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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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权力；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当然可能利用这个机构来消除李立三在鄂豫皖苏
区的残余影响，以陈昌浩、沈泽民和张国焘接替许继慎和曾中生，而在湘鄂
西苏区夏曦取代了邓中夏。④
当“白区”活动几乎无法开展时，党中央逐步转移到中央苏区，党员也
随之迁徙。中央的转移于　１９３３　年初完成，只在上海留下基干联络人员，他们
不久被国民党警察逮捕。这次转移不仅加剧了论点和权力之争，而且引进了
许多城市党员在开阔的农村从事日常的管理工作，这项工作与秘密的城市工
作有很大的不同。由于他们现在与广大农民有密切的联系，他们旧的生活、
工作和写作的方式都必须经历适当的调整。虽然他们面临类似的困难，但他
们与按回避原则必须是外地人的旧王朝官员不同，因为他们并不想有意识地
养成官僚主义。但他们也不同于苏区的老干部，这些新来的人既没有参加过
根据地的创建工作，也没有学会农民的生活方式和当地的方言，包括客家话。
而一旦他们掌握了政权，他们并不消除对农民的蔑视，也不防止官僚主义的
滋长。①

群众路线

各地的游击战士，从阿尔及利亚到古巴，都曾依靠他们为之而战的群众
的支持。但是通过宣传和行动以赢得群众支持的实践，并不必然含有概念化
的“群众路线”。诚然，自中共六大以来，党中央和苏维埃领导人都优先考
虑动员群众。事实上，六大的政治决议甚至提出，党在苏区应把自己扩大为


② 王明：《中国现状与中共任务》（1934　年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第　78　页。关于中央集权主义，见王明著名的《两 条路线》小册子的末尾，载《王明选集》第　3　卷，第　111
页。
③ 1939　年我有机会在成都基督教青年会网球场听王明的公开讲演，当时王明同 吴玉章和林祖涵一起在出
席国民参政会的会议后首途回延安。我以前和以后 从未听到比王明更有口才的中国人讲演。
① 郭华伦：《中共史论》，第　2　卷，第　250—259　页。
② 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　151　页；《社会新闻》，第　　6　卷第　19—20　期（1934
年　2　月　27　日），第　264　页；郭华伦：《中共史论》，第　　2　卷，第　183—184　页。
③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　2　卷，第　503　页。
④ 《红旗》，第　29　期（1932　年　1　月　25　日）；郭华伦：《中共史论》，第　2　卷，第　335 和　367—368　页。
① 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　464　页。



一个群众组织，②而毛泽东在　１９２７　年《湖南报告》中评论道：“嘴里天天说
‘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③当　１９２７　年中共第一次转移
到农村遇着中国农村的人民时，动员群众就成为一件紧迫的事情。这时党员
必须明确：谁是农民？他们支持革命的积极性如何？如果失去红军保护因而
面临反动派的报复，他们惊恐到什么程度？通过组织和技巧，或者通过政策
和宣传，如何更有效地把群众动员起来？
一旦　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与农民群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们的观点也开始
转变。他们现在在党内已不再形成铁板一块的集团，并且他们也没有全部迁
入中央苏区。但是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已完全接受毛提倡的群众路线的全部
内涵。虽然　１９３１　年　９　月　１　日的中央指示要求中央苏区竭尽全力动员群众以巩
固根据地，①但是它的要旨明确地在于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来动员群众。它对
用反对“坏人”代替专门反对地主、富农、商人的那种措词含糊的军队口号
的批评，它对富农分坏田的坚决主张，以及它对忽视反帝工作的不满，全都
说明了这一点。中央以为，只需激励阶级特性和阶级斗争，苏维埃就能唤起
广大的被压迫群众。这些批评和建议反映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一次党代会的决议里，这次大会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于　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在
江西瑞金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②在这些早期的指示中没有迹象表明这些运
动可能是一种动员群众的方式，没有提到关心人民和爱护人民，也没有允许
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和党的工作。
甚至在　１９３４　年　１　月　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路线鼎盛时期召开的五中全会上以
及在　１９３４　年的决战前，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还提出：“中国革命
斗争的胜利首先直接依靠共产党，依靠党的正确的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路线和
实际工作，依靠党的行动上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一致，依靠党员的布尔什维克
的纪律，依靠党领导群众斗争的能力。只有坚决地奋斗，反对一切离开和曲
解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党才能胜利的领导争取苏维埃中
国的斗争。”③只是在当年初次遭受严重的军事挫折后，甚至在当权的　２８　个
布尔什维克的言行中也出现了分歧和动摇。例如一般被认为是长征前　２８　人中
最接近毛泽东的张闻天一方面说：


我们都要采取发动群众、经过群众、依靠群众的路线。因为在这里的问题，不［是］简单的
捉几个人或杀几个人，或没收征发一些地主和富农的东西，而是一个怎样在执行我们的明确的
阶级路线中发扬群众的积极性、提高群众的觉悟程度、团结与组织群众在苏维埃政权的周围［的
问题］。
另一方面，他加紧了“赤色恐怖”。“赤色恐怖应该是我们对于这些反革命
分子的回答！特别在战区边区，我们对于任何反革命的活动，必须立刻采取



② 《红色文献》，第　194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44　页。
① 郭华伦：《中共史论》，第　2　卷，第　312　页。
② 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　165　页；郭华伦：《中共史 论》，第　2　卷，第　306
页。
③ 《斗争》，第　47　期（1930　年　2　月　16　日）。
① 《红色中华》， 1934　年　6　月　28　日。



最迅速的处置。”②
毛泽东对这一类问题的看法和解决办法显然尚处于发展阶段，它们表现
出极大不同。他作为那块根据地的创建者，曾与群众一起工作、战斗和生活，
时间比　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中任何一个都长。虽然他可能还没有将他的经验概括
成一条政策路线，但　１９２９　年　１２　月的古田会议决议强调了两个基本点——群
众有批评红军的错误、帮助红军改正错误的权利，以及党的决议应当通过群
众来贯彻实施。③当然，当时红军是由党的政委们控制的。④批评红军的错误
等于批评党。毛以毫不含糊的方式说明了党的正确领导的智慧和能力的源
泉：“上级组织必须清楚地了解下级组织的情况和群众的生活情况。这就是
正确领导的社会根源。”⑤在　１９３２　年，这样的思想导致了以下结论：“所有
脱离群众的［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方法都是官僚主义。”⑥
反对官僚主义（即命令主义和自命一贯正确）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毛泽
东的群众路线的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要求的态度是心甘情愿地做群众的
小学生，而不只是他们的领导者，并且不能把群众视为愚蠢笨拙的乡巴佬，
而应当信任他们，让他们参加行政管理和政治运动。只有采用这种方法才能
发动群众而不损害他们的意愿。根据毛在　１９３３　年清楚形成的群众路线的概
念，不论是先锋队还是阶级，没有谁是完美无缺的，因此，每个人都有必要
接受教育。每个人，包括干部和群众，通过接受教育，就能消除坏的习惯和
作风，使正确而可靠的情况能从基层反映上来，成为正确的决策的基础，并
使决策得以贯彻。
在实践上，这意味着一旦苏维埃制度由军队建立，在这一制度下要尽可
能地关心人民生活和社会公正。在重新分配土地和其他财产、惩办反革命和
反动派、以及提供救济时，军队本身为建立政权要担负起宣传和组织群众的
任务。①政权巩固后，它的经济和政治措施都应以增加生产、促进贸易和合理
分担赋税为目的。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需要经济结构的改革，如合作社和
互助组。②它有时还可能需要生产运动和“劳动模范”的惯常作法。有时甚至
红军战士也参加农业劳动。③为了动员妇女，苏维埃共和国引进并通过了　１９３１
年　１２　月的《婚姻法》，而妇女的活动从锅台扩大到田间和战场。④１９３４　年红
军从中央苏区撤离提高了妇女在残存的游击区中的作用。妇女活动分子并不
那么害怕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她们搜集情报，为游击队运送粮食和其他必



② 同上书，1934　年　5　月　25　日。
③ 《毛泽东集》，第　2　卷，第　82　页。
④ 1931　年　9　月　1　日中央给苏区的指示，收入郭华伦：《中共史论》第　2　卷，第 302—304　页。
⑤ 《毛泽东集》，第　2　卷，第　82　页。
⑥ 同上书，第　3　卷，第　168　页。
① 《古田决议》，《毛泽东集》，第　2　卷，第　123　页。
② 王观澜向斯诺提供的情况，见斯诺：《红色中国杂记》，第　38　页；《红色中 华》，1934　年　7　月　26　日；
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　152—　154　页；斯诺：《西行漫记》，第　183　和　253　页。
③ 《红色中华》，1934　年　6　月　30　日；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 152—154　页；《星火
燎原》，第　2　集，第　100　页；《红旗飘飘》，第　13　集，第　65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33　页；钱塘：《革命的女性》，第　13—15　页；　《红旗飘飘》，第　11　集，
第　166、171　和　210　页。



需品，护理伤员，并且参加战斗。①
在执行法律方面，群众必须与他们的敌人划清界限，并使法律能为他们
所理解。《婚姻法》和《劳动法》显然是为保护他们而设立的，而管制反革
命活动的法律和法规则是为了捍卫苏维埃政权。②在运用群众路线方面，苏维
埃政府不那么关心做得是否公正，而更关心看起来是否公正。因此审讯是在
群众监督下公开进行的，同时教育并告诫群众。③不管苏维埃的司法制度可能
有多少缺点，它恰给中共的主要敌人陈诚将军以深刻的印象：“它的力量在
于它周密考虑排除个人感情。它的好处表现在很少出现贪污腐化的案件。”④
假定毛提出的群众路线已赢得党的领导人的赞同，那么其他苏区接着也
会接受它，连同它的一切组织和机构。的确，在鄂豫皖苏维埃，动员群众的
基本模式是相似的，与中央苏区相比，或许不那么注意经济工作，而更多注
重解放妇女。⑤但是那里的领导人张国焘不那么相信重新分配土地作为唤起群
众的一种手段的功效，而更相信红军保护群众工作的力量。所以他或许更多
依靠强制，而较少依靠细致的说服；以致军事上的挫折常导致他的群众工作
的崩溃。①张国焘的概念既然如此，他的群众路线就不同于毛泽东的群众路
线。根据极有限的材料判断，湘鄂西苏区在鲁莽而顽强的贺龙领导下，在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１　年间似乎曾建立起一个比较周密的群众组织的网络。他的苏区通过开
展生产和垦荒运动及反对迷信、吸毒和赌博的运动来解决生产和社会福利问
题。但是夏曦，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个，似乎曾反对这种方法。②在别的
更小的苏区，材料更为缺乏。人们所知的只是在东北的工厂里日本人对中国
妇女的歧视，驱使她们投身游击队。而在海南岛，３０　年代早期有一支由冯增
敏指挥的　１２０　名妇女的红色分遣队③④——这一英雄事迹后来被改编为一个革
命歌剧中的情节。

宗派主义和叛变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表明有过多次派别斗争，目的是试图控制革命进程的
领导权。⑤从一开始党就建立在主要是师徒式的追随关系上，有李大钊和陈独
秀这两个受人尊敬的人物。虽然未经小心考证和分析，但他们之间缺少合作


① 《红旗飘飘》，第　1　集，第　74　页；第　7　集，第　79—108　页；第　9　集，第　176—　178　页；第　11　集，第　151、
200—208　页；《星火燎原》，第　4　集，第　266—268 页。
② 苏维埃法典在　1933　年　10　月　15　日颁布。见陈诚档案第　16　卷；特吕格弗？勒特 菲特：《中国共产主义，
1931—1934　年：民政经验》，第　5　章　B　节；曹伯一： 《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　404—406　页。
③ 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　413—414　页。
④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　2　卷，第　353　页。
⑤ 《星火燎原》，第　2　集，第　462　页和第　6　集，第　379—380　页；王健民：《中国共 产党史稿》，第　2　卷，
第　192　页。
① 《剿匪战史》，第　4　卷，第　685　页。
② 《星火燎原》，第　2　集，第　100—102　页；贺龙文，《星火燎原》第　1　集下册，第 617　页。
③ 陈学昭：《漫走解放区》，第　94—95　页；《星火燎原》，第　2　卷，第　510—522　页。
④ 根据　1991　年　7　月　31　日《文汇报》，冯增敏为红色分遣队第二任连长——译者。
⑤ 关于理论上的处理，见黎安友：《中共政治的宗派主义模式》，《中国季刊》第 53　期（1973　年　1　—　3　月），
第　59　页；又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　149—　151　页。



是明显的，其原因可能在于理论上的差异和个人间的不和。李大钊和陈独秀
两人都坚信马克思主义，都在严酷的受迫害的情况下工作，但他们却并没有
像其他一些早期党员那样干脆脱离党。从　１９２７　年起，整个革命形势出现了逆
转。持不同意见的人得不到法律保护；他们只需经过一个屈辱而痛苦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