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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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或革 命者提出的动议，只是维持自己的权力（市古宙三：《士绅的作用：一种假 说》，载芮玛丽编：
《革命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 年》，第 308 页）。作 为社会经济发展指标的名流团体在浙江内
核地区激增的现象，在肖邦齐：《中 国名流与政治变革：20 世纪初期的浙江省》，第 59—74 页有详细论
述。关于 中国对地方政府一般看法的基本历史观点，见孔斐力：《民国统治下的地方自 治》，载魏菲德
和格兰特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和控制》，第 257—298 页；又孔斐力：《中华帝国晚期关于政体的种
种见解》，《远东研究中心论文选》第 4 集（1979—1980），第 1—18 页。
① 比林斯利：《土匪、大亨及光棍》，第 261 页。
① 谢文孙：《1911 年珠江三角洲的农民暴动和市场等级制度》，载伊懋可和史坚 雅编：《两种社会之间
的中国城市》，第 138—141 页。
决缺少强大军事力量的、扎根于地方的民众运动，怎样得以创建一个新的全
国性政府的问题。
民国政治的动向
因为中华帝国晚期政体的主要特点，与经济和社会的主要特点同样根深
蒂固，２０ 世纪前半期经历了新与旧、创新与反动之间的常常令人困惑的摇
摆。有现代意识的爱国者希望中国复兴，常以早熟的见识探索和讨论大量来
自国外的当代政治思想。②然而，尽管他们的思想丰富，范围宽广，但是中国
政治的主要倾向是起源于清末已渐渐形成的形势。
首先，自唐代以来，崇尚儒家思想的君主帝国借以统治中国的大量学说
上的信条与制度上的惯例，继续解体。③要把这一切重新予以调整并非易事，
因为所有的组成部分都在不断变动，迅速变化。最后，一致的信仰体系和世
界观，遴选自学成才的官僚的官方考试，专横而恋栈不去的中央领导地位，
对司法、教育、监察和军事权力的垄断——所有这些旧中国政权的因素，直
到 １９４９ 年以前都不能充分地再起作用。而 １９４９ 年以后，不论它们的内容，
还是它们的总的结构都完全不同了。
在辛亥革命的四年内，显然，无论是遵循清末原始自由民主动员的道路，
还是中央统制经济的现代化道路，都不会取得真正的进展。在 １９１２ 年—１９１３
年，当新组成的国民党在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国会选举中获胜时，城市
名流参政的趋向仍在继续。但是，无论国民党还是它的竞争对手进步党都不
过是“名流联盟”，即使在受到限制的大约 ４０００ 万全部选民中，两党的支持
者也是少而分散。①虽然宋教仁希望他在绅商名流中的追随者能控制新的中华
民国政府，但是，多党政府也受到孙逸仙这样的政党领袖怀疑，以为它会造
成分裂。②１９１３ 年，袁世凯镇压革命党人，解散国会和省议会，结束民国初
年兴旺一时的数千个地方议会，从而结束了中国的议会民主的实验。③袁世凯
建立他的独裁统治，包括恢复考试和加强文官以控制军人，以及对被击败的
革命党人采取检查、监视和恐怖活动。他成功地铲除了广泛参与地方政府的
尚未成熟的制度萌芽，但未能赢得那些新进的名流的效忠。袁世凯的事业因
恢复君主政体而招致毁灭，他于 １９１６ 年死亡；由于把中央权威等同于恢复帝
② 先驱者政治讨论的广度和多样性，罗伯特？斯卡拉皮诺和乔治？于：《近代中 国及其革命过程》第 1 卷
《对传统秩序的反复挑战，1850—1920 年》中有论 述。
③ 关于中国专制政治和“官僚政治”（学者…官僚统治社会）的分析，见白乐日： 《中国的文明和官僚政
治：一个主题的种种变奏》，第 6 页；也见芮沃寿的序。 关于晚清，基本专著是萧公权：《农业中国》；
又见何炳棣：《中国遗产的显著方面》，载何炳棣和邹谠编：《中国的遗产与共产党的政治制度》，第 1—37
页，特别是第 15—25 页。关于长期展望，见顾立雅：《中国国家管理的起源》第 1 卷，《西周》。
① 张朋园：《民国初期的政治参与及政界名流：1913—1914 年国会》，《亚洲研究 杂志》第 37 卷第 2 期
（1978 年 2 月），第 293—313 页；见第 301 页。代议机 关增多的趋向受到芬彻更抱希望的评价，见所著
《中国的民主》。为免“地方 自治”被错误地以为是市镇会议式的平民代表制，我们应记住，地方自治毋
宁说是把地方士绅久已非正式地行使的行政职能正式移交给他们，见孔斐 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
敌人》，第 216—219 页。
② 弗里德曼：《退向革命》第 2 章，关于 1912 年末“建立包罗一切的单一政党 的种种尝试”（第 30 页）。
③ 欧内斯特？扬：《剑桥中国史》第 12 卷第 4 章。
制，这进一步损害了中央权威的信誉。
接着出现军阀割据，值得注意的是，主要不是由于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合
理化的中央行政机构的解体（如往昔的皇朝空位期），而是由于这种“政治
权威总崩溃”。①这种趋势由共和政治的三个方面显露出来：黩武主义、寻求
合法性的思想、政党独裁的兴起。
军事势力在 １９ 世纪已开始增长，并改变其性质。１９ 世纪中期，总督个
人组织的军队开始了这一转变。但这些军队仍然是儒家道德领导原则和部队
对军官相互忠诚的例子。②然而，在 １９ 世纪后半期，军事势力的发展渐渐与
工业的变化连结在一起。兵器制造——上海的江南制造局和福州马尾船政局
的造舰业就是例子——成为自强运动的中心内容。③袁世凯在清朝的事业，就
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足以说明，到 １９ 世纪末，现代军队的创建者怎样能够成
为官僚政治中的一股势力。
随着清朝的灭亡，不再有吸收军事领袖人物的长期稳定的合法政府。袁
世凯及其下属北洋军的将领——在袁氏死后，他们成了军阀——面对一支具
有新的地位和倾向性的军队，处于军事力量对现代政府不可或缺的环境中。①
首先，引进的现代工业化的战争技术，产生了炮兵、工程兵和通讯兵等专门
兵种。必要的训练需要办军事学校，军校学生成为有军事学识的人，是国家
新学生群中的一部分。第二，同别的学生一样，这些新军人可能受爱国精神，
而不是师生间忠诚的感召。军人爱国者像黄兴、蒋介石出现于他们各自的时
代。总之，民族主义使这样的军人变得崇高，作为其必需的第一线领导人。
它也要求他遵循一种新的奉献方式，而不只是命令和顺从。新的军事技术使
得军官团像法规、政党或银行家一样为政府所必不可缺少。在一定层次上，
从儒家思想灰烬中产生的尚武精神，既改变了国家的结构，也改变了国家的
观念形态。孙逸仙作为大元帅，再度加入广州的军阀冲突，而他最终的继承
者实际上就是一个军阀。②从另一意义上说，黩武主义使政府保持统治更加困
难。拥有自己军队的部属背叛自己的司令官，实力大致相当的军阀部队进行
私人战争；破坏和分裂使城市名流不仅反对军阀，而且反对不能控制军阀的
政府。这支新军从此以后成为国家的结构的一部分，但是，它若不是也吸引
非军方的支持的政府的一个部分，它也不能单独打败对手和重建中央政府。
清朝直到它统治的最后几年，受儒家思想教育的名流一直认为是合法的。它
的继承者也必须在新的基础上赢得类似的承认。
① 王赓武语，引自李友华：《军阀研究》，《现代中国》第 6 卷第 4 期（1980 年 10 月），第 439—470 页，
见第 448 页。
②M。巴斯蒂…布律吉埃：《新军》，《剑桥中国史》第 11 卷第 10 章。比较孔斐力：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
乱及其敌人》，第 147—148、183—185 页。
③ 托马斯？肯尼迪：《江南制造局：1860—1895 年中国军械工业的现代化》。关 于炮舰作为发展手段的
论题在赫德长期协办清帝国海军力量的努力中得到说 明。见费正清、K。F。布鲁纳和 E。M。马西森编：《总税
务司在北京：中国 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致金登干书简，1868—1907 年》，各处。
① 斯蒂芬？麦金农：《北洋军、袁世凯和中国现代军阀政治的起源》，《亚洲研究 杂志》第 32 期（1972
年 5 月），第 405—423 页；又麦金农：《中华帝国末年 的权力和政治》；埃德蒙？S。K。冯：《中国革命
的军事方面：新军及其在辛 亥革命中的作用》；和爱德华？A。麦科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军阀研究的最近
进展》，《中华民国史》第 9 卷第 2 期（1984 年 2 月），第 40—47 页。
② 韦慕庭：《孙逸仙：壮志未酬的爱国者》。
主要对日本的侵犯（１９１５ 年的二十一条；１９１９ 年凡尔赛和约；１９２８ 年
的济南惨案； １９３１ 年的东三省“九？一八” 事变）作出回答，爱国精神继
续在城市民众中扩展，思想骚动由于民族主义的感情而加剧了。①与此同时，
政府权力的分裂也暂时为思想自由与学术自主打开了窗口。于是，在英、美、
法三国影响下，中国自由教育经历的新时期开始了。“科学”是现代化关键
的新信仰，加上出洋留学、职业专门化、大学自主等，使国家在现代世界上
取得成功必不可少的学术团体之兴起成为可能。②同时，知识分子为无数自由
主义的、浪漫主义的、新传统主义的等等学说所吸引；他们组织学会，出版
刊物来发表他们的意见。
与这种开明的多元论脆弱的发展平行的——特别是在高等学校——是接
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思想体系，一种普遍的“关于社会的科学”的倾向。
③从一开始，中国革命者就倾向于把俄国看作“全世界革命进步的范例”。人
们在中国可以观察到的许多社会问题所引起的忧虑，因帝国时期的儒家思想
遗产连同其对“人治”的信仰而加强了。④简单的民族主义的确是不够的。人
们已经不是仅仅抽象地研究理论，因为国际危机和国内危机把名流和城市居
民的注意力引向政治。政府若不能满足人们复杂的，有时是矛盾的对经济进
步、国家强盛公平原则和代议制的渴望，那么，容易激动的、独立的诸多城
市集团就不会给予政府以真正的合法性。
在这种形势的背后，国家权力合法化的神话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威严
的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帝王的统治受到支持，是靠他维持社会秩序的适当行
为，能在包括自然和人类的有机整体宇宙的中心点发挥作用。礼天生地深深
植根于这一有机的宇宙之中，所以帝王的统治是物性中所固有的，而不是像
在西方那样，是由一个超验的神或法从人类舞台之外强加的。①中国统治者凭
借在国内维持统一，更容易在与国外交往中维护其对其他统治者的绝对优
势。但是在 １９ 世纪，帝国主义者在中国边缘的扩张，破坏了中国与毗邻国家
的宗主－纳贡关系，随之也毁灭了天子所要求的绝对优势。②清朝在国际上的
软弱，连同西学的流入，破坏了至尊的儒家思想的权威性。
在 ２０ 世纪，它为最高国家权力归于汉族的民族主义神话所取代。《孟子》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名言，可以重新解释为一种中国形式的
民众主权。这一西方的观念早有拥护者。梁启超是它最早的推广者之一。这
一观念又为孙逸仙所采纳，并早在 １９０５ 年就郑重地载于三民主义之中。民众
主权的神话表示了政治觉悟的提高、参与和动员，但它很少讲到如何把民众
政治联结到国家的权力结构上去。
① 见本书第 2 章。
② 见本书第 8 章。
③ 《剑桥中国史》第 12 卷，第 446—450 页（史华慈著）、505 514 页（陈志让 著）。
④ 贾士杰：《俄国与中国革命的根源，1896—1911 年》。狄百瑞提出“人权政 治”（与神权政治相对）
概念，载费正清编：《中国的思想和制度》，第 131 页。
① 中国人“认为世界和人是自存的，自然地自生的宇宙的主要特点是没有外在 于宇宙的造物主、神、终极
原因或意志”。牟复礼：《中国的思想基础》，第 18 页。天命，“清帝国的基础”（顾立雅：《中国国
家管理的起源》，第 93 页），必 须被看作是在这个自然的内在的框架内起作用；孔斐力也在《晚清关于
政体 的种种见解》第 5 — 9 页同欧洲人的看法对比，讨论这个问题。
② 见费正清编：《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
政党是在新的共和制下真正实行民众主权的工具。政治制度上的大革新
是在 １９１２ 年以后的 １０ 年内开始出现的，作为君主制政府的后继者的政党专
政。一个单一的政党作为动员、灌输和控制的工具的出现，意味着作为多元
的、代议制度的结党活动在中国的失败，也是议会政治的失败——一种在 ２０
世纪发展较迟的工业国家广泛遇到的现象。
同盟会在 １９１２ 年扩大，组成一个议会的政党——国民党之后，它在多党
政府中发挥的作用因袁世凯的独裁而夭折。然而，名流政党是一个社会组织，
比小派别更有原则性，比阴谋活动更为公开，这种看法已经产生相当大的影
响。尚未建立起来的是立法和行政两权分立的理论，而这正是正直的西方式
反对派有实效的政治斗争的先决条件。可是，旧式的对个人的忠诚，继续产
生宗派主义，并且在没有合法政府的情况下产生分裂。孙逸仙不愿采取西方
民主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而是加上了考试权和监察权，创立
了五权宪法，为国民党的国民政府所采用。①中国的这种五权分立，工作起来
并不比西方的三权分立为优。当蒋介石成为国民党领袖时，他把权力建立在
党、军队和政府的三元基础上，每一系统都由他亲任首脑。同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