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秦暮楚周佛海-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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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中国呢？“第一是夺取政权！”他认为，夺取政权这个问题，本来没有特别作文说明的必要，因为他是实行共产主义的唯一手段，对于*主义者来说，既然主张共产主义，当然要从夺取政权入手。之所以有再次论述的必要，主要就是由于无政府主义者“讳言政治”的缘故。
周佛海在文章中论述了无产阶级要实现改造中国的目的，就必须以革命的手段，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如若“不把现存的政治势力打倒，把政权夺到无产阶级的手上来，以排除各方面改造的障碍，绝对达不到改造的目的”。他说，无政府主义者鼓吹反对一切政治，不独反对过去、现在的一切政治，并且反对将来的一切政治。试问，“不要政治能否推得倒有产阶级？有产阶级推不倒，他们一切的理想是不是梦想？”不仅如此，“要把有产阶级势力连根铲除，还必须要有长期的压制”，即以强权*有产阶级的反抗。否则，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就会卷土重来。因此，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然后才能照着自己理想的社会，一步一步建设起来。他说：“‘一切政治上的权力，都要归无产阶级！’这就是我们革命的信条，革命的标语。”
介绍“社会主义”（5）
与此同时，周佛海还撰写了《实行社会主义与发展实业》一文，发表在1921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上。
1920年10月，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到中国，先后在上海、北京、长沙等地发表讲演，谈到“中国须发展实业，振兴教育”、而不是实行社会主义。借着罗素的名声和言论，研究系的梁启超、张东荪等人向*主义者在理论上发起了进攻。为了驳斥他们所散布的种种似是而非的言论，当时的共产主义者李大钊、李达、何孟雄以及陈独秀等人，都发表了大量文章，给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给予了有力的批驳。周佛海此文，对于批驳当时的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也起了一定积极作用。
周佛海说，罗素在他的讲话中，有“中国须发展实业”的两句话；反对社会主义的议论，也是以“中国现在宜发展实业，振兴教育，不宜空说社会主义为论据的。”他说，他只想先就“实行社会主义与发展实业的关系”，说说自己的看法。
他在文章中首先论证了中国现在既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必要，又有实行社会主义的资格。他说，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借口中国资本主义尚未发展，“中国现在，简直可以说没有资本家，没有劳动者”，因此，也就没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对抗，因而也就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必要。他认为，“这种议论骤听之似乎有理，其实不然”，这是因为中国目前虽然是“近代工业不发达的国家”，资本主义未发展，没有像工业发达国家那样尖锐的“劳资两阶级的对抗”，但是，中国的近代工业总有发达的一日，问题是采取什么方法发达近代工业。他认为我们不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发展实业，在资本主义实业发展，劳资两阶级形成尖锐对立之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可以采用社会主义的方法，发展实业，消除劳资两阶级的对立和斗争。“所以中国现在即使没有劳动阶级，也断不至于失掉了实行社会主义的资格”。
他还批驳了中国现在穷极了，一般下等人简直不是在过“人”的生活，因此，现在不是实行社会主义的时候。他说，恰恰相反，现在讨论社会主义，正是由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一般人都能过上“人”的生活。“社会主义并不反对发展实业，但不是发展资本主义的实业，而是社会主义的实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固然免不掉在工厂矿山里作工，然而那时工作的条件和工作的设备，比资本主义制度下面的总要好得多，总不至于过像资本制度下面的工厂矿坑这样的‘非人’的生活”。因此，“要使一般贫民得过‘人’的生活，非实行社会主义绝对做不到。”
1921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8卷第5号，开辟了《俄罗斯研究》专栏，刊登了《俄国与女子》、《劳农俄国的劳动联合》、《俄国的社会教育》等译文。周佛海则撰写了《劳农俄国的农业制度》一文，刊登在这个专栏上。他在文章引语中，明确提出：“我们研究新俄国的建设的人，主要须注意的，就是俄国土地问题，因为：第一，俄国是个农业国，人口的大多数，都是农民，所以要研究劳农制度的基础稳固与否，及它的前途怎样，须先研究它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怎样；第二，中国也是个农业国，将来于社会革命后，主要遇着的难问题，也有就是土地问题。所以现在把它研究一下，也可以作我们将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借镜。”
介绍“社会主义”（6）
他在文章中详细介绍了俄国土地的没收和分配；所有制的形式、农业的社会化、国有土地的经营、集体化的生产、农业的改良、农业社会化的手段等方面的情况。
1921年2月10日，周佛海撰写了《近代文明底下的一种怪现象》一文，刊登在《新青年》第9卷第1号上（1921年5月1日出版）。他在文章中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虽然有高度的发展，但物质却反而匮乏，物价昂贵，生活困难，失业者增多。他说这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由于近代文明，由于机器生产本身而造成的罪恶呢？“不然不然，机器生产他本身，一点都没有坏处，大规模工业化本身也一点没有错处。就他们的本身说，只有使社会一般生活安全、向上的，断没有反使生活不安全、困难的。在内里作怪，使生出这种怪现象的，乃是资本制度这个怪物”。他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关系的种种现象进行了分析，指出：“要铲除近代文明底下的这种怪现象，就要先铲除生出这种怪现象的资本制度！”
1921年6月，周佛海撰写了《从资本主义组织到社会主义组织的两条路——进化与革命》一文，刊登在《新青年》第9卷第2号上。他以*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观点，指出旧制度不会自己崩溃，新制度不会自然产生，必须以革命的手段，打破旧制度，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他说：“资本主义制度一发达到绝顶，他内里的弊害，矛盾，也就要达到绝顶，于是资本主义制度就拿着自己的刀来杀自己，自然而然地要归于崩溃，消灭，这个时候代资本主义而兴的，就是社会主义的组织——不论你喜欢他或憎恶他，他都是要老气横秋地跑起来的。”
他说：自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社会主义的思想奔腾澎湃从西方流入中国的时候，既有反对者，也有维护者。但反对者则闭起眼睛顽固地反对，也不问社会主义是否以这样顽固的反对，就可以不出现的；主张社会主义的人则张开嘴巴笼统地主张，也不问社会主义是否以这样的笼统地主张就可以实现的。他指出，当然，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主义，新思想刚刚传入中国，出现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
他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结果，“就是社会分为两极端的阶级——最富的资本阶级，和最穷的无产阶级——而对立。”阶级对立的结果，必然爆发革命。“而战争最后的胜利，一定要归人口最多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胜利，就是资本主义的灭亡，社会主义的实现。”
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不会自然发生，必须采用革命的手段。他举例说：“社会主义不先实现于美，而先实现于俄，人家都以为是他（指*主义——笔者）的预言不中，其实由他学说的全体看起来，乃是当然的结果。俄国于资本制度发达到某一定的程度，就起来行积极的、全部的革命，所以社会主义就因之实现。美国虽然资本制度发达到十分，然而革命的行动还未发生；虽然也有不少同盟*，不过都是部分的、消极的，若照这样下去，我恐怕美国的资本制度，就是再经几百年，还是依然存在，还想什么社会主义实现。”
周佛海在《新青年》第9卷第5号（1921年9月1日出版）上，发表了：《难道这也是听天由命的教义吗？》、《狄克推多与农民》、《革命定要大多数人来干吗？》三篇《随感录》，指出社会主义是经革命得到的，不是自然而然到来的；革命的行动，都是由少数人先发，多数人附和，绝没有由大多数人先发，少数人附和的。
1922年1月，周佛海撰写了《自由和强制——平等和*》一文，刊登在《新青年》第9卷第6号（1922年7月1日发刊）上。他在文章中论述了自由与平等，*与专政的关系。指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对于有产阶级的强制，假若放轻一点，他们的反革命运动，就要得起势力来”，“他们的反革命一成功，那就要不客气的来肆行残忍暴虐的举动，以窘迫无产阶级。”因此，无产阶级必须加强对有产阶级的专政，而不能空谈什么自由和平等。
在此之前，周佛海还翻译了日本社会主义学者山川均的《社会主义国家与劳动组合》一文，发表在《新青年》第9卷第2号上。并在《向导》周刊第2卷第57、58期上，发表了《英国劳动党成功之经济的说明及其社会主义之关系》等文章。
纵观周佛海在这个时期撰写和翻译的文章，从中可以看出，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给他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和他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向往，以及由此而表现出来的巨大热情。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周佛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发起人和组织者，也就不足为怪了。
出席中共“一大”（1）
1920年夏天，离别故土三年的周佛海，决心利用暑假回沅陵探望母亲。周佛海之所以能作出如此决定，是与他翻译与写作而得到的稿酬分不开的。据他讲，由于他翻译《社会问题概况》一书，就得稿酬大洋120元。他投给《解放与改造》半月刊的文稿刊出后，稿费也非常丰厚。他说，当时所得的稿费大部分寄回家养母，一部分拿来买书，同时也留一部分准备暑假回乡省亲的路费。暑假来临，他将存款打一打算盘，除去往来路费外，所余无几。他想做一套西装，算来算去没有钱做，于是只好穿着学生装回国。
当时，统治湖南的是安福系走狗、皖系军阀张敬尧。他以督军兼省长的名义，横征暴敛，骄奢淫逸，无恶不作，被人民称作“张毒”，并在五四运动中，对学生反日爱国运动，进行*，因而激起湖南人民的强烈不满，群起反对，掀起了“驱张运动”。在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读书的周佛海，对这种情况一无所知，因此，当他到达上海时，谭延辏А⒄院闾璧南婢胝啪匆⒌耐罹徽剑绞陆粽牛缆饭Ｈ薹ɑ叵纭Ｔ谖蘅赡魏沃校愕胶贾萦瓮妗！暗轿骱≡谥枪拢咳粘胧椤⒖词橥猓愫图父雠笥鸦⒌巧剑惺本固胶杏斡尽Ｎ骱浇拿ぃ挥胁坏焦摹５俏骱奶烊燃恕Ｏρ粑飨潞螅讶绕瓷涑隼矗绕渚醯谜羧取Ｗ×巳龆嘈瞧冢蛭炔豢赡停怨榛氐缴虾！！�11
五四运动后，*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引起了共产国际的关注。1920年4月，共产国际派远东局的维经斯基来到北京。同他一起的还有他的妻子，以及翻译、俄籍华人杨明斋。经北京大学俄籍教授鲍立维和伊万诺夫介绍，见到李大钊；经李大钊的介绍，维经斯基等到了上海，会见了陈独秀，讨论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
李大钊和陈独秀，是当时有相当名望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陈独秀本是北京大学教授，因为主办《新青年》，鼓吹新思想，遭到北京军阀政府的*，被迫弃职到了上海，《新青年》杂志也因此迁到上海出版。
周佛海由于在梁启超、张东荪等人办的《解放与改造》半月刊发表了不少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当然为陈独秀熟知。维经斯基到了上海，向陈独秀提出建立共产党问题，得到陈的同意。既然要建立共产党，就必须约请赞成*主义的人士，共同商讨。于是，陈独秀通过张东荪约见周佛海。
周佛海曾回忆说，当他从杭州回到上海时，“张东荪告诉我，陈仲甫（独秀）要见我。”“有一天我和张东荪、沈雁冰，去环龙路渔阳里2号，去访仲甫。当时有第三国际远东代表俄人维经斯基在座。吴大意说：‘中国现在关于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有工团主义，有社会*主义，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使思想界成为混乱局面。第二，没有组织。做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一点都没有。这样决不能推动中国的革命。’他的结论，就是希望我们组织‘中国共产 党’。”12
维经斯基到上海找陈独秀，商谈建立共产党，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有关此事的具体经过，如维经斯基的讲话内容，参加谈话的人员等等，因为没有原始的记录，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据周佛海讲，当天讨论时，没有结果。由于张东荪不赞成此事，所以以后的会议，他都没有参加。但周佛海和沈雁冰是赞成的。他说：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出席中共“一大”（2）
经过了几次会商之后，便决定组织起来。南方由仲甫负责，北方由李守常（大钊）负责。当时所谓南陈北李。上海当时加入的有邵力子、沈玄庐等。戴季陶也是一个。不过他说，孙（中山）先生在世一日，他不能加入别党，所以‘中国共产党党纲’的最初草案，虽然是他起草的，他却没有加入。这个时候，只是筹备组织，还没有正式成立。预备在一年之中，于北京、汉口、长沙、广州等地，先成立筹备性质的组织，然后于第二年的夏天，开各地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我在计划拟定，分头派人工作的时候，恰当学校要开学，所以就回到鹿儿岛的学校去了。”13
周佛海的回忆，不论是否准确，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他参加了上海共产党组织的发起和筹备工作，只是由于学校开学返日，而未正式参加上海共产党组织的成立活动。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下，继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