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1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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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分析，和他从而得出的理论上的结论才是我们关注的中
①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47 页。
② 我已在我的论文《马克思主义者》中探讨这个问题，这篇论文收在迪克？威 尔逊编：《毛泽东在历史天
平上》，第 60—64 页。又见魏菲德：《历史与意志： 毛泽东思想之哲学观点》，第 297—299、310、323—326
等页。
③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324 页。
④ 王若水于 1982 年 5 月 7 日在北京同我的谈话中提到这点，虽然王若水不同意 毛泽东强调对立的统一和
斗争反映传统影响的说法。金思恺已把毛泽东的强 调对立统一理解为超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个新的理论
发展。（金思恺：《毛 泽东思想》，第 60—64 页。）《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1946 年大连版的前
言指出其他两个法则的提纲“散失”。《毛泽东集补卷》第 5 卷，第 279 页。又 请注意毛泽东不同意艾思
奇所持仅仅差别不一定形成矛盾的见解：《中国哲 学》第 1 期，第 29 页。
⑤ 《毛泽东集》第 6 卷，第 300 页。
①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45 页。
② 《黑格尔一书摘要》，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38 卷，第 239 页。
心，它能帮助我们从哲学到毛泽东的思想的其他方面的顺利过渡。有人再三
争辩说，以下主张甚至为科恩所接受，毛泽东对于辩证法这一科学的最为突
出的贡献，在于他详尽地阐述了“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
两个概念。首先，我愿意提出，毛泽东运用这些范畴可以直接与他对中国现
实的细致的理解联系起来。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家，在马克思本人观
察过的，被理解为不断向两极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那种类型的社会
里，就哪些是阶级间的基本矛盾，或哪些是生产力和生产方式间的基本矛盾
来说，本不应该产生疑问。广而言之，直到这一冲突为革命所解决时为止，
这一模式可望或多或少保持不变。另一方面，中国不论是内部形势，还是与
外国列强的关系都不稳定，或者说难以逆料；要决定在一定的时期内，哪个
因素，或哪个矛盾是关键性的，或支配性的，这不仅仅是个让人感兴趣的理
性问题，而且是紧迫的策略需要。
不妨注意一下一本最早在中国翻译，１９３３ 年在上海出版的苏联著作，它
有一节专门谈矛盾的“主导”方面，可是，它说这一般总是同样的．．．，例如，
在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中，基础总是主要的。①这是科恩认为毛泽东的
论文中最有意义之点之一；他让人注意这一段话：
有人觉得……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导；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实践是主导；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是主导。如此等等，他们并不互相转化。……生产力、实
践、经济基础，一般表现主导的决定的作用……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有时
亦表现其主导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应该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之时，
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导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
发展时，对于政治、文化上面的革新就成为主导的决定东西了……②
科恩把这段话作为他论证毛泽东在 １９３７ 年没有写《矛盾论》的一个主要环
节；他说，直到斯大林以他的 １９３８ 年和 １９５０ 年的文章给毛泽东引路之前，
毛泽东不可能以这种方式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事实表明正好相
反。看来毛泽东的“唯意志论”是直接来自对列宁的研究（毕竟这一术语首
先用于列宁），同时也来自他本人的个性，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诚然，可以
争辩说《矛盾论》最初的版本甚至更强调主观因素。
这里最重要的异文是“有时”被“在一定条件之下”所替换。写进《毛
泽东选集》中的这后一片语的含意，有可能看来是这样的情况，或必须的先
决条件的总体，只可能在有限的时期内，在危机或革命的时候才会出现。而
另一方面，较广泛的“有时”，可能被理解为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这种作用
逆转，可能会延续很长一个时期。这推论由紧随该段引文后的一句话得到加
强（无论是原版本，还是改写本），“当着如同列宁所说的‘没有革命的理
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之时，革命理论的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
① 西洛可夫等著，李达等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 295 页。
② 《辩证唯物论》，第 93 页；《毛泽东集补卷》第 5 卷，第 264 页。在这一段中， 有若干变异，但是，
除以“主要”代替“主导”外，1952 年毛泽东并未在我 在此引述的那些部分上作过根本性的改变。毛泽
东的批评可能是针对前注提 出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虽然他在 1941 年曾建议以西洛可夫的这部著 作
供干部学习之用（《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189 页）。
①既然列宁认为这个原理在计划、组织和实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整个历史时期都
适用，那么毛泽东在这里引用它，完全可以解释成意思是，上层建筑在历史
变革中不起主导的和决定的作用，但它起作用的那些“时”之一，事实上将
会在 ２０ 世纪的很大一部分时期在中国出现。
有关毛泽东作为一个哲学家的最后一点，与他受惠于斯大林有关。《矛
盾论》的通行本，有一段很长的过分赞扬斯大林分析俄国革命的特殊性的话，
说它是“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及其互相联结的模范”。②这段话是最早
的版本所完全没有的，在最早的版本中，毛泽东以对苏东坡的诗的评注来说
明他的观点，据认为苏东坡是彻底懂得普遍性与相对性之间关系的人。③
《辩证唯物论》的第二章有这样的话，因为“中国今日发展着的辩证唯
物论哲学思潮，不是从继承和改造自己哲学的遗产而来的。而是从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学习而来的”，我们必须“清算中国古代的哲学遗产”，这种哲学
遗产反映了“中国社会进化的落后”。④很明显，这样的语言是毛泽东初次受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影响而暂时产生的惊骇的产物。它完全为他 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号召“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所取代，它并不体现他一贯的，甚至在 １９３７
年的立场。
如果我们现在具体地看一看毛泽东在 ３０ 年代末期对战略和策略问题的
分析，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与在莫斯科的“世界无产阶级总参谋
部”之间的关系。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观点是十分清楚的。他在 １９３６ 年对它
做了概括。在回答斯诺的问题，如果共产党取得了胜利，是否在苏维埃中国
和苏维埃俄国之间会有“某种形式的两国政府之实际合并”时，他声称：“我
们为一个解放的中国而战斗，当然不是要把这个国家移交给莫斯科！”他接
着清楚地说明了这一反驳的根据：
中国共产党只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在争取胜利中，党应为全民族说话。党不能为俄国人或第
三国际的统治说话，只能为中国民众说话。只是中国民众的利益与俄国民众的利益一致，能说是
服从莫斯科的意志吗？但是，当然，一旦中国民众和他们在俄国的兄弟一样，有了民主权力和获
得社会上政治上的解放，这种共同利益的基础将会大大地扩大起来。①
这段话表明，毛泽东在 １９３６ 年感觉到了全世界共产党联合起来的团结的
束缚。但是它也表明，对于毛泽东来说，团结并不意味着从属。如果其他情
况都一样，一个“解放了的中国”——就是说，由共产党统治的中国——与
苏联将比与其他国家有更密切的联系。但是，如果情况不一样——如果莫斯
科不尊重毛泽东认为是正常的、适当的中国的利益——中国的政策在他的指
导下就可能采取不同的方向。
在 ３０ 年代，中国共产党内有一些人，他们并不采取同样的独立态度，正
① 《毛泽东集补卷》第 5 卷，第 264 页。
②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307 页。
③ 《辩证唯物论》，第 86 页；《毛泽东集补卷》第 5 卷，第 258 页。这里讨论的 这段话出自苏东坡的名
著《前赤壁赋》，原文是这样的：“自其变者而观之，则 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
我皆无尽。”
④ 《毛泽东集》第 6 卷，第 275 页。
① 原载于 1936 年 2 月 3 — 5 日上海《大美晚报》；据收入《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419 页上的斯诺手稿。
如在以后的年代里，有一些人在与莫斯科打交道时，准备比毛泽东更灵活一
些。从 １９３５ 年到 １９４５ 年，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与所谓“国际主义的”
（就是亲苏的）派别之间的斗争的历史，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历程，本书已
另有记述。在这里我们不拟谈论莫斯科与中国共产党，或其不同派别之间的
权力关系，而是要谈毛泽东坚持独立于苏联监护之外的理论的性质与意义。
在毛泽东于 ３０ 年代末期提出的概念当中，在他相信中国革命的独特性和中国
人必须以自己的方式解决自己的问题方面，最大胆、最不含糊的标记是，“马
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这一口号事实上只被中国共产党人使用了相对短的一段时期，开始于
１９３８ 年毛泽东第一次自己提出这一说法，而达到它的顶点，则在 １９４５ 年，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欢呼毛泽东在创建理论方面的
伟大成就，说这些理论“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但是，
如果这一说法本身是比较短暂的，那么它所表达的关注的事情却在 １９３８ 年以
前就出现了，并且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它不仅依然存在，并且变得
更为重要。
毛泽东提出这一想法的原因不难理解。中国化的概念，象征面对共产国
际傲慢、专横的态度，对中国民族尊严的肯定；因此，这个概念的价值不仅
在于是党内斗争的武器，而且也是一个民族危机时期对非共产党人的舆论具
有吸引力的口号。但是它也反映了毛泽东真正深信：归根结底，来自西方的
思想在中国的环境里不适用，除非让这种思想适应中国民众的心理和条件。
对于毛泽东来说，中国化在 １９３８ 年的确切含意是什么，是一个更为复杂
的问题。要求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如刘少奇在 １９４５ 年所说），①不仅
在中国，也在其他非欧洲国家，都含有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适应许多不同水
平的国家的现实——从大量前资本主义农业社会的语言和文化，到经济和社
会的结构——的意思。此外，关于哪样的“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
什么要素要在中国具体化的问题也会出现。
使这个问题的不同方面混合在一起的，是毛泽东 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关于中国
化的不朽陈述，其中一部分是这样说的：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之一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
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以总结，我们要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承继遗产，转过来
就变为方法，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着重要的帮助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
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只有具体
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
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运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一部分而与这个民
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马克思主义。因此，马
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
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的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
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①
毛泽东的中国化的概念，最简单、最易为大家所接受的方面，就是这段引文
① 《刘少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 年）上卷，第 332—337 页。
① 《毛泽东集》第 6 卷，第 260—261 页。
中最后的那句话。很显然，要想使马克思主义在非欧洲国家起作用，所用的
语言就必须不仅是那个国家的人民可理解的，而且，按照他们的心理和条件
来看，也是生动、有意义的；而不是从另一种语言和文化逐字翻译过来的莫
名其妙的语句。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形式在中国这样的具体化，尽管在毛泽
东看来是不可少的，也只是在于使马克思主义的实质适应中国条件的更基本
的事业的外在表现。
为了确切说明这里谈到的问题，让我们首先看一看毛泽东说的“没有抽
象的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有的只是具体的马克思主义”这句话的意思。按
照他在延安时期写的其他文章，以及他以后多年的言行，这一断言隐含的意
思可以大致清楚地说明如下。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最早是由马克思阐述的。
马克思的著作的某些方面——例如，他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对从资本主义向
社会主义过渡的分析，和辩证法的基本规律——都是普遍正确的，但是这个
理论从总体上来说，反映的既是它的 １９ 世纪的理论来源，也是马克思的具有
欧洲特性的心理和经验。因此，当我们谈到（像斯大林和列宁以后的其他任
何人一样）运用普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于中国的条件时，我们力图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