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政要的最后岁月-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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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不算什么大事，但这件暗杀大案却经过新闻界的渲染，带上了传奇色彩，很快传遍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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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外长陆征祥（1）
1918年12月，我国北端的东北地区，漫天飞舞的鹅毛大雪已连续下了好几天，整个大地成了白茫茫的一片。这时，南满铁路上，一列日本火车正徐徐前进。列车一间豪华的车厢里，躺着一个身体瘦弱、年近五十岁的中年人。他瑟缩在车厢一角，冻得浑身发抖，虽然披着厚厚的棉袍，仍不能解决问题，浑身直打哆嗦，口中不时发出呻吟之声。他就是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
陆征祥虽然不到五十岁，却早就是中国政治、外交舞台上的风云人物，他曾有过辉煌得意的人生历史，也曾度过千夫所指的难熬岁月。
1871年6月12日，陆征祥出生于上海，21岁考入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附设的同文书馆，继续攻读法文，并学习外交学与国际关系，毕业后被派到圣彼得堡任中国驻俄使馆四等翻译官，从此走上政治、外交的道路。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任驻俄公使的陆征祥联合驻荷兰公使刘镜人，于12月31日通电敦促清帝逊位，电曰：“方今运遭阳九，海内分崩，既时势之所趋，宜大计之速定。”希望清廷“不以一人位号，涂炭海内生灵”。不久，陆再次发电，促清廷“速断宸衷，慨从众愿”，这样，陆征祥便由一名清政府的外交官转向革命阵营。1912年，陆征祥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外交总长。陆就任后，清除积弊，使外交部成为现代外交机构，他请林琴南写下“不要忘记马关”六字，悬挂于总长办公室内，以志不忘马关条约的奇耻大辱，还负责中俄关于外蒙交涉等重大外交活动。不久，国务总理唐绍仪辞职，陆征祥继任国务总理，上升到权力的顶峰。但陆征祥当国务总理时间不长，便因国内问题下台，随后任总统府高级顾问，再任外交总长。
1915年，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陆征祥负责中国与日本的谈判。在日本的胁迫下，也因袁世凯急着当皇帝，需要取得日本的支持，便同意了“二十一条”，由陆征祥执行签字。签字后，国内震惊，陆征祥一时为国人所痛骂，皆指他为卖国贼。这位风云一时的外交总长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之鼠。由于受到人民痛骂，舆论指责，陆征祥也感到无颜面对国人，所以，后来袁世凯称帝，要封他为侯爵，他坚决予以拒绝，并偕夫人逃往北戴河暂避。袁世凯死后，陆征祥才回到北京，继续担任外交总长。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作为协约国的一员，是战胜国，被邀请出席巴黎和会。中国政府便派出外交总长陆征祥、驻美公使顾维钧、南方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驻法公使施肇基、驻比利时公使魏震组等五人为代表，组成中国代表团，并任命陆征祥为代表团团长。
陆征祥受命后十分高兴，因为这次中国是战胜国，可以一雪签“二十一条”之耻。在稍作准备后，他们便踏上了赴欧的征程。当时，海上交通困难，欧亚航线班轮稀少，陆征祥等去巴黎，不得不出山海关经东北、朝鲜到日本，然后从日本横滨登轮横渡太平洋，途经旧金山、纽约，再穿过大西洋抵巴黎。
陆征祥一行从北京出关后，日本外务省即派专车在南满铁路迎接。陆征祥本来就怕冷，又是在冬天坐车行驶在这冰天雪地的北国，冻得浑身直打哆嗦，于是，便命人在车厢里生火取暖，使温度一下子增至摄氏20多度。后来，加煤工人熟睡，煤火熄灭，温度又下降至零下七八度。这一热一冷，使陆征祥在到达日本横滨时就病倒了。虽然他取消了天皇的接见、茶会和受勋仪式，却不得不带病与日本外相会谈。在经过几番折腾后，待陆征祥从横滨上船时，突然惊叫起来，原来，他的绝密文件箱竟不翼而飞。里面装的都是中国关于东北、山东、蒙古、西藏等问题的绝密外交文件。此箱总是由陆征祥亲自携带，以防不测。他自以为不会出问题，实际上，他从出关之日起，一举一动全在日方严密监视之下。
陆征祥丢失文件后，恰似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他知道日本方面偷盗文件箱一是为了窃取机密，了解我方在巴黎和会上的立场，好采取对策；二是为了打击他的气势，影响他在和会上的声誉。于是，陆征祥装出十分坦然的样子，即向北京外交部电告，嘱重抄一份，陆续电告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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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外长陆征祥（2）
陆征祥丢失文件箱的新闻传到国内，舆论大哗，纷纷指责陆以堂堂外交总长之尊，竟有如此大的失误，实在无能，有的甚至提出将他调回。由此，陆征祥威信大降，他不得不往瑞士罗珈诺湖暂时回避。代表团由顾维钧、王正廷负责。
1919年3月初，当和会开了近两个月的时候，陆征祥见风声平静，才从瑞士来到巴黎，他的出现使日本人大吃一惊。此时，和会的重心正好转移到中国山东的处置问题。英、法、美举行三国会议，在没有中国代表参加的情况下，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益“让与日本”，并将有关条款列为对德《凡尔赛和约》的第156、157、158三条。陆征祥得知此项决议后，即向三国提出抗议，谴责这种侵害中国主权、以暴易暴的野蛮行径。
5月6日，和会召开全体会议，宣读了对德和约草案全文。这时，陆征祥以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的名义，当场发表宣言，他神情严肃，以十分坚定而有力的语气说道：
中国全权对于三国会议决定之山东问题之解决办法，不得不表示失望。我个人深以为遗憾，此种失望，全国人民亦所同感，窃思此种办法似未考虑法理及中国之安宁。中国全权坚持至今，其理由已向三国会议正式提出抗议，希其修正。倘不副我人之切望，中国全权对于该项条款不得不声明有保留之义务，并请将本权之上述声明记入议事录中。
陆征祥义正辞严，令大多数代表动容。但在英、法、美等帝国主义操纵下，会议通过了对德和约草案，并决定于6月28日在巴黎郊区凡尔赛宫的明镜大厅举行正式的签字仪式。
此后，陆征祥和顾维钧、王正廷等其他代表遵循“无保留，不签字”的原则，四处奔走，多方活动，争取国内的支持与国外的同情。这时，国内“五四运动”的浪潮汹涌澎湃，留法的学生也每日成群结队到中国代表团总部，要求明确保证，
如不允保留，则拒绝签字。这些都使陆征祥深受鼓舞。他在5月14日致外交部电中表###迹说：“祥1915年签字在前，若再甘心签字，稍有肺肠，当不至此。惟未奉明令免职以前，关于国际大局当然应有责任。国人目前之清议可畏，将来之公论尤可畏。”这时，陆征祥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已抱定破釜沉舟的决心。6月24日，北洋总统徐世昌在英、法、日的压力下，曾密电代表团签字，但陆不予理睬，6月27日，留法学生包围了陆征祥所住的圣克卢医院，要陆表态，陆十分坚定，他让顾维钧出面接待学生，表示“不允保留，决不签字”，让学生离去。
6月28日，为和约签字日期。中国代表团在陆征祥主持下，拒绝前往凡尔赛宫签约，并致书和会，声明中国对中德和约有最后决定权。指出：“和会对山东问题与中国以不公正之判断。此即强迫中国不签字和约。盖中国代表签字和约，则自失其公正、正直、爱国之心也。故中国代表将此问题，申诉世界，听其不偏不倚之判断。”当日，陆征祥偕代表团其他代表，将拒约决定电告本国政府，表示：“大会专横至此，竟不顾我国家纤微体面，曷胜愤慨。弱国外交，始争终让，几成惯例，此次若再隐忍签字，我国前途将更无外交可言！”并以交涉失败，“奉职无状”而引咎提出辞职。陆征祥后来在《回忆与思考》一书中说：“我自觉有义务不再服从政府的命令，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就是这第一次，陆征祥维护了国
家的利益，顺应了全国人民的民心，也写下了他人生史上光彩的一页。
1919年底，陆征祥由巴黎经意大利回国，在上海，他受到了数以万计群众的欢迎。每人都挥动小旗，旗上书：“欢迎不签字代表！”人山人海，盛况空前。在他乘专车北上时，沿途各站都有群众结队欢迎。
回国后，陆征祥的心情始终难以平静。他在手签“二十一条”时，已经饱尝了强邻日本的欺负，这次满以为会在巴黎和会上伸张正义，不料帝国主义大国欺弱媚强，哪来伸张国际正义之日？再看看国内，军阀割据，内战方兴来艾，复兴民族也似无望。他感到在外交上无时无刻都需要顶住大国的压力，但始终缺乏强有力的政府支持，因此，他认为自己留在外交岗位上，将来不会做出任何成绩，只会是一次一次的痛苦、屈辱，这将愧对国家，愧对历史。因此，他毅然辞去外交总长之职，退出政界，退出外交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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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外长陆征祥（3）
陆征祥辞职后，在北京西城天主教士利玛窦的墓地附近买了半公顷坟地，建筑了墓园，题名“墓庐”，将他父母的遗骸从上海运到这里重新安葬，他整日生活在这里，准备终老“墓庐”。
正当陆征祥在“墓庐”归隐时，他夫人患了高血压、脑溢血症。陆的夫人培德·博斐是比利时一位将军的孙女。陆征祥当年不顾一切人的反对与她结婚，婚后感情甚笃。陆征祥十分钟爱他的夫人，现在夫人病了，需要易地修养，为了夫人病愈，他决定前往瑞士罗珈诺湖居住。那里有他置买的一幢别墅。但他手头拮据，无法成行，无奈，只好重返外交部任职，接受了中国驻瑞士公使之职，与夫人离开中国，又开始了“身在天山，心老沧洲”的天涯孤旅生活。
1926年4月16日，陆征祥夫人培德·博斐在瑞士逝世。陆征祥在夫人大殓后，便辞去了驻瑞土公使的职务，然后去访问他夫人生前的神师孟宁克司铎。孟宁克是瑞士弗里堡大学的神学教授，系天主教多明我会的修士。陆征祥在与孟宁克交谈中，表达了他将弃俗隐修，以了余生的决心。孟宁克劝说无效，只好答应为他帮忙。
1927年6月7日，陆征祥将夫人的灵柩运回她故乡布鲁赛尔安葬后，在孟宁克的陪同下，前往布鲁日本笃会圣安德隐修院，晋谒该院院长南文主教。南文主教对陆征祥很熟悉，也了解他风云政坛的过去，认为他是一时心血来潮，因此不肯接受。陆征祥情真意切，态度坚定，好说歹说，南文主教终于答应了他的请求。
一个月后，陆征祥正式入院，为了考验他的毅力，主教让他仍穿常人衣服，仍住该院宾馆，这样过了三个月后，见他确是铁心入教，才批准他进入修土试习班，并举行了“更衣礼”。从此，这个曾当过中国国务总理、外交总长的大人物，56岁的陆征祥，脱下了世俗的服装，换上了十分俭朴的本笃会修士会衣，同青年修士们一起，在悠扬的钟声与虔诚的祷告声中，过起了极其清苦的隐修生活。本笃会会规极严，有很多清规戒律，如规定修士应一无所有，连自己的身体、自己的意志也不能自己作主，一切所需之物，都应向院长索取，如院长不给，谁也不能拥有。陆征祥以前位居高官，前呼后拥，需要什么，马上得到，想干什么，为所欲为，现在一下子冷落下来，还要听命于别人，要控制自己，着实不容易，但他硬是以极强的自控能力管住了自己，并逐步对修士生活习惯起来。
陆征祥不仅要管住自己，要过清苦的修士生活，还必须学习一些新的、自己原来不懂的东西。如首先得学习拉丁文，以便读懂《圣经》，他年近六十岁，还要学习语言，实非易事，但他坚持每天练习，十分刻苦，通过一段时日的艰苦努力，终于学会了拉丁文。除了读《圣经》外，还得学习神学、教律等，而这些教义都
是比利时文的版本，陆征祥此时正学拉丁文，不可能再去学比利时文，为此，南文院长特批准陆征祥的随从秘书爱德华司铎为他编写法文的神学讲义，供他学习。
陆征祥虽地处异域，身在教会，但仍不忘自己的国家，不忘政治。1931年“九一八事变”，陆在布鲁塞尔以优美的法语发表演说，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蛮行径，拥护抗战国策。后陆又多方斡旋，促成中国与罗马教廷建立外交关系。
1935年6月，陆征祥苦修八年后，终于晋升本笃会司铎，罗马天主教皇十分重视这一晋升典礼，特派驻华长达十二年之久的刚恒毅总主教专程到布鲁日主持典礼。南京国民政府也派中国驻比利时临时代办凌其翰参加典礼。国内许多要人，如蒋介石、汪精卫、林森、冯玉祥、于右任、唐绍仪、徐世昌、段祺瑞等都寄来了礼物、书信、贺电等，以示祝贺。这一天，陆征祥十分高兴，他想到这八年来自己所经历的种种艰辛，今天终于有了收获，嘴角不禁露出了欣慰的微笑。
1946年5月，罗马教皇任命陆征祥为比利时刚城圣伯多禄隐修院名誉院长，此时，他已是75岁的高龄了。在天主教中，院长的地位远远高于司铎，司铎仅为神职人员，而院长则等于主教，陆征祥晚年弃政隐修，以其坚强的毅力，在他宗教的行程中，走到了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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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外长陆征祥（4）
在归隐苦修之余，陆征祥还根据自己几十年的亲身经历和对人生、社会的思考，写成了两本书，一本是《回忆与思考》，其中回顾了他的外交、政治、宗教生涯，并论及祖国天主教的前途；一本是《人道主义的会合》，这是一本纯理论性的著作。《回忆与思考》一书于1945年出版后，引起了人们的兴趣，一年之间竟再版了四次。《人道主义的会合》写得十分吃力，因此时陆征祥已是年高体衰了，他每天写不了几个字，所以花了很长的时间，写到还剩最后一章时，即1948年12月，他病倒了，而且病得十分严重，很快被送进了布鲁日的圣芳济医院。
陆征祥进入医院后，四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