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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

齐鲁文化-第5部分

小说: 齐鲁文化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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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种观点:“齐”字与弓箭和东夷人崇尚武术的习俗有关。在甲骨文和金文中,“齐”字很像三枚箭头,再加上“夷”字的字型体现的是人背大弓,蕴涵了东夷人发明弓箭、崇尚武功等史实,后人因此得出齐地是“崇尚弓箭的东夷人所居中心之地”的结论。
  不论“齐”由何而来,生活在齐地的齐人都坚信齐地是华夏文明的中心地区,并创造出了辉煌灿烂的文化。
  二、齐文化的特性:功利性和空灵性
  齐文化中的功利色彩较重,却以空灵为基本表现形式。它主要表现在:虽然注重事功、物利,却从未使人产生肃穆的压抑感,而是带有极大的开放性与灵活性,于恢宏的气势中透出无所不在的空灵。也就是说,这种功利性是以不拘一格的空灵性表现出来的,具有随意性和实用性。主要原因就在于齐国系神仙方士的发源地,海内三神山的传说是由这里产生的,战国至魏晋时期出现的著名方士也大多是齐人。由此可知,齐文化中带有很深的“空灵”烙印。
  关于“三神山”,司马迁在所著的《史记·封禅书》中写道:“自(齐)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用今天的科学知识来解释,所谓的“三神山”应该是海市蜃楼,也就是幻景。战国时齐国的方士们正是从这种空灵斑斓的幻景中受到启发,创立了仙道学说。
  当时的燕、齐一带盛行神仙观念与方术,就连统治者也十分热衷于求仙活动。加上战国属于社会剧烈变革与动荡的时期,许多人都对现实感到茫然、苦闷,想躲开这个“恶浊的世界”。但是,这个现实的世界是躲不开的,吃饭、穿衣等众多实际问题都需要解决。于是,人们利用玄想制造的“吸风饮露,游乎四海之外”的仙人便产生了。
  与此同时,战国时期的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的规范与秩序,出现了思想解放,个人不但在政治上取得权利,在经济上获得保障,还脱离了贵族的羁绊、“上天”的束缚,获得了相当的自由,由此产生了“做仙人,服不死之药,从此无拘无束,与天地相始终”的思想。
  此外,空灵、缥缈的仙境也寄托着人们在仙道思想影响下对现实纷扰、人生短促的超越、解脱心理。的确,人们越是向往“老而不死”的仙境,仙境就越发神奇、华丽,引起人们无尽的企盼,且这种企盼越强烈,人们求仙寻道的活动就越疯狂。在战国至汉的这段时间内,尽管人们从未找到过实际存在的神山仙境,方士们的预言也屡试不灵,尤其是封建帝王为寻得长生不老之药而耗资百万,却屡屡受骗上当,但寻仙求道的活动依然非常活跃。其原因在于:这种活动既符合普通民众躲避现实的愿望,更满足了封建帝王希望长生不老、永为人主的心理。。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三章 齐文化与鲁文化(3)
从上述内容可知,相对于其他地域文化,齐文化带给人的是一种由空灵构筑的仙境,又由于其中注入了功利的因素,这种仙境逐渐演化成人间仙境。在这个仙境里,原有的社会价值规范被逐一打破,人们在精神上获得了更多自由和想象的空间,也更加不看重世俗的约束。
  三、功利观念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体现
  齐文化中的功利观念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均有所反映,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经济上农商并重、政治上尊贤尚功、学术上兼容包并。
  1经济表现
  齐国依山傍海、经济繁荣,但在姜太公刚刚受封时,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地薄人少、经济较为落后。面对这种状况,姜太公通过实地考察,决定因地制宜,制定出了农商并重、五业俱兴的政策。这实际上是出于齐人希望获取更多物质财富,以此来推动以经济繁荣为出发点与终级目标的功利观念。
  在姜太公的努力下,齐地的经济迅速发展,国力极大增强。姜太公之后,几代齐王都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这种政策。因此,齐国最终以春秋首霸的姿态成为东方大国。在齐国由兴盛至灭亡的800余年中,虽然天下纷争不断,但是齐国始终以国富民强而闻名于世。这些均体现了齐在经济文化上因地制宜、不守陈规、随时而化、力求发展的功利主义色彩。
  2政治表现
  齐国政治讲求“尊贤尚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不计出身,唯才是举;以功以尚,不重名分。这既与齐始祖太公的出身不显赫有关,也与齐国的文化土壤及统治者的远见卓识密不可分。
  齐国的历史上有两位功绩显赫的贤相——管仲与晏婴。前者原本是小商人,后者也不是齐国贵族,但两个人最终都跻身齐国的显赫权贵之列。尤其是管仲,最初只是桓公君位竞争者公子纠的老师,还曾参与过谋杀桓公,只是在公子纠失败后才转入桓公手下做事。管仲的待人处事原则与当时士大夫们的道德观念背道而驰。他追求自己的功名,为了使自己“功名显于天下”,可以“不羞小节”。这里的“小节”,就是事君主的忠、参战争的勇、分财物的谦让、为人处世的尊严等,这充分表现出他的商人特性。
  齐桓公重用他,不仅是看重了他在贫困时积累的丰富经验与追求利益时的灵活智能,更钦佩他为追求功名而表现出来的百折不挠的精神。这些事情正体现出齐国政治文化的功利性。
  3学术表现
  齐文化的功利特质在学术上的突出表现就是兼容并蓄,具有多变性、接纳性与融合再生性。具体体现为姜太公刚刚治理齐地时,实行的“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和“因其俗,简其礼”方针。这一方针虽然与老子的道家思想颇为相似,却表现出各种思想兼收并蓄的形态。比如:管仲似法、晏婴近墨、邹衍创阴阳、淳于髡如道家、公孙丑实为儒家,他们均不属于一个道统。
  此外,在齐国800多年的历史中,几乎没有一种思想能够取得独尊的地位而一贯到底。 “百家争鸣”虽然是人们用来形容先秦学术交汇盛况的,实际上也是对齐文化兼容包并特点的高度概括。
  先秦诸子思想能在齐国的稷下形成百花齐放的争鸣局面,充分体现了齐国学术的“集百花于一束,熔众家于一炉”的特点。而这个特点也正好表现出齐文化兼收并蓄、不尚道统、讲求事功的特质。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三章 齐文化与鲁文化(4)
四、黄老之学与齐文化
  黄老之学是齐国土生土长的学派,即把黄帝学说与老子学说结合起来。它既和原始道家老子画像
  有很深的渊源,又不同于原始道家,因此在学术上被称为新道家。
  在齐文化的演变与发展过程中,黄老之学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据考证:黄老学派大约形成于战国的齐威王和齐宣王时期。当时,取代姜氏政权的田氏政权为了维护自己合法的统治地位,进一步争霸天下,极需维护自己统治的历史根据与思想武器,于是将黄帝抬了出来,宣称黄帝是田氏的始祖。既然黄帝是田氏的祖先,姜氏又是炎帝的后裔,因此传说中黄帝战胜炎帝的故事就成为田齐取代姜齐的历史根据。
  此外,老子是楚国苦县人,苦县原本属于陈国,春秋时因楚国灭亡陈国而改归楚。由于田氏的祖先陈公子是从陈国迁到齐国的,因此田齐政权选择了出自陈国的老子学说,并将其与当时流行的黄帝学说结合起来,使黄老之学成为自己的思想武器。
  当时,黄老之说虽然逐渐兴起,但是儒、墨两家已有了很大影响,成为两大派别;法家在各国的变法改革中显示了自己的优势;其他各家也均形成了自己的学派。于是,黄老之学开始利用齐国稷下百家争鸣的有利形势,不断吸收各家的思想营养来充实自己,建立起一个以道家为主体兼有百家色彩的思想体系。
  到了汉初,黄老之学已经与原始道家学说有了较大不同,发展成为以道家为主体,兼采阴阳、儒、墨、名、法之长,并能适应汉初统治者需要的新学派。
  黄老之学与无为而治经高后、惠、文、景四朝,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止的60余年间,对汉初社会的政治稳定、经济恢复与发展、国力的增强等方面都有较为积极的作用。汉武帝以后,黄老之学虽然仍盛行,但在理论上已经无法和儒家相抗衡了,只好转向神仙方术与宗教迷信。
  到了魏晋时期,道家思想虽然因时事的改变而再度流行,但已经开始趋于空谈,失去了实用价值。
  到了晋朝,葛洪对道家进行了一番系统的改造,使其完全蜕变为一种宗教,即道教。从此,黄老之学成为历史名词。
  第三节鲁文化
  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写道:“鲁人皆以儒教。”这里的“教”为教化之意。由此可见,儒学对鲁国人有非常大的影响。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鲁文化在孔子之后又相继出现了子思、孟子、荀子等集儒家文化之大成的思想大师。他们对鲁文化与儒学的承继、传播和发扬,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鲁”名的来历
  “鲁”之得名,与周公旦的长子伯禽受封于鲁山有关。
  据史料记载:周公旦在东征前,就已经在成王的劝说下建立了“鲁国”(今河南鲁山一带),伯禽便是鲁国国君。周初分封之时,曲阜一带还被奄国(存在于商朝时期)占领着。伯禽被分封为鲁王后,就代表周王室担负起镇抚徐、奄的使命,鲁国的势力也开始由西向东逐步发展起来。
  东征胜利后,周人控制了包括曲阜在内的大片土地。不久,在周公旦的决策之下,伯禽由鲁山迁往曲阜。后来的鲁国,就是在这一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
  公元前256年,鲁国被楚国所灭。后来,整个天下又被秦国所吞并,建立了统一的大秦王朝,但无论以后怎么变化,泰山以南的汶、泗、沂、沭水流域仍沿称“鲁”。

第三章 齐文化与鲁文化(5)
曲阜的古建筑群
  二、周公的文化方针——“变其俗,革其礼”与“亲亲上恩”
  据考证:当齐文化以开放、兼容和追求功利的姿态开始形成时,鲁文化正沿着强调道德至上和固守周朝礼乐的道路向前发展,而确定鲁文化基调的便是对周代影响非常大的政治家周公旦。
  周公旦是文王之子、武王的兄弟,从政治资历上来讲比齐国的开国之君姜太公晚一辈。在推翻商王朝的过程中,周公旦的表现与功绩并不十分突出。当时,他的光芒正被武王气势恢宏的鲁国城门与姜子牙的巨大身影所遮掩。
  武王去世后,年幼的成王即位,周公旦以王叔的身份摄政称王,为周初政权的巩固、周朝各项制度的确立与周代文化的建设都作出了卓越贡献。可以说,成王初期的周公旦是周王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他的地位、功绩和影响均远远超过包括姜太公在内的周朝大臣。
  据《尚书大传》记载:周公旦受封鲁国后,因武王过早离世,而成王又年少,必须留下来主持朝政,于是伯禽代其父管理鲁,并延续了周公旦等姬姓贵族创建的宗周文化。因此,鲁文化不同于齐文化,是由特定的历史文化渊源决定的。
  周公旦为鲁国确立的统治方针是“变其俗,革其礼”与“亲亲上恩”。以伯禽开始的鲁国统治者坚持*和固守周朝礼乐制度的思想便是从这一基本方针推演而来的。作为西周文化的奠基人和鲁文化的设计者,周公旦的思想精髓和西周时代主流文化、主流思想的长短得失,都在鲁国文化上得到集中和具体的体现。
  所谓“变其俗,革其礼”,主要是指改革鲁国商奄遣民的原有政治制度,不断向他们灌输周朝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如果说齐国的“因其俗,简其礼”侧重于包容、吸收不同宗族、不同方国的文化,鲁国的“变其俗,革其礼”则侧重于向其他宗族人推广和传播周朝的文化。事实上,这两种政策都是从各自国情出发的、合乎实际的选择,都对本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前者如海纳百川,成就了齐文化的博大;后者如江河直泻,造就了鲁文化的精纯。如果没有“变其俗,革其礼”的治国方针,没有坚决维护周文化为本位的态度,没有对祖先理想的执著追求,鲁国就不可能形成自周公旦到孔孟的一脉贯通的文化传统,鲁文化也就不能称其为鲁文化了。
  “亲亲上恩”中的“亲亲”,就是维护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组织的稳定和牢固,通过强化宗族成员间的血缘认同来提高宗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上恩”,就是强调血缘情感在调节贵族内部关系方面的重要性,强调用传统的道德手段来约束宗族成员的行为,以及从宗族组织整体复兴的大局出发,宽宥贵族的某些违礼行为。
  事实上,伯禽虽然以征服者的身份来到曲阜,但他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在相对孤立的形势下在这片陌生的地域里站稳脚跟?这也是周公旦曾经认真思考的问题。他们最终的思考结果就是依靠强有力的宗族组织和姬姓成员的团结一致来应对来自外部的压力。
  因此,伯禽等人严格遵循周公旦制定的“亲亲上恩”原则,取消了异姓贵族参与重大决策的政治机会,为自己开创了一条最保险、安全的政治路线。正是“亲亲上恩”,使鲁文化走上重亲情、重礼仪、重道德规范和以我为主、自我完善的发展道路。这与齐国的“尊贤尚功”相比虽然显得有些保守、封闭、狭隘、漠视功利,但却可以较为纯粹而不走样地承继周文化,充分开掘此文化的潜力,淋漓尽致地发挥、显示宗周文化的特长。

第三章 齐文化与鲁文化(6)
总之,鲁国的“变其俗,革其礼”和“亲亲上恩”表现出了一种唯我独高、睥睨一切的文化霸气,也是统治者自信与实力的反映。
  三、孔子及儒学
  鲁国历史虽然短暂,但以孔子及其儒家为核心的鲁文化却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孔子的身世及活动
  在曲阜城东南约25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尼山,又叫尼丘山。这座山虽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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