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1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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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太旧，道德太坏。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必须加以变换。
①
虽然毛泽东把中国古老僵硬的思想模式看作是阻止进步的障碍，但是，
他不主张把全盘西化作为补救之道。针对杨怀中所说的“日本某君”认为东
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的说法，毛泽东认为，“吾意即西方思想，亦
未必尽是，几多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②
然而，说过这一点之后，毛泽东开始进行显非墨守传统的论述，认为在
观念和道德基础上统一思想的活动中，与君子相比，小人更具有重要性。君
子确有高尚之智德，但君子只能在小人所确定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活动的基础
上生存，小人累君子。这样，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但当教育和改
造小人，以臻大同之鹄。当时，毛泽东已主张组织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
长的私塾，而且主张出洋求学。①
关于在毛泽东后来的思想中也起很大作用的实践主题，毛泽东在 １９１７
年的那篇文章中提到古人言卫生之术者亦不少时说，“盖此事不重言谈，重
在实行。”②毛泽东之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往往被人归因于王阳明，但这
只是推测；在任何有名的毛泽东著作中，一点也没有提到王阳明。总之，与
五四时期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更有关系的，是毛泽东在 １９１７—１９１８ 年所吸收的
西方化思想。
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最后两年，思想发展很快。在那个时
候表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要素，也许是明显和强烈的个人主义。例如，
毛泽东在对德国新康德派学者泡尔生所著的《伦理学原理》一书的批语中写
道：
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吾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
谓。……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与教会、资本家、君
主国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③
和当时年长的和较知名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或鲁迅一样，毛泽
东已经利用个人有无上之价值，有百般之价值的观念作为冲破古老的文化和
社会的罗网的武器。他决非不知道实现个人所必需的社会结构。他说，且团
体者仍个人，乃大个人也。人一身乃集许多小个体而成，社会乃集许多个人
① 《毛泽东集补卷》第 1 卷，第 20 页。
② 同上书，第 20—21 页。按照毛泽东所抱的中国也应对世界有所贡献的观点， 他是遵循他的老师杨昌济
的基本方向，杨昌济在海外长期留学时改名怀中， 以表达他的爱国感情。关于这点，见李锐：《学生时代
的毛泽东》，《时代的报 告》第 12 期（1983 年 12 月），另见转载这篇文章的《新华文摘》 1984 年第 1
期，第 178 页。
① 《毛泽东集补卷》第 1 卷，第 22—23 页。
② 毛泽东：《体育之研究》，第 7 页。
③ 见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 110 页引文。毛泽东对泡尔生著《伦 理学原理》的批语，在《毛
泽东集补卷》第 9 卷第 19—47 页全文转载。
而成，国家乃集许多社会而成。在个人和国家即国民的这种复杂关系中，毛
泽东强调先有个人而后有国民。他说，泡尔生强调个人由国民而发生，是因
泡尔生住于国家主义弥固之德国。①
的确，处理对立的关系的辩证法，从这个时候起是毛泽东思想的表征之
一。毛泽东在某种意义上作为同一来对待的对偶中，有观念即实在，有限即
无限，高即卑，阳即阴，以及 ２０ 年后被苏联哲学家批判的生即死和男即女。
毛泽东把人看作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把道德看作是由良心和欲望的相互作
用产生的。（毛泽东说，或人之说必以道德律为出于神之命令而以能实行而
不唾弃，此奴之心理也）。而且，由于物质不灭，人和社会也不灭，虽然人
和社会经常通过改良和革命而改变和振兴。因此，正如他所说的，他不再忧
虑中国将亡；中国将通过改建政体和变化民质而生存下去。人类之有进步，
有革命，有改过之精神，则全为依靠新知之指导而活动者也。有一种之知识，
而建为一种之信仰，即建为一种信仰，即发为一种之行为。他写道。“知也，
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活动之所凭借只能在于“国家社
会种种之组织”。②
于是，毛泽东强烈地重申他在 １９１７ 年 ４ 月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
强调实践的观点，而且着重提出组织起来进行改良的重要性。这两点是毛泽
东在 １９１９ 年 ７ 月和 ８ 月发表的题为《民众的大联合》的一篇十分重要的文章
的中心内容。
毛泽东这篇在 １９１９ 年发表的文章①的最令人惊异的，无疑是他把马克思
和克鲁泡特金作比较的段落：
联合以后的行的行动，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同
他们（按指贵族资本家）拚命的倒担，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做马克思。一派较马
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愿的工作。……这派
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他们要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这派的首领为生于俄国
的叫做克鲁泡特金。②
李锐在逐字引用这段后评论说，毛泽东这时虽然还分不清楚马克思主义
与无政府主义的本质区别，不过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他发表在《湘
江评论》上的《民众的大联合》和其他文章已闪烁着阶级分析的光芒，也是
① 《毛泽东集补卷》第 9 卷，第 21、40—41 页。
② 《毛泽东集补卷》第 9 卷，第 28—34、37—39、42、45—46 页。这些引文大 多数而不是全部被收入李
锐的《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 114—116 页。
① 我已在《中国季刊》发表这篇文章的英译全文，并附有分析。毛泽东的《民 众的大联合》，附于宣道华
《从“民众的大联合”到“大联盟”》，《中国季 刊》第 49 期（1972 年 1 — 3 月），第 76—105 页。又
见戴：《毛泽东，1917— 1927 年：文献》，第 85—100 页。这篇文章的中文全文可在《毛泽东集》第 1 卷
第 57—69 页见到。
② 《中国季刊》第 49 期，第 78—79 页。可以理解的是，这段文字没有被李锐收 入在他的 1957 年版《毛
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所载的这篇文章的摘录中， 因为这段文字不大支持李锐在这部著作中提出的《民
众的大联合》一文是毛 泽东“开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最重要著作 之一”
的观点（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 106 页）。正如下面 所指出的那样，李锐在这部著作
的 1980 年修订版《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 中对这个观点的处理完全不同。
后来构成毛泽东思想大厦的最初基石之一。③但是，虽然毛泽东无疑在 １９１９
年夏很快地知道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人们却很难在这个时期他的著作中找到
认真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成分。甚至连阶级斗争、辩证法或唯物史观之类观念
也未被提到，而“阶级”一词只被用过一次，而且是在完全非马克思主义的
意义上用的（智者和愚者、富者和贫者、强者和弱者的“阶级”）。①如果说
这篇文章有看得清的哲学倾向，那么，这种倾向既不在于马克思，也不在于
克鲁泡特金，而是在于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由某些中国作者传播并改变了的
西方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其中有严复、梁启超、湖南的革命思想家和烈士谭
嗣同以及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他们用种种方式发展一种思想，认为社会成
员的自发行动，不受旧等级制的束缚，会使社会能量增加至极限。
在五四时期，对毛泽东的思想的另一重要影响是胡适的影响。已经指出，
毛泽东 １９１９ 年的几篇文章发表以后，曾受到北京《每周评论》的热情赞扬。
一位评论家概括了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最初几期的内容，说道：“《湘
江评论》的长处在于探讨。第二、三、四期的《民众大联合》一篇大文章……
眼光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②说这些话的作者不是别
人，正是胡适本人。
当我们注意到下述情况，就不致对这一点过于惊奇了。毛泽东为《湘江
评论》创刊号写的社论，在列举了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
成就（例如，从贵族的死的古典文学到平民的现代的活的文学；从独裁政治
到代议制政治）以后，说道，在思想领域“我们向实验主义前进了”。这里
我特别提到这一点，并不想让人以为毛泽东是胡适或杜威的信徒。然而，他
在 １９１９ 年对实用主义的好评的确反映了他几乎直到生命的终结都保持的一
种看法，内容是人们不应编造理论不联系具体经验的理论。③
毛泽东虽然在 １９１９ 年的思想与当时年龄大些的更有学问的人的思想一
样，是多种影响的拼凑物，他的《民众的大联合》的文章却具有一个显著的
特色。它体现了一个企图，想在五四时期革命的群众运动的具体经验的基础
上，提出一个总纲领。确实，毛泽东世界观中的社会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他
把学生运动看得最为重要，相对地说，对农民就不认为有多么重要，更不要
说工人了。很独特的是，他也相当注意妇女和学校教师。总的来看，他对他
正努力创建的革命联盟的想象，倒很像 ６０ 年代美国和其他地方的“新左派”
的想象。他的文章的中心主题是，中国的新生将首先来自青年人，特别是学
生对旧秩序的叛逆。变革的手段和动力则在于自基层自发形成的民主组织。
由毛泽东看来（在这里他显示出是严复的一个真正的信徒），整个过程
的目标，不仅是个人从旧社会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而且是通过这一事实增强
和复兴整个中华民族。在一段极有鼓动性的结束语中，毛泽东对他的同胞这
样说：
于今却不同了，种种方面都要解放了。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
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
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
③ 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 213 页。
① 《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59—60 页。
② 《每周评论》第 36 期（1919 年 8 月 24 日），第 4 页。
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毛泽东本人以前曾在向斯诺讲
过的个人经历中承认这一点），在中国直到最近才能提到。（关于一位西方学者在这个课题上的
一些简要而精辟的意见，见戴：《毛泽东， １９１７—１９２７ 年：文献》，第 ４７—４８ 页。） １９７８
年以后中国理论探讨环境中发生显著革命的一个反映，就是中国学者在 １９８０ 年发表的文章不仅
指出胡适称赞毛泽东和毛泽东当时把实验主义看作“指导思想”，而且明确地说明在 １９１９ 年两
人之间尚未出现原则分歧。见汪澍白和张慎恒：《青年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历史研究》１９８０
年第 ５ 期，第 ８３ 页。
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向前！
我们黄金的世界，就在面前！①
这里不止一处有毛泽东 １９１７ 年文章的回声，强调不懈的努力和坚定的意
志为民族复兴的关键。在这中间的两年，他既从书本上，也从经验里，学到
了许多关于发掘和动员他所察觉的蕴藏在中华民族中的能量的方法。不过，
在哪怕只是开始设计一个完整的有效的战略，以便在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进行
革命以前，他还有许多东西有待学习。
毛泽东这时尽管不甚懂得马克思主义，他的想象力却被俄国革命的胜利
吸引住了。在他称之为“红旗军”的世界范围的成就中，他首先列举的是工
农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接着提到匈牙利革命和美国以及欧洲各国的罢工浪
潮。②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的其他几篇文章引出的主题，后来成为他的思
想的典型部分，像政治家需要“洗脑”，以及“和平民一同进工厂做工，到
乡下种田”，或者是这种思想：“人类真正解放”到来之日，即千万美国人
一道对托拉斯的不公正和专制高呼“不许”之时。但是毛泽东也表达了对德
国人的热烈的支持，他们被宣布为受压迫的民族，全由协约国发号施令。③
中国作为无产阶级的国家，应该与其他被压迫的民族团结起来的思想，
当然被李大钊、蔡和森和其他的人，在紧接五四时期之后那几年里时常提起。
毛泽东也自然被引向这一方向。
在毛泽东随后的见习期中，对他 １９１９ 年关于基层组织在社会改革中的作
用的分析提供很有启发性的补足物的阶段，是他在次年参加了湖南自治运
动。这一段迄今模糊的情节，由于近来一批重要文件的公布才明晰起来。①
这一情节的记载不仅说明了毛泽东强烈的湖南人的爱国热情，也说明了他对
政治工作的一般态度。在 １９２０ 年 ９ 月 ２６ 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毛泽东写道：
无论什么事，有一种“理论”，没有一种“运动”继起，这种理论的目的，是不能实现出来
的。……我觉得实际的运动有两种：一种是入于其中而为具体建设的运动，一种是立于外而为促
进的运动。
① 《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69 页。
② 《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65 页。
① 这些材料——毛泽东写的四篇文章，及毛泽东和其他人联名提出的召集宪法 会议的建议——已由安格
斯？麦克唐纳在准备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农村革命 的城市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