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政要的最后岁月-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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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气之下，让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通知宋子文，要求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必须返回台湾，否则注销护照，甚至以“开除党籍”相威胁。
宋子文仍然不愿回台湾，对国民党的最后通牒，他采取一不表态，二不赴台，三不说明原因的“三不”立场，总之，不再理睬蒋介石。一个蒋政权的最大获利者，却在蒋政权最需要他的时候离开了，这给蒋介石留下了重大伤痛。在蒋的授意下，1952年10月，国民党在台湾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会上提出“党内重大整肃案”，要求通过党员登记，对那些不愿回台的国民党员“严加考核，分别去取”。蒋介石考虑再三后，于1953年圈定标准，将一批不愿回台的国民党员开除党籍，在这份被开除国民党籍者的名单中，宋子文排在孔祥熙之后，列第二位。从被开除党籍的那一刻起，宋子文已意识到，这一辈子不可能回到祖国去了，大陆不可能回去，台湾也去不得，香港是个弹丸之地，去了也没什么意思，只能落魄异国，抛骨他乡了。宋子文在曼哈顿住了不长时间后，即在长岛购买了一套豪华的住宅，通过精细的装修，成为一座宫殿般的建筑，里面藏有大量中国青铜器皿，布置有大量名画，就像一座艺术博物馆。宋子文对此处住宅十分满意，他将在这里度过他的余生。
豪门权贵宋子文（4）
随着时间的推移，宋子文对政治的兴趣逐渐淡漠。在长岛居住后，他深居简出，交际圈子大大缩小，他在外界的影响也逐渐缩小了。平时读书、看报，偶尔与大陆时代的几个故旧相聚，以打牌消磨时光。虽然生活优裕，但年老孤独，远处异乡，仍感觉十分乏味。
1958年12月11日，已在美国定居9年多的宋子文，终于耐不住寂寞，突然返回香港。虽然当时香港还没回归，但毕竟是祖国大地，宋子文偕夫人张乐怡一踏上香港土地，便感到十分亲切，熟悉的语言，熟悉的环境，熟悉的人群，都在热情欢迎他这位海外游子。敏感的香港舆论作了大量报道，都猜测宋子文此番返港是否将重新承荷新的使命。
为了消除误解，表###迹，宋子文破例在私邸设宴，举行了一个小规模的记者招待会。当日，赴宴的记者有20多位，当削瘦、略显苍老、但精神矍铄的宋子文出现在宴会上时，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宋子文恳切地说：“我在香港有很多朋友，广东方面的，上海方面的，多年未见，十分想念。我来此就是为了看朋友，并在香港度一个圣诞节，并无其他任务。”有记者问他是否会去台湾，宋子文沉思一下说：“过了圣诞节，有可能去台湾。”
记者仍穷追不舍，继续问：“返台湾是否有什么新的政治任务？”
宋子文倒是回答得直率、干脆，他笑了笑说：“我已是望土之人了，和政治生活已隔得太久了，不准备再搞了。”
宋子文真的是不想搞政治了吗，恐怕并非那么简单。当蒋介石让他回台湾，他一是考虑台湾不安全，二是考虑到与政敌的恩怨。而现在时过境迁，台湾政治、经济日趋稳定，安全已是不成问题；随着岁月的消逝，他的政敌有的已作古，有的年迈体衰，也遭遇日益失势的命运，已经没有能力和兴趣来顾及他了，时间的长河也逐渐冲刷了过去的恩怨。想到这些，宋子文还是想回台湾，他到香港，只是向台湾方面传递信息，试探台湾的反应。
香港媒体报道认为，宋子文计划重返台湾政治可分为三步曲，第一步以其经济优势，即以一亿美元作为基础出任救济总会会长，取代原任会长谷正纲；第二步进而染指财经界，以重温主掌财经的旧梦；第三步进入蒋氏高层决策中心。但宋子文的三步曲毕竟是一厢情愿，蒋介石正培养太子蒋经国的势力，以便让他接班，岂容宋子文这帮###派人物重返台湾。因此，便以宋氏过去遭到各方面的不良反应，“目前尚非时机”为由，拒绝了宋子文。
台湾既然不欢迎，宋子文只好于1959年1月12日偕夫人张乐怡，绕道马尼拉返回美国，在长岛这个世外桃源中又开始了隐居式的生活。
光阴荏苒，一晃又是5年过去，当宋子文在读书、看报、打牌中消磨余生的时候，突然收到蒋介石让他访问台湾的邀请。因此时宋子文已年近七旬，不可能再造成对小蒋的威胁，而宋在美国高层还有很深的关系和一定影响，蒋介石希望通过宋了解美国是否支持蒋“光复”大陆的考虑，甚至希望通过宋再弄到一些美援。
宋子文虽然知道蒋邀他访台决非善意，但台湾有他的亲人、朋友、故旧，这对一个多年漂泊异国的老人还是有吸引力的。因此，宋子文于1963年2月偕夫人一道回到台湾。5年前，在香港的宋子文具有强烈的返台参政的欲望，蒋介石不让他回去。现在，返回台湾的宋子文却抱定一个决心，不再参与政治。当蒋介石说明意图后，宋子文一口回绝，弄得蒋宋之间十分不愉快。
宋子文在台北北部蒋氏夫妇的别墅中住了几天，只是与宋美龄叙叙亲情，会见一些昔日朋友，谈谈往事，同时也游览了一下台湾的风光。很快便离开台湾，打道回府了。
1969年2月25日，宋子文的小弟弟宋子安在香港因脑溢血突然去世，使得宋子文再次来到香港。这是他最后一次踏上祖国的土地。宋子安是宋家最小的一个弟弟，平时深受大哥大姐们的喜爱，当时，在大陆的宋庆龄得知消息后十分悲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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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门权贵宋子文（5）
“我真难以相信他已经离开了我们！他是我的多好的弟弟，他从不伤害任何人。对于他的猝然去世，我止不住掉泪。”很快，宋庆龄向香港方面发去了唁电。
在宋子安的葬礼上，宋子文看到了宋庆龄的唁电，想到几十年前兄弟姊妹六人亲密相处，而现在却天各一方，咫尺天涯，随着时间的流淌，亲朋故旧逐渐离开人世，自己也已两鬓染霜，风华不再……止不住老泪纵横，百感交加。
从香港参加宋子安葬礼后回到美国，宋子文情绪低落，精神状态极差，他很少言语，常常一个人沉思，当然，生活依然极有规律，读书、看报、打牌、休息，春去秋来，周而复始。宋子文脱离了时代，他也被时代逐渐淡忘。
1971年春天，美国的气温还充满寒意，宋子文忽然萌生雅意，与夫人张乐怡去旧金山访亲会友，想舒展一下多年困闷的心情。4月23日，他们见到了老朋友，时在旧金山广州银行工作的爱德华·尤，老友见面，十分高兴，交谈非常热烈。当晚，爱德华·尤在家里设宴款待宋子文夫妇，并请来一些故交作陪。晚宴上，宋子文面带微笑，边吃边谈话，不时抬起手来，作一些优美的手势，表现出少有的兴致，人们好像又看到了年轻时的宋子文，那个有着绅士风度的儒雅的宋子文。
突然，宋子文停下来，他睁大眼睛，面露惊恐地站了起来，额上沁出汗珠，两手僵直，还没有说出一句话，便仆到在地。待人们会过神来，扶起宋子文来，他已经死了。没有留下遗言，这走了77年之久的生命之钟，就永远停摆了。后来，尸体解剖表明，一小块食物堵在他的气管里，因呼吸障碍导致心力衰竭而死亡。以77岁的年龄辞世，从当时来看，应该也算高寿，但以宋子文这样一个经过很多风浪，有过许多曲折经历的政治人物，让生命结束在一顿丰盛的晚宴上，却是让人所想不到的。
宋子文逝世后，台湾媒体立刻做了报道，《中央日报》在第一版刊登了遗像，并刊载《宋子文事略》，称“宋故院长一生热爱国家，于北伐、抗战与戡乱诸役，或主持政府度支，或折冲于国际垓坫，或主持中央与地方政务，皆有重大贡献。”台湾当局迅速作出反应，蒋介石派人送了一块题有“勋猷永念”四字的匾额，“副总统”严家淦、“考试院长”孙科等一些官员发了唁电，但引人注目的是，宋子文的大姐宋蔼龄在美国，没有参加葬礼，而宋美龄也以中共将派宋庆龄赴美为由，宣布不参加宋子文的葬礼。宋子文倘若地下有知，当会有无尽的遗憾。
宋子文死在美国，尼克松总统礼节性地向蒋介石和宋美龄发了一封唁电云：“他报效祖国的光辉一生，特别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我们共同的伟大事业所作的贡献，将永为美国朋友们铭记不忘。”
5月1日，在纽约市中心的教堂举行了宋子文的追思礼拜，参加仪式的有宋子文的###张乐怡和他的三个女儿、宋子文的三弟宋子良、宋子文的好友顾维钧、台湾驻美“大使”刘偕等数百人。顾维钧在致辞中称誉：“不论在国内或国际，宋氏的令誉，将永垂不朽！”作为一个老资格的外交家，顾维钧特别赞赏宋子文对废除清政府与外国签订的治外法权及领事裁判权等不平等条约所作的贡献。
宋子文在青年时代，曾是宋氏家族的优秀代表，在孙中山先生的影响下，热情投入国民革命，赞成国共合作，他坚持民族主义立场，反对外敌侵略，曾为废除外国在华特权，确立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平等地位，并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争取外来援助，作出过旁人不可取代的贡献。但宋子文的民族主义立场是有特定限制的，当人民大众的利益与他所代表的垄断资产阶级利益发生矛盾时，他就走到了民族主义的对立面，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
宋子文的灵柩，曾停厝于纽约州北部的佛恩崖公墓的地下室，据说是“以备将来安葬”。很显然，宋子文至死也没忘记他的祖国，他的故乡，美国再好，毕竟是异国他乡，他当然更希望听海南文昌的椰风海韵，看黄浦江畔林立的高楼，希望有一天叶落归根，这恐怕是他客居生涯的一个最为固执的信念。我们希望宋子文的这一信念最终能变为现实，让他能埋骨桑梓之地。
少帅张学良（1）
1946年11月2日上午，一架大型飞机从重庆白市驿机场腾空而起，冲向茫茫的云海，径直向东飞去。偌大的机舱中，只坐着一对中年夫妇，男的身穿藏青色中山装，脸色憔悴、两鬓染霜，但眉宇间仍透出勃勃英气，他，就是十年前发动西安事变的领导人物，家喻户晓的张学良，倚偎在身边的漂亮女士便是他的红颜知己赵四小姐赵一荻。
张学良微闭双目，倚靠在椅背上，想到蒋介石在囚禁他十年后，还要将他押解到台湾这个陌生的孤岛去，不禁长叹一声，感慨良多，过去经历的种种风云也一齐涌上心头。
张学良，字汉卿，号毅庵，1901年6月3日出生在辽宁省海城县一个叫张家窝堡的小村庄。他父亲是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张学良是他的第一个儿子，再加当时张作霖又打了胜仗，便为张学良取乳名叫“双喜”，后来又因张学良出生时，他母亲听到村里有人呼喊“小六子”，所以又改为“小六子”。
张学良七八岁时，他父亲就请来台安举人崔骏声为他开蒙，还先后请来海城的名儒杨景镇、白永贞、宋文林、张梦九等人当他的老师。在这些老先生的教导下，张学良读了很多古典经籍，还写得一手好字，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国学基础。后来，张学良进入奉天陆军讲武堂学习军事，由于勤奋好学，在班上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1920年，张学良从讲武堂毕业，即在他父亲的军队中任第三混成旅的第二团团长。张学良深刻知道，他之所以能当团长，并不是因为他的才能，而是因为他是张作霖的儿子。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使自己与所任职务名副其实。此后，张学良严格要求自己，在治军和剿匪战争中屡立战功，特别是经过两次直奉战争，他由于指挥得当，功勋卓著，为军界注目，第二年晋升为旅长。很快被授予中将军衔，成为奉军中能独当一面的高级将领。
1928年春，蒋介石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派系军队，发动了对张作霖的“北伐”，5月1日攻占济南，随后继续北进，逼近天津，张作霖见大势已去，于6月3日放弃北京，率部退走东北，次日凌晨，张作霖乘坐的专列行至沈阳附近的皇姑屯车站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先埋置的炸弹炸翻，张作霖被抛出车厢外，臂断肢折，昏死过去。随从人员温守善及同车返奉的张作霖的三儿子张学曾，急忙赶来，抱住张作霖，坐进临时找来的一辆汽车，飞快驶往大帅府。
进帅府后，张作霖已奄奄一息，他喃喃说道：“我受伤太重，……恐怕不行了！告诉小六子以国家为重，好好地干吧！叫小六子赶快回沈阳。”说完就绝气身亡。
张学良正在保定前线指挥战事，得知父亲惨死的消息后，犹如五雷轰顶，万箭穿心，他紧急将军队撤至滦河一带，进行战略收缩，将必要的军务处理完毕后，化装成士兵模样，搭乘军车回到沈阳。
在父亲的灵堂前，张学良长跪不起，声泪俱下地发誓：“爹，小六子回来了，您安息吧，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此生不为您报仇，我誓不罢休。”
6月20日，张学良宣布正式就任奉天军务督办，全权处理东北地区军政事务。此时，蒋介石军队已占领北京、天津地区，并进至冀东滦河，与奉军隔河对峙。由于新疆督军杨增新宣布易帜，归顺南京国民政府，全国领土只剩下东三省不在青天白日旗之下，因此，蒋介石便加紧策动张学良及早换旗，归顺南京。
日本炸死张作霖后，企图乘机占领东北的阴谋并没得逞，但仍不肯放弃分裂满蒙的方针。因此，日本方面坚决反对东北“易帜”，采用威胁、利诱相结合的手段，逼迫张学良充当其控制下的东北王，以达到日本独占的目的。
在险象环生的复杂局面下，张学良临危受命，沉着应对，他清醒地认识到，御外侮，报父仇，必须靠全国的力量，全力对外。面对日本人的挑衅与阻拦，张学良大义凛然，不为所动，并鼓励东三省人民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