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1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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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人一样）运用普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于中国的条件时，我们力图抓
住并使之适合于我们的需要的，正是这些理论的永恒的核心。
那么，什么是那永恒的核心呢？毛泽东本人在刚引用的 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的
那篇报告中说：“不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母，而是学习他们观察问题
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①１９４２ 年 ２ 月他号召他的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们，
“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应用于中国，并从中国的历史实
际与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创造出理论来”。②
这些系统性的阐述引出了两个问题。毛泽东所讲的“立场”、“观点”
和“方法”指的是什么？什么是这样的态度或原则（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导出
的）与“方法”（他说，这种“方法”能够从吸收中国过去的珍贵遗产得到）
之间的关系？
关于第一点，当前中国的解释是，毛泽东说的是采取无产阶级的立场，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辩证法的方法。但是，如果毛泽东真的是说像这些
那样广泛界定的马克思主义的诸方面，是不是能够这样说。按照毛泽东的观
点，马克思本人的理论实际上构成的是“德国的马克思主义”，正如列宁的
思想在 ２０ 世纪初期被批评他的人说成是“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换句话说，
毛泽东所说的“抽象的马克思主义”指的是“绝对的马克思主义”，或在一
切国家一切时代都绝对正确的马克思原理。而当毛泽东说这样的马克思主义
“是没有过的”，他的意思是，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也不具有高级水平的一般
理论的地位，只不过是他所想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具体体现，完全不比
斯大林或毛泽东本人对这同样的原则的运用高超一些。
可是对于毛泽东来说，这并非仅是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的问题；正
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还建议用从中国的经验里抽出来的要素来丰富马克思
主义。毛泽东建议以之丰富他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殊性”，也并非仅是
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共有的经济特点。这些特殊性也是如毛泽东在 １９３８ 年所
说，“我们这个大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所表现出来的，和已由历史经验和中
①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 年 10 月）》，《毛泽东集》第 6 卷，第 259 页。
② 《毛泽东集》第 8 卷，第 75 页。
国人的特质所形成的“许多珍品”。①
这种观点，认为今日的中国带有过去的印记，并不值得注意。马克思主
义者，至少持有列宁主义信仰的人，很早就同意，社会习俗和政治组织的形
式，虽然它们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和作为这些变化所引起的阶级斗争
的结果，它们本身也是历史方程式中的一个变量。但是，必须提出一个问题，
即从毛泽东的观点看，文化现实是否基本上是由技术水平和“生产方式”所
决定，或者他所强调的“民族特点”是否为他构成一个独立的，或半独立的
变量。
依我来看，没有什么怀疑，对于毛泽东来说，不论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
文化，都构成了人类经验的部分自主的一面。人们可能称赞他的这种态度，
或者对它感到惋惜，也还有既称赞又惋惜的人，并且时常还表现得很激烈。
可是，我们不能忽视他思想的这一方面，而不歪曲我们对这个人和他的思想
的认识。
确切地说，这个主题在毛泽东的中国革命的整个想象中处于多么重要的
地位，已由前面引自 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的报告中的非同寻常的陈述指出来了，即
承继中国的遗产“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着重要的帮助的”。前面要
求对过去的经验“给以批判地总结”的训令，并不含有同样的含意，因为其
中积极的指导作用似乎取决于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和方法”，要在中国历
史的文献中用它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是，认为对过去有较深刻的理解，
将不仅拓宽革命者对他们自己的社会的理解，还会真正为领导革命提供手
段，这样的认识却是另一回事，它在直到 １９３８ 年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中开辟
出一个没有先例的前景。
毛泽东说的能从“历史的中国”的经验中提取的这种方法的实质是什么
呢？在产生它的过程中，又得从过去的什么成分中去提取呢？他没有明确地
详细说明，但是在他的延安时期的著作中有些线索，他所想的是能够泛泛地
限定为治国术的那一领域，①因此，在他 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第一次提出中国化的思
想报告的另一部分中，毛泽东涉及了正确使用干部的问题——他说这在过去
称为“用人行政”。他进而讨论了现在与过去之间的连续性，说了下面的话：
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的历史中历来有两个表现邪正两派互相对立的路线，一
个是“任人唯贤”，一个是“任人唯亲”。前者是明君贤臣用人的方针，后者是昏君奸臣用人的
方针。我们今天来说使用干部问题，是站在革命立场上的，根本与古代有区别，但也离不开“任
人唯贤”这个标准。以喜怒为爱憎，阿谀逢迎者奖，骨鲠正直者罚，在古时要不得，在我们也要
不得。①
在这里毛泽东清楚地指出，由他看来尽管有些政治行为的标准是在前资本主
① 《毛泽东集》第 6 卷，第 260 页。雷蒙德？怀利从相似而有些不同的观点论述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中
国化”的问题，他更强调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这一哲学问题及其对“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的意义，雷
蒙德？怀利：《毛泽东主义的出现：毛泽东、陈伯达和对中国理论的探索，1935—1945 年》，第 55—58、
88—95 页和各处。
① 关于这个传统，见《剑桥中国史》第 11 卷，第 2 章。
①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15 页；《毛 泽东集》第 6 卷，第
250—251 页有增补。
义的、官僚政治的社会环境内逐渐形成的，它们对于当前的共产党革命者来
说，仍然是正确的。
更加令人惊异的是，毛泽东在孔子的哲学里也找到了积极的因素。１９３９
年毛泽东在评论陈伯达有关这一主题的文章时表示，他基本上同意陈伯达的
看法，但是在批评孔子的正名学说是“唯心论的”时候，陈伯达未能指明，
由认识论的观点看，它含有真理的重要成分，因为它强调了理论与实践之间
的联系。他也认为朱熹解释孔子的中庸之道，与共产党人的进行反对左、右
倾的两条战线的斗争的原则是并行不悖的。他说“不及”是右的东西，“过”
是“左”的东西。②
当然，这一类的求助于民族的过去，只是当毛泽东为了推动建立新的统
一战线，对尽可能广大的舆论范围讲话时，才特别合适。可是，它们也应认
真地被理解为他的思想实质的一种表现。在转向专门分析毛泽东与资产阶级
民族主义者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的思想之前，让我们进一步探讨一下他对中华
民族的历史的解释，特别是 １９ 世纪和 ２０ 世纪的历史，因为正是这个环境确
定了毛泽东所认识的中国革命当时的舞台，也从而确定了这一时期合适的策
略。
一般来说起自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关于中国历史的观点，最系统的陈述，
可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中找到（严格地说，全文并非毛泽东
本人起草，他只写了第二章，但是他愿意把它收入《毛泽东选集》，因此他
对内容负责。）这一广泛论述的细节大部分超越本章的范围，但是有几点还
是应该予以注意。
首先，毛泽东在这里把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的过渡放在西周初，也就是
大致在公元前 １１ 世纪。有关段落如下：
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多年……
保护这种封建剥削制度的，便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如果说周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
家，那么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同时，在某种程度
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①
于是秦朝被看成仅仅是由于政权形式的改变，而不是由于从一种生产方
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过渡而有其特色。②
“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这个概念，可能在西方读者看来，
是个词语矛盾的说法；可是它是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为了同时说明中国社会
“封建”的（因而也是普遍的）性质及其独特性，在 ２０ 年代和 ３０ 年代对中
国社会性质辩论之后取得的结论。同时，在这篇文章的 １９３９ 年最早的版本中
仍留有中国是个“亚细亚”社会的概念的痕迹，而这在原则上已经被抛弃了。
于是，毛泽东断言中国社会在鸦片战争以前若干世纪以来一直是完全停滞
② 《致张闻天》（1939 年 2 月 20 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144—148 页。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18 页；《毛泽东集》第 7 卷，第 100—101
页。
② 虽然在这一点上一直有学术上的争论，但是，直到 1973—1974 年批林批孔运 动中才成为一个议论纷纷
的政治问题。当时提出的那些观点，是与毛泽东在 1939 年采取的观点绝对矛盾的。
的，只是由于西方的冲击才被推动起来。①
毛泽东概括中国历史，其中有两点值得特别强调。我们已经看到，毛泽
东在 １９１９ 年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文章中，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
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
２０ 年以后，他对他的同胞的异常才能的同样的信赖，在像下面这样的段落中
可以看到：
在中华民族的数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与革命领袖，产生了很多的革命军事
家、政治家、文学家与思想家。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历史遗产的民
族。②
其次，像他从 １９２６ 年就做过的那样，他继续特别重视农民的作用。中华民族
历史上的“几百次的农民暴动”不仅被描绘成是每一次改朝换代的决定性因
素，并且这些“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没有的”“农民暴动和农民战争”
被说成唯一的“中国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可是，他同时也强调了在“封
建”社会里，就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的能量，或就改变生产方式的能量而言，
仅由农民采取的这样的行动的局限性。关于这个问题他写道：
每次农民暴动与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变动了社会的生
产关系与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与新的生产方式，没有
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战争与农民暴动得不到先进阶级与先进政党的领
导，如同现在的无产阶级与共产党能够正确领导农民暴动与农民战争。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
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与革命后被地主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
就在每次农民斗争停息之后，虽然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
上依然继续下去。①
从毛泽东的观点看，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能够对中国革命实行“正确领导”的
形势，在什么时候和如何出现呢？如他所见，这一过程的发生分为两个阶段。
首先，在 １９ 世纪以前存在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已部分地解体，旧统治阶级
的地位，受到西方和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和初生的资产阶级的发展的冲击而
遭到破坏。在这个阶段，受到帝国主义支持的地主阶级仍然构成了中国社会
的统治阶段，但是资产阶级分子是对现存秩序革命挑战的当然领导人。然后，
在第二阶段，无产阶级要求取得革命的领导权的条件变得成熟。
按照毛泽东的解释，这一过渡大致出现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分别把资产
阶级领导时期和无产阶级领导时期，称为“民主主义”或“旧民主主义”革
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讨论他对中国现代史的分期之前，让我们先考
① 1952 年，毛泽东大概为了更符合民族自尊心，在《毛泽东选集》中加入这样的论点，即使没有外国资本
主义在侵入，已起作用的变化也会导致资本主义在中国产生（《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18—620 页，《毛
泽东集》第 7 卷，第 100—103 页）。
②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17 页；《毛泽东集》第 7 卷，第 99 页。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19—620 页；《毛泽 东集》第 7 卷，第 102
页。在《毛泽东选集》此处和他处，毛泽东在文字中 用“起义”代替“暴动”。当然，这个细微变异在于
“暴动”意味着更为偶然 的事件，而较少作为一种先兆和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直接联系起来。
虑一下，他所说的“新民主主义”究竟何所指，因为这一概念不仅在它所特
指的时期很重要，并且与中国以后的问题有持续不断的关系。
既然“新民主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的一个范畴，我们有必要
简要地回顾一下这一学说的背景。马克思曾经考虑，在社会发展的资本主义
阶段，很自然的应以资产阶级的统治为特征，就像封建阶段以贵族统治为标
记一样。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决定性的阶
段，同样应是资产阶级的任务。至于无产阶级，它会在民主主义革命中支持
资产阶级，同时还要推动它前进，尽可能地满足工人们的切身要求；到时机
成熟时，再以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结束资本主义制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前资本主义社会革命，尤其是那些受过西方殖民主
义冲击的社会革命的著作，是很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