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1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并不比西方的三权分立为优。当蒋介石成为国民党领袖时，他把权力建立在
党、军队和政府的三元基础上，每一系统都由他亲任首脑。同样，法律为满
足商业的需要虽然有所发展，实则仍只是行政的工具，宪法几乎像美国政党
的党纲一样易于更改。
在如此不利于多党制的情况下，中华民国的政党沿着两条交叉的路线发
展——一是作为灌输和控制的手段，一是作为革命动员的工具。孙逸仙早年
发展了训政概念，认为政党的使命在于动员民众参与政治，同时指导民众的
政治行为。在这个观念的背后，存在历史悠久的孔孟信条，即伦理教导和楷
模的力量导致美德和善行。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维新派与革命派已经一致
认为，中国的领导人物必须训练迄今在政治上缺乏活力的民众作为公民积极
地参与新形式的国家政治。到了 １９１４ 年，在孙逸仙的观念中，训政任务必须
由拥有专政权力的政党来承担。②这样，甚至在列宁主义政党的专政尚未在俄
国实现并移植到中国之前，就已为它的专政准备了条件。
由政党垄断灌输和动员民众的主张，如果同政府权力结合起来，就具有
空前的控制潜力。如果官吏除去通常考虑的利害和忠诚之外，不受任何检查，
那么，现代运输、通讯和火力的技术与现代灌输、操纵和控制的技术结合在
一起，就开辟了 ２０ 世纪干涉主义的政府几乎不受约束地渗透进社会的可能
性。在王朝统治下，儒家仁政的神话和实际的技术限制，保持了帝王的威望
和国家高压统制之间的平衡。维持公共秩序和适当的行政，不仅依靠监视与
高压，也依靠广泛地、持续不断地灌输儒家的等级制原则和相互依赖的原则。
科举制意味着思想合适的人向上流动。儒家关于不同等级的义务与责任的说
教在乡村得到了执行，并且渗透到家族体系中。政府靠道德权威的程度，几
乎和靠高压手段相同。
皇帝的消失也结束了他的道德权威，其后袁世凯与军阀政府由于缺乏合
法性，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军事实力。在 ２０ 年代，当国民党和共产党按列宁主
义的模式组织起来时，两党以各不相同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混合为基
础，都对合法性提出新要求。然而，两党不久都不承认对方的道德合法性，
并力图消灭对方。
① 罗伯特？E。贝德斯基：《现代中国的建国：战前时期的国民党》，又钱端升： 《中国的政府与政治》。
② 弗里德曼：《退向革命》，又乔治？T。于：《中华民国的政党政治：国民党， 1912—1924 年》。
列宁主义政党的第二种作用——也是它出现在 ２０ 世纪中国的原因——
是作为革命的一股力量。革命政党的吸引力是多方面的：急切地关心普通老
百姓的平等；要求承认科学的威力并为行动提出战略战术的世界观；爱国的
和人道主义的社会理想；在规定排他性同志关系的同时，能够满足最坚持是
非之心的大胆反叛等等。对正在成为中国救星的化身的党的忠诚，是一条前
进之路。①
然而在民国时期，这些吸引力，是以党继续起政治和社会变革工具的作
用为基础的。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是作为革命政党而建立的。这些
共同的起点，再加上他们的民族主义和共同反对军阀统治的态度，使得他们
早期有可能合作。但是，毫无疑问，在两党获得支持的那些名流当中，支持
革命的意见并不一致。此外，１９２３ 年至 １９２４ 年期间，国民党的列宁主义的
改组，对原已成堆的地方派系和个人派系——它们的根源可以追溯到 １９０５
年同盟会的合并之前——又是一种新的增加。在 １９２７ 年至 １９２８ 年间，赞成
社会暴力革命的国民党左派和要末赞成非暴力变革，要末赞成维持社会现状
的国民党右派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分歧又增加了旧有的派系活动。这
时，集中了大权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和政治会议，很快为军事领袖蒋介石所
支配。对左派党员的清洗削弱了信念，而且，由于国民党变得更像一个维持
现状的党，孙逸仙的思想只是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口号上，已不能吸引多少知
识分子。国民党虽然有每周小组例会以及上级组织对下级组织的集中制控
制，但它一直充满了严重的派系斗争。
中国共产党将苏联的经验同中国的实践结合起来，在维护党的团结方面
做得更有成效。当他们被迫在城市转入地下，被挤到国民党和军阀统治薄弱
的边远农村地区时，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灵活地适应环境。但是，他们更
加旗帜鲜明地献身于原先的革命事业。
本卷的后面几章，将从不同角度对不同时期中国政府的问题进行评价。
总的来讲，民国时期的几届政府在清政府曾行使权力的不太需要雄心的领域
内，不如清政府有效。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政府官员进行干涉的雄心超出
了他们的能力。这样，当他们不愿和那些本可支持和参与他们政权的城市名
流分享权力时，政府官僚们的负担就增大了，当他们的合法性有赖于统一的
中国时，尤其如此。对下述论题，可以大加议论，即国民党政府声称要包揽
——至少是潜在地——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和所有地区，这就产生了如此巨
大的控制问题，以致政府的大部分精力消耗于自我维系之中。这像经济上“高
级平衡阀”的一个对应物，在政体上可以称为“安全维系综合症”。国家税
收不得不流向与竞争者作战。官吏们不可信赖，特别是在下层。①官僚间彼此
监视，注视着永远可疑的群众，其程度之严重使得变通和革新变得困难重重，
特别是在 １９２７ 年国、共分裂加剧了政治上的紧张关系以后。
在重新巩固国家权力方面，另一部分困难在于 １９ 世纪即已开始的名流阶
层的积极精神和从事政治活动。面对已经组织起来增进其自身利益，或对国
家政策已有自己议程的名流，民国时期自封的法定政府不得不扩大自己的权
① 见陈志让《对马克思主义的皈依》，《剑桥中国史》第 12 卷。
① 杜阿拉著《乡村社会中的权力》第 327—336 页认为，虽然官僚机构在河北省 下伸到了区一级，但是，
区以下的官员仍没有被上级有效地控制。盖泽特著 《权力与社会》第 260—261 页断定，在江苏，南京政
府的官僚机构是添加在 既有的名流控制的结构之上，而没有清除地方名流的权力。
力。基础牢固的农村名流、城市商人和专业人员以及知识分子，都给国民政
府提供某种支持，但是许多人从来就没有完全效忠过。②对不同政见的压制，
由于疏远了越来越多的观望者，恰恰导致了令人担忧的不信任和反抗。国民
党政府专心致志地扩大和保护他们的权力，仍未能有效地掌管地方事务，也
不可能制定一些能扩大群众参与政府工作的制度。许多暴力和反暴力的循环
相互助长；而那些既不宽容政府，又不愿冒险去反对它的人，则退而从事个
人的追求或地方事务。
在这一时期，至少有三个政治活动领域。首先，是在一个范围狭小的圈
子里，政府内或政党内的派系争夺权力，而外界那些可为这种政权接受的人，
则同官员建立联系，以保护或增进自身的利益。①第二，是城市里反对派的政
治活动，包括群众游行示威和其他通过组织活动和报刊表达的异议。有时采
取暴力方式的名流人士（和工人运动的某些同盟军）的动员，逐渐与在城市
里的共产党人和其他左翼人士的秘密组织活动融合在一起。第三，是农村中
的政治活动，包括这样一些不同的组成部分，如怀有自治野心的地方军事首
领的争斗，政府致力于收税和纳税人尽力逃税，以及地主对农民非政治性的
社会反抗的压制。②这些政治关系遵循庇护和掮客的模式，当这些运转机制崩
溃时，暴力活动便随处可见。
共产党被赶出了由国民党控制的城市后，在农村推行其革命纲领，并在
边远的农村根据地同当地的当权者在战时环境下展开了竞争。③共产党人还没
有国民党政府所担负的种种行政问题的负担，得以采取各种灵活政策，在他
们试图建立根据地的任何地方，发动群众倾诉最为紧迫的社会苦难，以推动
② 国民党与社会名流关系的理论分为三类：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各种各样当代 作家，称国民党为城市资产
阶级和乡村地主的政党（例如，伊罗生：《中国革 命的悲剧》，第 31、182 页）。其他作家着重指出蒋介
石个人独裁（钱端升： 中国的政府与政治》，第 123、132、137 页）；或提出南京政府是独裁政权， 追
求其自身利益而不顾任何社会阶级愿望（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 240、 286 页）；或把南京政府的
特点描述为军事独裁政权，靠控制、镇压和在弱小 社会力量间进行仲裁来实行统治（小帕克斯？科布尔：
《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 府，1927—1937 年》，第 341—342 页）。一些史学家认为国民党和名流两者都 不
是统一的，他们提出了更为复杂的实况。国民党和政府的成员以及许许多 多城乡名流，通过复杂而狡诈的
政治相互作用谋求增进他们的权力和利益。 因此，国民党政权是独裁政权之前的独裁政权，因为它在军事
上和财政上太 过分扩张，以致于不能有效地控制社会团体。见布雷德利？盖泽特：《走向国 民党统治的
多元模式》，《中华民国史研究通讯》第 7 卷第 2 期（1982 年 2 月），第 1—10 页；盖泽特：《权力与社
会》，第 1—10 页和各处；理查德？布什：《国民党中国的工业与政治：国民党政权与长江下游中国纺织
厂主，1927—1937 年》，第 18－24、307—308、332—334 页。
① 布什：《国民党中国的工业与政治》，第 308－313 页。
② 见本书第 6 章（比昂科著）。
③ 见本书第 12 章（范斯莱克著）和第 13 章（佩珀著）。 70 年代和 80 年代初撰 写共产党根据地的详细
历史研究专著，提供了关于共产党的组织工作、与地 方实权派的关系和对农民自发要求的领导等方面的情
况。见戴维？保尔森： 《领导和自发：最近的研究共产党根据地的方法》，《中华民国史研究通讯》第 7
卷第 1 期（1981 年 10 月），第 13—18 页。主要根据地的研究专著有：斯蒂 芬？艾夫里尔：《多山地带
的革命：江西省共产党运动的兴起》；凯思林？哈 特福德：《一步一步来：晋察冀边区的改革、抗战和革
命，1937—1945 年》；戴维？保尔森：《华北的抗战与革命：山东根据地，1937—1945 年》；琳达？格罗
夫：《革命中的农村社会：高阳地方，1910—1947 年》。陈永发：《革命的形成：1937—1945 年华东和华
中的共产党运动》是研究共产党战略的内容最充实的专著。
他们的革命事业。例如，在山东和河北，使农民的不满政治化的“阶级斗争”，
指向“土豪劣绅”和税吏，农民们认为这些人比地主更暴虐。①温和的再分配
政策和给非党名流以某种政治发言权的范围很广的集会，足以促进更广泛的
村民参与共产党控制下的地方政府。共产党给予对社会不满的人以政治引
导，开始从社会基层建立政权。②不过直到 １９４９ 年以后，充分扩大政府权力
的可能性才得以实现。
２０ 世纪的这些变化，再次引出了个人对于国家的关系问题。综观整个历
史，中国作家一般只强调个人对统治者、对农民或其他人的责任和义务，很
少关心关于人权的任何学说。③另一方面，正义的概念和对非正义的忧虑，在
中国则随处可见。西方对法治和公民自由权的更加特殊的关注，激励 １９ 世纪
的西方人坚持要求治外法权（即驻华使节有权审理在华犯罪的外国人），这
是 １８４２ 年至 １９４３ 年的不平等条约的中心内容，并且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于
是人权——现在正是这样称呼的——就成了帝国主义的重要部分。关于在中
国新政府框架之内的法治和公民自由权的前景，近时仍有不断的探询。
在何种程度上将公民个人置于首位，在何种程度上将个人所属的集体置
于首位，一直是以中国和西方价值体系之间的公认的文化差异为基础的一种
选择。这或许可以看作一个需要强调的关系重大的问题，可是它仍然未超出
一个更大的问题，即中国政治生活中人民——名流和各种普通人——的作用
问题。就这样的广义而言，“民主”问题，不管如何界定，都是中国革命日
程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同类的倾向，即在政治活动中，政府渗透到社会组织
和社会动员中去的倾向，是从晚清继承下来的。中华民国面临重建强大国家
和扩大民众参政之间的久而未决的关系问题。①这种紧张状态又因年轻的共和
国所处的国际环境而加剧了。
① 苏珊娜？佩珀：《中国的内战：1945－1949 年的政治斗争》，第 282、286—289 页；陈永发：《革命的
形成》，第 243 页和第 3 章各处。
② 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第 6 — 7 章，把共产党的社会政治改组同 并不重新整顿地方社会的
造反暴力行动进行了对比。关于共产党根据地政策 的表征方面、抗战时期根据地国共重新合作的共同一致
和共产党政府在建立 国家权力和控制方面的潜力，见陈永发：《革命的形成》，第 351—353、412— 414、
541、 795—803 页。
③ 见唐纳德？J。芒罗：《中国古代的人的概念》和《中国现代的人的概念》。
① 可以把这个问题看作现代化过程的一部分。于是，物质技术——道路、无线 电、飞机、枪炮和图书——
的发展，使最偏远的乡村也受到中国政府的影响。 而非物质的信仰、习惯和价值观又往往决定国家利益和
地方利益之间、官方 独裁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