它也造成新的问题。要使在线交谈不堕落为辱骂或者灌水，其难度众人皆知，更不用说要求交谈不偏离主题了。有些群体对于这类影响完全满意（因特网上的确有不少社区津津乐道于弱智的谈话），但是任何群体如果决心维护一套社区准则，则必须存在某种强制性机制。
协同生产（collaborative production）是一种更深入的合作形式，因为它增加了个体与群体目标之间的张力。检验协同生产的测试很简单：没有人能将所创造出来的成果归功于自己，并且如果没有许多人的参与，项目也不可能发生、存在。信息共享和协同生产之间最大的结构性差别在于，协同生产至少涉及一些集体性决策。维基百科全书成果的背后是翻来覆去的讨论和修改，最后落实为关于每个特定主题的一张网页（虽然其内容此后还将发生改变）。协同生产并非绝对的好事——许多社会性工具正因为减少了对协作的要求而成功，如同Flickr聚集照片时做的那样。协同生产很有价值，但比共享更难做好，因为凡是需要协商的东西，比如一篇维基百科上的文章，都比可以单纯添加的东西，比如Flickr上一组照片，耗费更多的精力。
第三层梯级是集体行动，这是最难的一种群体行为，因为它要求一组人共同致力于一件特定的事，而且做事的方式更要求集体的决定对于每个个体成员都具有约束力。各种群体的组织结构都会造成不同的困境，这些困境对于集体行动则显得更加棘手，因为群体的凝聚力对于行动成功至关重要。信息共享使参与者有共同的意识，协同生产依赖于创造的共享，而集体行动通过将个人的身份与群体的身份紧密联结起来，建立了共有的责任。从历史上看，分享餐会或者共建农房属于协同生产（成员们一起工作并有所创造），而只有工会或政府才能从事集体行动。那些行动往往借成员之名，力图对世界有所改变，并通常被致力于不同结果的其他群体所反对。
有关集体行动最普遍的问题可以表述为“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mons），生物学家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用这个词描述当个体受到激励去损害集体利益的情形。公地悲剧的模式很容易解释，一旦你理解了，你会发现它无处不在。对这个问题的标准阐述以羊为例。假设你是一群牧羊人中的一个，大家都在一个公有的草场上放牧。显然保持草场生态健康符合所有人的利益，这就要求你们每个人都不要过度放牧。只要每个人都拒绝贪婪的行为，所有人都会受益。但这样的系统存在一个小问题：不是“每个人”都会牵你的羊到市场去卖，卖羊的人是你。作为个体牧羊者，你所受到的激励在于以最低的成本喂出最肥的羊只。如果你能对羊群吃草有所节制，每个人都会因此受益。但是令你受益的却是搭便车，即把免费的草让羊能吃多少就吃多少。
第2章 分享是机构困境的解药（12）
一旦你意识到这一点，考虑到它对于其他人都有损害，你仍然可能避免采取这个最终可能是毁灭性的策略。然后你有了另一个更可怕的念头：其他每个牧羊人都可能想到这一点，那么即使只有其中一个人决定过度放牧，你的良好行为只落得补贴了这个人。这样看来，一个人不过度放牧取决于其他每个人都做出相同的决定，这使得那个决定显得异常脆弱。只要其他牧羊人中，有一个把他的羊群不必要地多留在草场上一小时，你唯一的权力就是做同样的事情来报复。这就是公地悲剧：虽然每个人都同意普遍克制对大家都有利，个体受到的各种激励却常常阻碍那样的结果成真。
搭便车者就是那些从某处受益却不作任何回报的人。不同社会对此问题通常在两个处理方法中择其一：一个方法是取消公共事业，将其各部分的所有权转移给个体，使后者得到激励保护各自的资产。如果六个牧羊人每人拥有先前公地的六分之一，过度放牧则变成一个私人的而不是社会的问题。如果你在自己的部分过度放牧，你将要自己承担不良后果，而你的邻居则没有任何问题。另一个方法就是管治，或者如哈丁所说的“一致赞同的相互强制”。这个解决方案阻止了个体行为者从自身而不是从集体的利益出发。公地悲剧说明了为什么纳税从来都不遵循自愿原则——如果人们认为他们的邻居会为道路维修付钱，他们就会选择不付了。这也是为什么餐厅会对于大型派对自动加扣小费——当有足够多的人用餐，即便仅仅是下意识的，每一位都会自然而然地少拿出这群人该付的小费。
集体行动牵涉到对管治的挑战，或者说，它挑战了有关失败的规则。在任何决定采取集体行动的群体中，不同成员将表达出不同的意见。当代表群体的一个决定做出，总有一些成员会发现不符合他们的心意。当群体越大，或者做出的决定越多，这样的事情就会越经常地发生。对一个群体来说，要采取集体行动，必须有足够强的共同愿景将大家绑在一起，尽管时不时的决定不免使一些成员难以满意。因为这个原因，集体行动比信息共享或者协同生产要更难实现。当下社会性工具的推行中，真正的集体行动的例子——即群体代表全部成员行动，其后果也由全体成员共担——还很少见。
对于新的社会性工具的根本长处，社会科学家西巴·帕克特（Seb Paquet）称之为“简单得可笑的群体构建”（ridiculously easy groupforming）。我们最近的通信网络——互联网和手机——正是形成群体的平台；为这些网络开发的很多工具，从邮件列表到可拍照手机，则视群体构建为理所当然，且各有不同的延展。简单到傻瓜程度的群体构建十分重要，因为渴望成为群体的一员，在群体中与他人共享、合作、协调一致地行动，是人的基础本能，而此前它一直受到交易成本的抑制。由于形成群体已经从困难变得极其简单，我们看到短时间里正涌现出大量有关新群体和新群体类别的实验。第3章社会性工具清除了公众表达旧的障碍，从而消除了大众传媒的特征性瓶颈。结果，以前专属媒体从业人员的种种工作被广泛地业余化。
我的叔叔霍华德是一个小镇上的报人，他为人口5 000人的密苏里州里士满发行本地报纸。这份报纸由我的祖父创刊，算是家族企业，可以说墨水流淌在霍华德的血液里。我还记得他对于《今日美国》（USA Today）的崛起大为光火。他批评它是“印在报纸上的电视”，并且坚持它是美利坚文化“蠢下去”的进一步证据。但他也懂得《今日美国》因为彩色印刷和全国发行，给所有报纸带来了挑战。《里士满每日新闻》和《今日美国》身处同一个行业，虽然两者在规模和范围上有所区别，霍华德立即看懂了《今日美国》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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