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10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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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平型关应在大同以南——译者。



未加说明的地方民团。但是每个县警察人数不得超过　２００，配备手枪，而民
团只能拥有现有的或从敌方夺取的武器。①最后，各种较正规的傀儡组织被赋
予宣传、乡村行政、占领区的经济开发和内部保安等项任务，但是华北方面
军从未信任过他们的中国合作者——战时中国各地的日本人在不同程度上都
有这种特点。
表　２０　　　　　　　　　华北与华中的主要铁路（１９４２　年）
（长度包括支线）
英里
北宁线（北平—山海关）
津浦线（天津—浦口）
平汉线（北平—汉口）
平绥线（北平—包头）
同蒲线（大同—风陵渡）
胶济线（胶州—济南）
正太线（石家庄—太原）　ａ
德石线（德州—石家庄）　ｂ
陇海线（西安—海州）
沪宁线（南京—上海）
２８９
６９４
８０３
５４７
４２０
２８８
１５１
１２４
６５２
１０９

ａ．战争开始时同蒲与正太线是窄轨而不是标准轨。日本人在　１９３９　年完成
标准轨改建。
ｂ．华北铁路系统中的这条连接线是日本人在　１９４０　年　６　至　１２　月间建造
的。
来源：张嘉璈：《中国为铁路发展而奋斗》，第　８６—８７、２０３、２０５、３２２
—３２５　页。

在正常时期，用轻武器装备的警察和地方民团也许足以维持铁路线外的
秩序。但当时并不是正常时期。日本的入侵破坏了地

方行政，而直到县一级的大多数地方行政官和其他职能人员都离开了他们的
岗位。在县级以下，乡绅大量留在当地，没有放弃他们的家园。像乱世常见
的那样，乡绅们通过扩大或组建各种名目——民团、团练、联庄会——的准
军事团体以及大刀会或红枪会之类的秘密会社来寻求保护。普通农民经常与
这样的团体合作。匪帮也是混乱时期的一个特点，是一种对防护性社团的，
以掠夺为目的的互补物，这些社团是为防范他们而设置的。①然而现在，掠夺
者与防护者一样，都吞并溃军的人和武器。当从铁路沿线逃出来的散兵，为
食宿而准备做几乎任何事情时，枪械常被弃置不顾。
虽然这种自发的“动员”并不完全引起对日本的抵抗，但是地方上还是
有抗日的人：学生和教师，特别是从大城市来的，还有一些国民党组织和当
地的共产党人。学生和教师作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先锋，在　１９３５　年　１２　月发起
了民族救亡运动。甚至在战争开始前，许多人已在暑假中离开北平回到家乡，


① 黎令勤：《日本军队在华北，1931—1941　年：政治和经济控制问题》，第　203　页。
① 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　年》，第　1　—　9　页和第　6　章



或者到延安、西安或太原寻找安全港。在战争开始的头一年，仅河北一省中
学以上在校学生和教师的人数就下降了　７０％，合计共　５　万人。②这些人中一部
分人辍学了，或者随他们的大学流亡到国民党控制的自由中国。但许多人留
在以后成为共产党根据地的地区。
一个经常提到的事例是杨秀峰，他是一位法国留学生，１８９８　年生于河北
东部。他作为一个地下党员，在天津河北省立法商学院任教时就已经是民族
救亡运动的一位积极支持者。战争爆发时，杨和他的妻子以及几位学生逃到
冀南，与国民党的某些组织和地方领袖联合。但在一次争吵后，杨与晋东南
的共产党分子发生接触，他以前的一些学生在那里很活跃。杨的邀请使这些
共产党人直接渗透到冀南，以后杨在共产党的事务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
并非所有的国民党军队都撤退了。在华北的一些小部队或者进行了独立
的抵抗，或者最终成为日本人的傀儡，或者与共产党联合。出生于满洲的吕
正操选择了后一条道路。他是南撤时脱离国民党第　５３　军的一位团长，他率领
平汉铁路以东的部下进入冀中平原。１９３７　年末，吕的部队在日本人手中受到
很大的损失后，他与当地的和新到的共产党人发生接触。在共产党人的帮助
下，他建立了一个抗日根据地，而且和杨秀峰一样，１９４９　年后他在共产党的
等级制度中升任重要职位。
活跃在华北的共产党人比人们通常了解的要多。到　１９３５　年，对共产党人
的镇压几乎使这个党失去活力，许多共产党人和其他活动家被关在北平、济
南和太原的监狱中。１９３６　年春，刘少奇掌管了中共华北局。日本的压力、高
涨的民族主义浪潮和统一战线政策导致了更多的宽容，而到了夏天政治犯被
悄悄地释放了。发展党员在加快。甚至在战争开始前，就有　５０００　多名党员在
华北局管辖之下。①
几个月后当战争爆发时，这些党员大部分在自己的家乡，准备组织地方
抵抗力量和迎接来自八路军的同志。他们的行动，匪帮和散兵的抢劫，以及
地方村社为提防这些掠夺者所作的努力——这些构成了“自发动员”的大部
分，这是由日本入侵的最初震动造成的。“有证据足以无庸置疑地得出这样
的结论，就是地方上的抵抗力量不是自发形成的，而自发组织起来的力量也
不是为了抗日。”②支持这个结论的是，人们发现在那些最能直接感受到日本
侵略的地区——城市和连接城市的铁路沿线——几乎找不到任何有组织的抗
日活动。华北的绝大部分农民直到　１９３９　年才感受到日本人的存在，当时华北
方面军将其绥靖活动扩大到铁路地区以外。到这时，华北的主要根据地已经
卓有成效地建立起来了。











② 黎令勤：《日本军队在华北，1931—1941　年》，第　108　页。
① 薄一波：《刘少奇同志的一个历史功绩》，《人民日报》（1980　年　5　月　5　日）第　　2　版。
② 凯思林？哈特福德：《一步一步来：晋察冀边区的改革、抗战和革命，1937—　1945　年》（斯坦福大学，
博士学位论文，1980　年），第　118—119　页。



根据地的建立

尽管领导权的斗争、高层政策和意识形态都很重要，然而如果没有根据
地，中共将是一个没有基础的建筑物，这是真的。毛生动地说，这些根据地
是“革命的屁股”，支持着它的全身。它们为党和军队提供了庇护所，中共
力量最终依赖的人力、物力和群众支持的源泉也都来自根据地。
１．陕甘宁（陕西－甘肃－宁夏的简称，即总部所在地或“延安地区”）。
从　１９３５　年　１０　月长征结束毛到达时起，直到　１９４７　年　３　月其首府延安放弃给国
民党人时止，这里一直是中共的神经中枢。它作为中日战争前就存在的唯一
的根据地，提供了有关中共的最丰富而且易于得到的资料，也是外国观察家
最经常访问的中共地区——从　１９３６　年埃德加？斯诺的访问（从而诞生了《西
行漫记》）到　１９４４　年末和　１９４５　年新闻记者、外国武官，和美国军事观察组
成员（“迪克西使团”，见下《美国与中国共产党人》节）的访问。
陕甘宁（见地图　１０）是中国最贫瘠、长期落后而且人口稀少的地区之一。
尽管它面积广漠（大致相当于美国俄亥俄州），但只有大约　１４０　万居民。大
多数极端贫困，但估计地主和富农占人口的　１２％，却拥有土地的　４６％。农业生
产不稳定，生长期短，雨量稀少且难以预测，大暴雨会倏然而至，冲走庄稼，
并把解冻的黄土坡冲刷成一条条沟壑。在　１９２８　年到　１９３３　年间，饥荒席卷了
中国西北部，包括陕甘宁在内；千百万人死去，大量土地荒芜。剧烈的地震
会周期性地摧毁那些掘进黄土峭壁的窑洞。与严酷的自然环境一起，这一地
区长期为动乱、骚动和暴力所困扰。它长期

未能从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可怕的穆斯林暴动中完全恢复过来。土匪和军阀是本
地的特产。
有几种情况使陕甘宁不同于其他的根据地。（１）作为中共总部所在地，该
地区的绝大部分在实行较温和的统战土地政策前已经历了土地革命（没收地
主的土地），因此乡绅的反抗比其他根据地弱。（２）陕甘宁是唯一远离日本军
队的根据地。虽然延安受到过几次轰炸，但陕甘宁没有其他根据地必须对待
的安全和生存问题。（３）由于没有中央政府和伪军，陕甘宁军事形势比较简
单。（４）日本战线后方的根据地是常被分割的各种地区混合体，有巩固区、半
巩固区和游击区，而陕甘宁则几乎全部是巩固区。（５）由于陕甘宁地区人口稀
少而且落后，改善生活的措施比其他根据地更为有效，也更明显。八路军的
警备部队也可以更自由地作出这方面的努力。（６）毛泽东和党政军中央机关在
陕甘宁，意味着政策的执行可以得到最高层密切的和不断的监督。
虽然陕甘宁边区政府在　１９３７　年　９　月　６　日才正式宣布成立，但它在这以前
很久就开始工作了。直到　１９３７　年春，它像早期的江西苏维埃那样，许多职责
下放给由党监督的地方军政委员会。１９３７　年采取统一战线政策后，没收地主
财产被终止了，而一个由更多人参与的“新民主”体制被建立起来——然而
并不废弃党的最终控制。每一级都选举人民代表大会，从代表大会产生行政
机构，处理政府的实际工作。虽然宣布了普选权，但党可以不许某些人投票
或当选：汉奸、罪犯、敌特、低能儿等等。国民党党员可以投票并为人代会
工作，但只作为个人，不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政党的代表。此外，每一级行政
机构都必须由上一级的机构批准，并向其负责。共产党员在各级人代会中占
很大比重；在行政机构中他们通常也占多数。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选举程序



很快就终止了，而边区人代会直到　１９３９　年　１　月才召开，这意味着无论是名义
上还是事实上，整个结构都是由党中央任命的边区政府指导。
从　１９３７　年直到战争结束后很久，边区政府主席都由中共最受尊敬的老政
治家之一的林伯渠（也叫林祖涵）担任。林生于　１８８６　年，比毛泽东早出生　７
年，他曾经是孙逸仙的同盟会和国民党的早期成员。在　２０　年代第一次统一战
线时期，他同时为国共两党工作。１９２７　年后，他去过莫斯科，然后回到江西
苏区，并参加了长征。到　１９３８　年，他是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委员。
除了这一行政机构外，还要求成立工人、妇女、青年等群众团体，并逐
渐开始在各级出现，但在这一时期这些团体似乎不很活跃。除民兵外，军队
实际上是独立于这些统战结构之外的，由中央军事委员会直接控制。在两年
左右的时间里，延安和整个陕甘宁出现了相当规模的官僚机构。同时，在　１９３７
年到　１９４０　年间，估计约有　１０　万人迁入，大多得到边区当局的认可。①有些人
是由外省迁来的农民，开垦荒地；有些是老兵、残废军人和受赡养的人。但
大约有一半来自中国东部和中部失陷的城市，其中有学生、教师、新闻记者、
作家、各类知识分子。１９３８　年末，据说有　２　万名学生等候批准进入陕甘宁。
②然而，尽管他们具有理想主义精神，延安和陕甘宁根据地的严酷生活也使许
多人感到震惊。有些人不仅对如此严峻的物质条件难于适应，而且对政治环
境也有同样的问题。这里个人主义和批判性的独立思考不像在北平或上海那
样受到重视。
虽然无论用什么标准衡量，陕甘宁都是非常贫穷的，但边区经济在战争
最初几年还是相当稳定的。这是一种混合经济，既有公营企业或垄断企业，
也有在全面的政府监督和价格管理下运行的大量私人经济。除了早先没收的
土地以外，私人占有和耕种土地受到鼓励。允许租佃与雇用劳力，规定有最
高地租和最低工资，但常不能执行。这一时期农民的经济负担相当轻。大部
分杂税已经废除，甚至土地税也已普遍豁免，只向小部分农村人口征收。这
一点之所以成为可能，部分是因为有来自捐献与没收的资源，部分是因为有
重要的国民党的补助，部分是因为与陕甘宁以外地区有广泛的贸易。①所有这
些条件到　１９４０　年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对毛泽东而言，从　１９３６　年中期到　１９３９　年中期是一段不寻常的安全期，
从日复一日的重压下解放出来，当时他有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的时间从事研
究和思考。在毛的谋士陈伯达协助下，他在这几年中写下了许多最富有洞察
力的重要文章。②正是从这时起，人们开始越来越经常地听到“毛泽东思想”
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见施拉姆的著作第　１４　章，第　８４４　页以下各页。）
２．山西。山西恰在陕甘宁东面的黄河对岸；它的西南角在黄河东大弯处
伸向西安和陕西省的门户潼关。到日本战线后方去的中共部队必须通过山


① 彼得？施兰：《游击经济：陕甘宁边区的发展，1937—1945　年》，第　99　页。另 有　8。6　万名移民在　1941—1945
年间到达。
② 约翰？伊斯雷尔和唐纳德？W。克莱因：《造反者和官僚：中国一二九运动参 加者》，第　179　页。
① 这种补助的重要性往往被忽略。每月补助的总额　60　万元在　1937　年中期相当 于　18　万美元（近似汇率为
3。35∶1），即每年　215　万美元。“这笔补助在　1938 年足以支付　1936　年政府全部开支有余。这表明国共合
作解除了陕甘宁边区政 府前两年的全部财政困难。”见施兰：《游击经济》，第　183　页。
② 雷蒙德？F。怀利：《毛泽东主义的出现：毛泽东、陈伯达和对中国理论的探 索，1935—1945　年》，第　　　2　—　4
章。



西，延安和各华北根据地之间的交通往来也必须经过山西。除山东的外，所
有这些根据地的总部都设在山西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