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清-第2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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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如就“宸衷独断”了吧。
这个政策确实是有副作用的。但关卓凡认为，资源有限，现在要集力量抓主要矛盾。面面俱到，谁都想讨好，谁都不想得罪，就什么事也不用办了。
而且，并非所有汉员都反对这个政策。京内京外，反应截然不同：地方督抚，几乎一面倒的支持这个政策。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大佬，纷纷上折表示，“奉恩基金”乃“巩固国本”的“善政”。
这个现象实在有点奇怪：“奉恩基金”是要“新政”掏银的，可办“新政”的争先恐后地抢着说：宰我！宰我！
反倒是不办、甚至反对“新政”的大皱眉头，愤愤不平——当然，不是为“新政”不平。
在京的宗室，犹如滚开了水。尤其是爵位较低的宗室和闲散宗室，激动异常，一个个口沫横飞地嚷嚷：“我说什么来着？关三主事，就是比恭强！强太多了！”
一大堆黄带，满北京城地乱窜，各个衙门到处打听：什么时候派银？派多少？哪个衙门办这个事？
可能经手其事的衙门，如户部、内务府，也十分紧张，因为这是每年过手一百几十万两银的“大活”，而且，年年都有！
消息很快出来了，这个差使落到了一个叫做“顾问委员会”的衙门头上。
大伙儿愕然，这是个什么衙门？什么时候设立的？
刚刚设立，只有一块牌，一个“主任委员”，两个“委员”——通衙门就这三号人。
品级可不低，“主任委员”从一品，和部院尚书、都察院左右都御使，是同样的品级。
户部、内务府之流自然失望，但宗室们却兴高采烈。朝廷居然专门为这个“奉恩基金”设立了一个衙门，还是从一品，可知有多么重视这个“奉恩基金”——这个“奉恩基金”，一定会兴旺发达的！
进一步的消息出来了：“管部”的就是关贝。
这就不消说了！
于是黄带们一股脑儿涌到了“顾问委员会”去。
“主任委员”容易见不到，两位“委员”笑容可掬，总是这么回答的：
“‘奉恩基金’由各地新办工矿之盈利按例拨付，这个‘盈利’有多少，得一家一家盘账；还有，这个‘例’定多少，要请旨。呃，这个‘例’不好定太高的，是吧？不然不成了杀鸡取卵了吗？
“各位爷也是晓得的，咱们的新式工矿还不多，所以刚开始这几年，‘奉恩基金’一定是有亏空的，这个亏空，怎么填，也要请旨。”
总之，什么时候派钱、派多少钱，这些关于时间、数字的问题，都没有一个确实的答复。
但几个概念很快便形成了。
第一，“奉恩基金”是和新式工矿捆绑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是和“新政”、“洋务”绑在一块儿的。
第二，新式工矿还不多，“新政”也好，“洋务”也罢，还非常单薄，单靠现有的这几间“企业”，是不足以支持“奉恩基金”的。
第三，“奉恩基金”不好长期亏空的，不然，必无以为继。
黄带们都有点急了，那你们倒是赶快多办几间“新式工矿”啊。
“委员”连连点头，说道：“各位爷的意思，我们一定转告郭主委，郭主委一定会上奏朝廷，加快开办‘新式工矿’的。”
“郭主委”，“顾问委员会”的“主任委员”，郭嵩焘。
这是一个再叫人也想不到的任命。
郭嵩焘刚刚被左宗棠从广东巡抚的位上赶了下来，明发上谕“着郭嵩焘来京”。来京干什么呢？原来是坐这个位啊。
大伙儿原来都以为郭嵩焘倒了大霉，没想到人家一进京，正二品的巡抚变成从一品的“主任委员”，升官了！
只是有人提出疑问：这个“顾问委员会”既然负责为“奉恩基金”筹资，“主任委员”难道不应该由一位宗室来做吗？
很快便有聪明人给出了答案：“‘顾问委员会’是要和各地的督抚打饥荒的，你叫一个宗室来做，这些账，算得明白吗？想想人家郭筠仙，是什么出身啊？”
有疑问的恍然大悟：“郭嵩焘从曾国藩幕出身……对啊，由他来和地方打交道，督抚们要买账的！”
于是都赞叹：“关贝真会用人！”
对于郭嵩焘的任命，最出乎意料的，还是郭嵩焘本人。
郭嵩焘抵京之后，实在不想住广东会馆；他虽然是湖南人，可现在身份尴尬，也不好住湖南会馆，于是和军机上打了招呼，就住在老朋友潘祖荫的家里。
每天和潘祖荫切磋书法金石，貌似逍遥，可始终等不到陛见的通知，其实无比气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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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今天又得开一天的会，只有午的一更，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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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五章 人生都是可怜虫
不久前，军机处奏准，进京陛见的官员，入宫之前，不禁和周围往来。外省官员进京陛见，并非甫一抵京便能获得召见，因为要“排班”，常常是要等上好几天的。这些官员在京的日子有限，这么呆在公馆里无所事事，实在是浪费时间。
当然，京籍的官员，陛见之前，还是不能回家的。
郭嵩焘也四处走动了一番，但不论相交深浅，都只能虚安慰他，因为确实没有人知道对他的安排的“的信”。
有人说，恭王去留未定，关贝子还在上海，总得等这个天字第一号官司有了眉目，才谈得上下面的人的出路的。
这倒是见得深。
郭嵩焘只好耐着性子等。
终于“等来了”。
等来的不是通知入觐的时间，而是任命他为“顾问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的上谕。
和上谕一块儿过来的，是崭新的一品朝服，亮红珊瑚顶子，仙鹤补服。
郭嵩焘目瞪口呆。
到潘祖荫家传旨的是醇王——这个传旨的钦差的身份也出乎郭嵩焘的意料。
领旨谢恩之后，郭嵩焘小心翼翼地向醇王请教，这个“顾问委员会”，是怎么一回事？
醇王笑着摇头，说道：“我也不晓得。‘管部’的是关逸轩，他是你的顶头上司，你直接问他好了。”
醇王刚走，关卓凡的帖子和名刺就到了。
郭嵩焘赶忙奉还名刺，对贝子府的来人说，随后就过府拜见贝子。然后换上新的朝服。打轿往柳条胡同而来。
临行之前。和潘祖荫小议了一番。
潘祖荫也不晓得“顾问委员会”的来头。不过，潘祖荫对关卓凡是很有好感的。他对郭嵩焘说道：“筠仙，咱们这位贝子，有气魄，有手笔，是个办大事情的。既然他亲自‘管部’，这个‘顾问委员会’，大约错不了。”
到了毅勇忠诚贝子府。礼遇同文祥，门房上面关照轿子一直抬到二堂阶下，关卓凡已站在阶上相迎。
郭嵩焘跪下行礼，关卓凡亲手相扶，说道：“筠翁，你是前辈，这个礼我当不起！”
郭嵩焘起身，关卓凡执着他的手，含笑说道：“仰慕已久，得睹风采！筠翁。我还记得你的那句诗，‘人生都是可怜虫’——我每一念及。都是大畅心胸，端的是写尽天下人、画完世间像！”
郭嵩焘惊喜莫名，这位关贝子，居然连自己这首打油诗一般的“戏作”都晓得？
说是“戏作”，其实是“孤愤之作”。
咸丰九年，即1859年，英法军舰屯集大沽口，郭嵩焘受命赴天津僧格林沁军中帮办军务。僧王既看不起汉人，又看不起文人，而郭嵩焘以学识风骨，也不肯对僧王摧眉折腰，所以两人处的并不愉快。
郭嵩焘旋奉皇命，赴山东烟台等地查办隐匿侵吞贸易税收情形。地方接待隆重，并致送厚礼。可郭嵩焘自定章程，“不住公馆，不受饮食”，更不受礼。
他认真查账，严加整顿，清理积弊。税收是增加了，但山东地方怨声载道，随行的人员也因为不能发财而暗地不满。
僧格林沁趁机会同山东巡抚文煜，联手发难，弹劾郭嵩焘。
僧王的劾折，朝廷不能不尊重，郭嵩焘以“查办贸易不妥”，“交部议处”。
郭嵩焘被迫返京，悲叹“虚费两月搜讨之功，忍苦耐劳，尽成一梦。”
回京路过献县的时候，旅邸题壁一首：“人生都是可伶虫，苦把蹉跎笑乃公。奔走逢迎皆有术，大都如草只随风。”
这首诗并未“刊行”，不晓得关贝子是如何晓得的？
郭嵩焘说道：“惭愧，鄙陋之作，有污贝子耳目。”
关卓凡大笑道：“筠翁，这是‘金句’！正因为‘人生都是可怜虫’，我辈才要每日奋发，就算成不得龙，也要做一条筋骨强健的大虫子！”
几句话，郭嵩焘被这位小自己二十几岁的年轻旗人，讲得热血沸腾，顿时就起了“士为知己者死”的念头。
这个名扬四海的关逸轩，真正是名不虚传。
那个僧格林沁，也是旗人，和这个关逸轩比，真是“两世”的人！
还有，“金句”二字，真是打入心坎，搔到痒处，郭嵩焘入耳，痛快得不得了。
换了便服，延入书房，关卓凡款客的，不是茶水，是他“从美国带回来的葡萄酒”，不过，这一次，没扯“法国”就是了。
关卓凡说道：“筠翁，洋人饭前饭后，都要喝酒，咱们也学一学。先喝一点酒，我再请你用一顿便饭，大冷的天儿，羊肉火锅如何？”
逸兴遄飞，这么痛快的一顿酒，这么痛快的一顿饭，郭嵩焘不记得，已经多少年没有用过了？
为人攻讦去粤，以为横遭波劫，正在悲愤莫名，突然发现：原来是天降大任于我之前的琢磨！那种痛快，已经不是“人生得一知己”所能概拟的了。
郭嵩焘的感觉：原先自己面前有一扇门，开了一条缝，门外的光芒透缝而入。自己扒着门板，从门缝中看出去，但见光景绰约，已足够动人。
现在，关卓凡替他将这扇门完全推开，明日世界，豁然开朗，万千缤纷，目不暇给。然后关卓凡携着他的手，说道：“筠仙，咱们一块儿走出去！”
郭嵩焘的心念是：怕什么粉身碎骨？
关卓凡启用郭嵩焘，是在左宗棠入粤之前，就已经定下来的章程。关卓凡暗中怂恿左宗棠驱郭，一方面是要谋广东这块地盘；另一方面，是要借左宗棠的手，把郭嵩焘赶进自己的怀抱中。
关卓凡的眼中，若论目光之犀利透彻，观点之卓妙超远，清末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就是这位郭筠仙。什么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都得向后排。
首先，郭嵩焘对清末的积弊的认识，极其深刻。
这可以从他评价肃顺的一段话中窥得端倪。
郭嵩焘为肃顺所信用，但他对肃顺严刑峻法的政策的评价却并不高。
“国家积弊之由，在以例文相涂饰，而事皆内溃；非宽之失，颟顸之失也。
“今一切以为宽而以严治之，究所举发者，仍以例文涂饰也，于所事之利病原委与所以救弊者未尝讲也。是以诏狱日繁而锢弊滋甚。
“向者之宽与今日之严，其为颟顸一也。颟顸而宽犹足养和平以为维系人心之本，颟顸而出之以严，而弊不可胜言矣。
“故某以为省繁刑而崇实政为今日之急务。”
可以看出，郭嵩焘认为，清末的问题，已经是“体制”的问题”，是“系统”的问题，不是一个人、一个部门、一个地区的问题。整个机体都**了，切掉什么部位都不解决问题。极可能，切下来的腐肉愈多，失血愈快，死的愈早。
而且，切肉的刀子，原本就是这个机体的组成部分，和机体布满同样的病菌，甲乙同体，以甲攻乙，不过交叉感染，加重病情。
整个机体不发生化学变化，也即不对整个制度进行改革，单纯做肃顺那种物理层面的加减法，没有用。
不久，肃顺就以“弃市”的悲惨结局验证了郭嵩焘的预言。
这个时候，郭嵩焘还没有想清楚如何从制度层面改革国家，只是含糊地认识到必须“崇实政”。
原时空，到了光绪元年，即1875年，郭嵩焘的思想已经成熟了。他在《条陈海防事宜》中说，单单将西方的强盛归结为船坚炮利是错误的，中国若单纯学习西洋的兵学“末技”，“如是以求自强，适足以自弊”。只有学习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方之基”。
*（未完待续。。）RT
第五十六章 驱龙入海
有意思的是，文祥的《密陈大计疏》，也是光绪元年，即1875年的事情。
汉、满各自最有洞察力的两个人，同时认识到了，中国在制度层面和西方诸强的巨大差距；而郭嵩焘还认识到了：不同的经济基础，决定不同的上层建筑。这一点，郭嵩焘的见地，又过于文祥了。
郭嵩焘对于关卓凡“另起炉灶”的设想，感觉犹如看见了另一个自己从浓雾中走了出来——就是那种脑子中有隐约的形象，口中却难以名状，结果被人家明明白白活生生地摆在了眼前的感觉。
那份痛快和惊喜，无可言语！
正是！原先的那个“制度”，既然已经腐败不堪，也不知道如何变戏法叫它焕然一新，索性完全不搭理他；在旁边建立一个全新的“制度”，你过你的，我过我的。
在这个过程中，一点一点抽旧“制度”的血，慢慢地“阴干”他，等到新“制度”茁壮长大了，旧“制度”也就自然死掉了！
最紧要当然是不要叫新“制度”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