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秦暮楚周佛海-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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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佛海的回忆，不论是否准确，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他参加了上海共产党组织的发起和筹备工作，只是由于学校开学返日，而未正式参加上海共产党组织的成立活动。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下，继上海共产党的组织建立之后，北京、汉口、广州、济南、长沙等地，也都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并且进行了宣传*主义和组织工人运动等活动。这表明成立全国统一的共产党的条件成熟了。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人来到中国，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周佛海回忆说：“1921年夏，接着上海同志的信，知道7月间要开代表大会了，凑巧是暑假期中，我便回到上海。”当时，各地代表陆续来到上海。他说：陈独秀由于受陈炯明之聘，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所以没有出席会议。“广东代表是（陈）公博，北京是张国焘，刘仁静，长沙是毛泽东和一位姓何的老先生，汉口是陈潭秋、包惠僧，上海是李达、李汉俊，济南是谁记不清了。”“我便算是留学生的代表。其实鹿儿岛方面，没有一个人参加，东京只有一个施存统。我算是代表施存统和我自己两人。第三国际加派了马林来做最高代表。我和毛泽东等三四人，住在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学楼上。当时学生放了暑假，所以我们租住。没有床，我们都在楼板上打地铺。伙食，当然是吃包饭。在贝勒路李汉俊家，每晚开会。”14
周佛海所说的这次代表大会，即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出席会议的代表，周佛海的回忆是不完全的，据各方面的材料证实，除原在上海的代表李达、李汉俊外，还有北京的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湖南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山东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湖北的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广东的代表陈公博，以及周佛海作为日本的代表，出席会议。由陈独秀指派参加会议的包惠僧也于会前赶到。
关于会议召开的时间，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文件中，是这样记载的：“代表大会预定6月20日召开，但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15出席会议的除上述13人外，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洛斯基。由张国焘主持会议。
在会议进行中，也即召开最后一次会议之时，突然遭到法国警察的搜查，最后不得不改在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中进行，并结束了会议。关于这段情节，有关出席会议各人回忆，不尽一致。据周佛海说：会议开了好几天之后，“究竟是马令有经验，他说，‘明晚一定换个地方。我们在此地一连开了几晚会，一定使巡捕注意。’我们说反正明天只有一晚，一时又不易另找地方，大概不要紧。于是决定仍在原地。”16因此，第二天照常在李汉俊家开会。
出席中共“一大”（3）
但周佛海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原因是这天下午，他忽然肚子大痛大泻，不能出门，一个人睡在地板上糊糊涂涂也就睡着了。据他说，大约12时，忽然醒来，看见毛泽东进来，经毛泽东的说明，才知道是出了事。
1943年2月，周佛海在他撰写的*：《扶桑笈影溯当年》中，作了如下记述：
原来他们正在开会的时候，忽然有一个面生的人跑进房来，因为当时既没有卫兵守门，而汉俊家又是和同乡合住。所以此人上楼，没有人去阻止。他进房来一看，便道：“对不起，走错了。”说完，立即返回。究竟是马令机警。他说“快散了罢，一定是侦探”，于是立即散会，只有公博还留着与汉俊闲谈。不到一刻钟，法国探目，安南巡捕，中国包打听，把房子围住，一拥上楼。探捕问他们为什么开会，他们说大家都是北大学生，因为要出一种杂志和丛书，所以开会商议。探捕又问为什么有两个外国人，他们说是北大教授，请他们指导。一个中国探捕指着（陈）公博道：“你不是日本人吗？”原来公博虽然自信他的北京话，说得和北京人一样，而别人听起来，却好像是外国人说中国话。所以硬指他是日本人。经过好久的说明，才证明他是广东人。巡捕看见汉俊书架上，全是社会主义的书，于是大教训一顿，说不应看这些书。问了一刻，也就去了。侥幸巡捕没有搜身。他们两人口袋内，都放有共产党党纲草案，如果搜出，还有不进巡捕房的道理！
这次会议结束后，陈公博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1924年在他所写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中，关于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写的：
在大会的第一周周末，许多议案尚在考虑和讨论中，这时法国警察突然出现了。在大会召开之前，外国租界就已收到了许多报告，说东方的共产党人将在上海开会，其中包括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朝鲜人，俄国人等。所有的租界都秘密警戒，特别是法租界。或许是因为有密探发出警报，侦探和警察就包围了召开会议的建筑物，所幸10个代表警告其他人有危险，而且逃走了。即使搜查了4个小时，但并未获得证据，警察这才退走。为防止再出现这种中断，大会在警察管辖之外的一个著名的湖中央的船上举行，在这条被宁静动人的景色所环绕的优美船上，作出了许多激愤和激进的决议，欢快恬静的湖水和美丽的月色都没有缓和代表们激烈的感情17。
与周佛海的回忆相比，陈公博所描述的情节比较简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由于法国巡捕的搜查，会议只好另改地点。关于这点，周佛海说，他听了上述情况后，立即想到如果不最后通过全部议案，结束会议，将功亏一篑。于是想到要继续开会，但恐怕上海租界内不行了。他说：
我忽然想起李鹤呜（达）的夫人是嘉兴人，何不去嘉兴开会。于是便立即跑到渔阳里去商量，因为鹤呜是住在仲甫家里的。我们商量决定，鹤呜夫人明日早车赴嘉兴，先雇一只大船等着，我们第二班车去，乘船游南湖。于是连夜分头通知各人。到了第二天，三三两两地到北站上车，我也抱病前往。到了嘉兴，早有鹤呜夫人在站等候，率我们上船。当地的人，以为是游南湖的，也不注意。我们把船开到湖中，忽然大雨滂沱。我们就在船上开起会来，通过党纲和党的组织。18
出席中共“一大”（4）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组织，至今有关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介绍，说法很不一致。*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党史大事年表》一书中称：“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由张静如等人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一书称：“在最后这次会议上，代表们还选举了党的中央机构，由陈独秀任中央书记，李达负责宣传工作，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而黄美真、郝盛潮主编的《*史事件人物录》，只笼统地说“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局，陈独秀任书记。”王健英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料汇编》称：*一大成立了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中央局”，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为委员，并分别担任书记、组织与宣传各部主任。
由于有关*第一次代表大会所产生的领导机构的原始文字，尚未被发掘，所有的记述都是以“回忆”为依据，因而不尽一致，是不可避免的。但据周佛海称：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除通过党纲和党的组织外，并选举陈仲甫（独秀）为委员长，周佛海为副委员长，张国焘为组织部长，李达为宣传部长，陈独秀未到上海的时期内，由周佛海代理。19
周佛海的这种说法与上述大多数的记述，基本情节是一致的，主要的区别就是周佛海是否被选为“副委员长”和“代理委员长”。此事笔者难于作出判断，只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或作为历史疑案了。
*一大于8月初结束，是月中旬在上海成立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会办事处，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通过该组织出版指导工人运动的刊物，举办工人补习学校。在帮助工人学习文化的同时，秘密地向工人宣传*主义，并组织产业工会，领导工人阶级进行斗争。
周佛海说：“大会完毕之后，一面指派各地的负责人，分头前往工作，一面在上海活动起来。我们觉得实际工作，要从劳动运动做起，于是便成立了一个‘劳动组合书记部’，以发动并指导上海劳工运动。‘劳动组合’是日本名词，‘书记部’是俄国名词的翻译。把一个日本名词和一个俄国名词合并起来，做一个劳工运动组织的名词，是费了许多心思想出来的”。20
周佛海曾自我吹嘘地说他在“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曾秘密地在工人中开展活动。他说：例如在日本人经营的纱厂的工人，想学日语，他便在工人居住的地方，开一日语学校，他每隔一夜去教两小时。“‘到民间去’的口号，我们都做到了”。21
正当周佛海在上海活动得起劲的时候，暑假快完了，他必须回到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去上学，因此，只好去电催促在广东任教育委员长的陈独秀回沪。但陈独秀回到上海后，却发生了被租界巡捕房逮捕的事件，他因为要给陈独秀送一封信，而险些被捕。正在这个时候，由于第三国际要在伊尔库茨克召开一个远东弱小民族会议，以对抗美国将要召开的华盛顿九国公约会议，中国方面，要召集工人、农民、商人和青年的代表，派去参加。周佛海说，接到这个通知后，由于时间非常急促，而又毫无准备，急得他毫无办法。他与众人经多次商量，决定以广州为中心的南方各大城市，和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各都市，都派人去召集，长江一带，则由他亲自出马。于是，他便乘船到了长沙、汉口、安庆等地，通过毛泽东、陈潭秋等，约集了一些青年，交代了有关事项。在他返回上海时，陈独秀已经被营救出狱，由于学校早已开学，他便把经手的事项，交给了陈独秀，离开上海，往鹿儿岛上学去了。
脱离共产党（1）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推动了全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党的组织也得到了一定发展。继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纲领，为全国人民指明了斗争方向，奋斗目标。192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全国轰轰烈烈的第一次*高潮。同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统一战线的纲领，确定了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方针，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国*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议案指出：为适应国民革命运动的需要，“宜有一个努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之大本营，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因此，“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
中国共产党根据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加速了与国民党的合作步伐，并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这次大会，改组了国民党，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反帝反封建运动的进程，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周佛海自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返回鹿儿岛上学之后，实际上即与党的组织脱离关系，不从事党的任何工作，对国内局势的发展也一直不闻不问，漠不关心，一心去读他的圣贤书去了。
1922年，周佛海在完成了第七高等学校的学习之后，选择了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系。当时周佛海可以选择两个学校，即东京帝国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他为何选择了京都帝国大学呢？他说：“究竟进东京帝大或京都帝大，费了不少的考虑。当时有名的*主义的权威者河上肇先生任京大教授，我因为要进一步研究*主义，所以便入了京大。”22
周佛海之所以停止有关共产党的一切活动，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首先就是担心自己的安全。他害怕因从事共产党的活动，而会受到日本政府的*，由此被驱逐回国，以致影响他的前程。
当时的日本政府，虽然不禁止各种社会主义，以至*主义的研究和宣传，但是，对于共产党的活动，尤其是中国留学生中的共产党组织及其活动，是严加防范的。1921年夏秋，周佛海在上海及长沙、汉口、安庆一带活动的情况，在鹿儿岛留学的中国学生，都不知道，而日本警察却知道了。当周佛海回到鹿儿岛之后，警察便暗中对他进行监视。不仅如此，连他的老师门胁先生也警告他，要他注意，停止一切有关共产党的活动，否则，有被开除的可能。
警察的监视，老师的警告，开除学籍的威胁，确实使周佛海极为惊恐。他之所以参加组织共产党，其本意不过是为了实现自己政治的野心，即将来能成为列宁、托洛茨基式的领袖人物。但是，如果他不接受老师的警告，继续从事共产党的活动，而被开除的话，不仅成为“领袖人物”不可能，连饭碗也会没有了。于是，他便“老老实实的用功”，23不从事一切政治活动了。
对于周佛海来说，监视与威胁不仅仅来自鹿儿岛警察局，而是日本政府。当他乘火车由鹿儿岛抵达京都车站，一下火车时，京都的便衣警察，就迎上前来，问他是否是周某人。这说明，他一直在警察的监视中。当他从鹿儿岛动身的时候，当地的警察便通知了京都的警察。因此，他在大学学习的几年时间，每日过的是图书馆生活，连午饭都是带干粮去吃，其他的事，则一概不闻不问。。 最好的txt下载网
脱离共产党（2）
周佛海停止党的活动以至脱离共产党的第二个原因，便是戴季陶、邹鲁等国民党右派人物的拉拢引诱。
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根据国民党*章的规定，选举了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推胡汉民、汪精卫、张静江、廖仲恺、戴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