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10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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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西，延安和各华北根据地之间的交通往来也必须经过山西。除山东的外，所
有这些根据地的总部都设在山西东部山区。
中共的统一战线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在山西那样有效，而且在战争爆发前
这种努力就已颇有成效。首先，这意味着要与该省的军阀主席阎锡山打交道，
而中共把他当作仅次于蒋介石的统战目标。就本能和气质而言，阎显然是反
共的。但他求生本能更强，而这使他能如愿地维持对山西的统治达 ２０ 年以
上。阎害怕任何人侵入他的领地，不论其政治色彩如何；到 １９３７ 年初他害怕
蒋介石和日本人，超过了共产党。①１９３６ 年春阎要求增援以抵抗共产党对晋
西南的入侵，蒋和中央政府开始进入山西，而在 １９３６ 年 １２ 月西安事变引起
的部队调动期间这一过程仍在继续。从 １９３５ 年末华北自治运动开始时（甚至
更早）起，日本对山西的威胁已很明显，而 １９３６ 年 １１ 月恰位于山西北边的
绥远发生了战斗，这清楚地表明关东军的意向是包围山西并将它纳入其政治
和经济圈。日本特务也在省内密谋。山西的资源，尤其是井陉煤矿，对日本
扩张主义者有极大的吸引力。
阎锡山敏锐地意识到他的山西家乡并不太平。他的军队不很有效，而他
的统治只是被容忍着，不是得到积极支持。１９３５ 年底，他要求成立“主张公
道团”，这是为节制过分滥用权力的乡绅以争取民众支持，并从这些乡绅榨
取更多钱财而设的一个群众团体。到 １９３６ 年夏末，阎准备更主动地与左派合
作，甚至同共产党人合作。阎的态度转变符合中共的统一战线路线，这条路
线要求在抗日民族主义与对党的活动的某种容忍的双重基础上寻求朋友与同
盟者，或至少是顺从的支持者。而中共则准备严格保证不让他们的活动越出
可能会疏远潜在的同盟者或支持者的限度。在这种气氛下，公道团的活动分
子说服了阎锡山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牺盟会因此在 １９３６ 年 ９ 月 １８ 日
沈阳事变五周年之际成立，并保证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约在此时，阎
锡山有一段被引用的讲话，“同共产党搞统一战线，这中间有风险。但是，
不跟共产党合作，又有什么办法呢？现在我只有用共产党的办法，此外都不
能抵制日本人和蒋介石。我是用共产党的办法削弱共产党”。①
许多个别的共产党人②从一开始就活跃在牺盟会中，与爱国的教师和学
生、自由主义者以及其他各种人一道工作。新近从北平和太原监狱释放的共
产党人，如薄一波，以坚强的意志投入工作，这种意志可以从以后的一份机
密的国民党情报中看出，它不无夸张地承认：
他们的“忠诚”和“努力工作”远远超过常人。而且，他们常常放弃或不愿担任有权力的
职务，但非常愿意工作而不顾惜自己（特别谋求下层工作，因为这是他们政策的核心）。他们的
忠诚就像一条狗；他们的驯服又像一头羊。任何主人有这样的奴隶都会欢欣之至。③
牺盟会又制订出大量在军队、学校、政府官员中以及农村里的培训与宣
传计划，并在进行这些计划时，传播统一战线的信息和补充党的后备力量。
因此，当战争爆发时，八路军三个主力师的指挥部通过山西并未遇到障
① 唐纳德？G。吉林：《军阀：1911—1949 年在山西省的阎锡山》，特别是第 9— 12 章。
① 薄一波：《刘少奇同志的一个历史功绩》。
② 《人民日报》（1980 年 5 月 5 日），第 3 版。
③ 莱曼？范斯莱克：《敌与友：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统一战线》，第 142 页。
碍。中共华北局总部几乎立刻从北平迁到山西首府太原，刘少奇也同时到达
以监督中共在该省的活动。太原失守前，由于日本压力增大，阎已经允许牺
盟会建立军事组织，并拨给他们一批轻型的步兵装备。为区别于原有的省属
正规部队“旧军”，这支部队被称为“新军”，它由 ４ 个“决死纵队”组成，
每个纵队都由一名同时担任政治教官的党员指挥。不久，山西 １０５ 个县中大
约有 ７０ 个县都由牺盟会的人担任县长，而省内 ７ 个较大行政区中有 ５ 个据共
产党人所说是在“我们手中”。所有这些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开端，但就到此
为止。如薄一波以后告诉杰克？贝尔登的那
样，新军的长处是与人民的紧密联系；其弱点是缺乏统一性，缺乏中央领导
和军事经验。这是一支由学生、教授和农民组成的军队，学生不懂如何打枪，
教授不懂战术，而农民既不懂战术又不懂政治。这支军队由于缺乏指挥首脑
与技术，处于分裂与被消灭的危险之中。①
但是由林彪、贺龙和刘伯承分别指挥的八路军第 １１５、１２０ 和 １２９ 师所提
供的帮助正在途中。由八路军与分散在敌后的抗日力量的袋形地块联系，华
北根据地于是在山西山区诞生了。只要有可能，共产党人便进入邻省：河北、
河南、绥远。第 １１５ 和 １２９ 师的小分队被派得更远，进入山东。
３．建立根据地。八路军三个师的行动得到蒋介石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
锡山两人的批准。面对日本在山西的攻势，这些部队，尤其是第 １１５ 师，与
山西正规部队配合，但保持组织上的独立性。由于这种配合，迎来了中国在
这场战争中的首次胜利，这就是 １９３７ 年 ９ 月 ２５ 日发生在晋东北的平型关大
捷。在当地激烈而混乱的战斗中，大部分任务由山西军队承担，林彪则对精
锐的板垣第 ５ 师团后方的一支补给辎重车队布置了一次精心的伏击。日本人
在一条狭窄的山沟里不意被分割成小股。然而，共产党人只缴获到大约 １００
条枪，而没有抓到俘虏；日本士兵顽抗到底，幸存者破坏自己的武器，然后
自杀。②
平型关的经验可能有助于使毛和同意他观点的一些人相信，与“友军”
配合对优势的敌人作常规战是不明智的。林彪在这场争论中或许站在毛的一
边，他在战斗报告中含蓄地确认以下结论：
（１）由友军协同作战实际上非常糟。他们决定进攻计划，但他们自己并不能贯彻。……（７）
敌兵有很强的战斗力。我们在北伐和苏维埃时期从未遇到过这样的强敌。他们的步兵在战斗环境
中能发挥个人主动性，他们即使受伤，也拒绝放下武器。……（１２）我们部队的军事技能和训练仍
有大加改进的必要。在过去半年中，我们的部队得到了一次休整的机会，纪律、士气和正规化都
大有进步；但在战斗训练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①
当日本对山西的入侵还在进行之际，第 １１５ 师的几支部队（约 ２０００ 人），在
聂荣臻率领下，占据了山西东北部以及相邻的河北西部山区的阵地（林彪在
１９３８ 年 １ 月负重伤并回到延安，然后赴苏联养伤）。聂荣臻在五台／阜平地
区的活动标志着以后成为晋察冀边区的开端。
① 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第 52 页。
② 彭德怀：《关于华北根据地工作的报告》，载《共匪祸国史料汇编》第 3 卷，第 351 页。
① 引自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 64—65 页。
早在 １９３７ 年 １１ 月，晋察冀根据地的大致轮廓开始形成。当地的“动员
委员会”和其他早期组织活跃在晋东北和冀西的近 ３０ 个县、冀中（平汉铁路
以东）的 ２０ 个县和察南的 ４ 个县。但抵抗组织还没有完全控制这些县，而且
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并不互相邻接。他们之间还很少合作。
１９３８ 年 １ 月 １０ 日至 １５ 日，在冀西山区一个县城阜平举行的一次会议上，
根据地正式成立。来自 ３９ 个县的 １４８ 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代表 ２８ 个“组织”：
从动员委员会、牺盟会和各种军事组织到黄教喇嘛。这是一次非常明确的统
战会议，而且完全受中共指导。会议通过了一系列赞成抗日、军事动员、政
治组织和温和的经济改革的决议。会议也批准了晋察冀根据地的组织结构；
它指导根据地今后 ５ 年的工作，因为下一次根据地全体代表大会直到 １９４３
年 １ 月才召开。阜平会议的代表批准成立一个 ９ 人行政委员会，由牺盟会的
活动分子宋劭文领导，他同时还是五台县县长。①聂荣臻是军区的司令员，军
区与民政体制是分开的，但双方在所有层次上都互相影响。这一机构全面管
辖 １１ 个专区，那里的抵抗运动的组织者最为活跃。１９３８ 年 １ 月 ２２ 日，蒋介
石和阎锡山勉强批准了晋察冀边区的成立。在中共建立的所有敌后根据地
中，它是得到中央政府正式承认的唯一的一个。与晋察冀的发展同时，贺龙
的第 １２０ 师活跃于晋西北，这是一个几乎与陕甘宁同样贫穷落后的地区，后
来成为晋绥根据地。晋绥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它是一条连接延安地区与更东边
的根据地的战略通道，也是部分地护卫陕甘宁东北部的一面盾牌。
刘伯承把他的第 １２９ 师推进到晋东南的太行山区，接近河北和河南边
界。这一地区，加上鲁西部分地区，成为晋冀鲁豫根据地。在战争的大部分
时间里，它实际上是松散地结合的两个根据地，一在平汉铁路以西，一在路
东。以后发展的是山东半岛根据地，离八路军主力更远，那里共产党人、日
本人、伪军、地方武装以及与中央政府有联系的部队之间的斗争非常复杂。
在华中，某些与华北不同的条件使得中共的势力发展缓慢。在受日本人
攻击最厉害的地区，尤其是长江三角洲和沪宁干线，地方行政往往崩溃，秩
序混乱，而各种类型的武装团伙迅速涌现，恰与北方一样。也是在这里，日
本人起初对他们经过的地区不注意占领。但在别处，华中较少受到日本入侵
的破坏。地方和省级行政机构继续行使职能，经常与国民党控制的自由中国
接触。长江北岸的安徽和江苏部分地区没有直接受到日本的进攻，国民党军
队没有撤走，留了下来。在长江南岸的江南地区，虽然起初大多数国民党部
队撤走了，但有些部队不久又被调来，更多部队接踵而至。这些部队中很多
是中央军或与蒋介石有密切联系的部队，不同于八路军地区内的地方杂牌
军。毕竟这一地区曾经是国民党政权的核心地区，国民党人对外来势力的侵
入十分敏感，同时他们也处于抵挡这样的入侵的较有利的地位。
虽然新四军规模较小，在几年里战斗力也不如八路军，但是毛泽东和刘
少奇不久就要求他们在全区，尤其是在长江以北，从事进取性的根据地建设。
国民党正式划给新四军的活动地区见图 １２。中央政府每月补助约 １３ 万元以
弥补经常费用。在长江北岸，他们的战场是国民党第 ５ 战区的一部分，由令
人敬畏的桂系领袖李宗仁指挥；长江以南是第 ３ 战区，由蒋介石的心腹同僚
顾祝同将军指挥。直到 １９３８ 年末六中全会时，新四军的活动很少受到延安的
① 宋劭文是北京大学毕业生，1933—1934 年曾因宣传抗日入狱，见哈特福德： 《一步一步来》，第 84—
89 页。
直接控制。虽然项英的军部中某些高级干部来自延安（叶挺并无多大权力），
但新四军的政治指挥系统却是经过当时以王明为首的长江局。起初几乎全部
军事活动都在江南，包括部署新四军各小分队，招募或吸收杂牌的武装团伙
来扩大自己，并从事力所能及的抗日活动。有时他们邋遢的外貌使当地农民
把他们与打家劫舍的匪帮混同起来；有一两次他们被当作前来恢复秩序的日
本军队而受到错误的欢迎。当地的老百姓，无论是普通农民还是地主，对他
们的接待常常更多地取决于他们消灭土匪的能力而不在于抗日。①在战争的头
一年左右，共产党在华中各地并未试图攫取政权和建立北方正在开始形成的
那种根据地。
１９３８ 年末六中全会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１９３９ 年，新四军大大地扩充
了，江北的部队日显重要，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牺牲江南部队为代价的。这一
军事扩张也是以项英为一方和以党中央为另一方（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尤
其是刘少奇）之间日渐紧张的关系的一个部分。这种扩张和强调建立根据地，
当然使华中的共产党人与中央、省和地方各级的国民党当局发生日益严重的
冲突。
在六中全会上，刘少奇成为华中党的最高领导人。这既反映了王明权力
的下降，也反映了毛想在华中获得更严密的控制并在华中推行华北根据地建
设政策的决心。①表 ２１ 和图 １２ 表示新四军在战争头两年的部署，就总体而言，
它向东北运动，进一步深入敌后，并远离国民党后方。加入新四军的其他军
事力量中，最重要的是由长征老战士李先念领导的豫鄂挺进纵队，他们占据
了原第 ４ 支队占领地区附近的阵地，位于武汉以北，横跨平汉铁路。直到 １９４１
年，在新四军事件后的改组中，李先念的纵队才正式编入新四军。更往东去，
在长江以南，是两支半游击的地方武装，即管文蔚领导的江南抗日义勇军和
江南挺进纵队。管是丹阳出生的地方共产党领导人，他在 １９３７ 年前一直与党
失去联系。他帮助开辟了一条通道，经过这条通道新四军部队可以穿越扬中
岛到达江北。这两支部队和第一支队均与从属于重庆的忠义救国军发生争
夺。
图 １３ 表示共产党根据地的大致方位，但同中共战争末期向公众提供的大
多数简图一样，这张地图显示出共产党控制下的广大邻近地区。这很容易使
人误解。这些根据地，从北方的陕甘宁和晋察冀到离广州不远的两个用阴影
表示的不稳定的游击区，处于极不相同的发展和巩固阶段。一种更实际但仍
为简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