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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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其他一些早期党员那样干脆脱离党。从　１９２７　年起，整个革命形势出现了逆
转。持不同意见的人得不到法律保护；他们只需经过一个屈辱而痛苦的过程，
向国民党的警方或秘密警察自首，就能叛党，他们常常需要出卖以前的同志，
但又难保自身的安全。如果他们拒绝这样做，可能危及他们的生命。在这种
情况下，持反对意见的党员只要不脱党或叛变，往往采取宗派斗争的方式。
但是，如果认为只是出于怕报复才使党尽管有宗派主义仍能维持统一，
那就低估了意识形态的力量。这些宗派主义者，无论意见多么分歧，仍然是
共产主义者，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战斗。他们之间的决裂主要与组织路线和
政治路线有关；个人的特性和追求权力是第二位的。除意识形态外，还有党
的“铁的纪律”。的确，满怀阶级仇恨的共产主义者具有好斗的性格。然而，
这只是其个性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超过了追随关系的同志式的爱。那种
认为冷酷无情引起了中国共产党内宗派主义的观点不足以令人信服。①
极端的宗派主义通常是分裂或叛变的前兆，两者都包含思想上的再定
向。分裂者可能从党内居主导地位的思想转变到另一种思想，如陈独秀和彭
述之转向托洛茨基主义，而叛徒则看到了信仰和现实之间的不一致，如李昂、
龚楚和张国焘。陈独秀被开除党籍后，组织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因为在　２０
年代后期和　３０　年代初期他认为　１９２７　年的溃败主要是共产国际的责任，而他
赞同托洛茨基对共产国际的批评。②１９２９　年春，彭述之收到了托洛茨基的两
篇文章：《中国革命的过去和未来》和《六大以后的中国革命》，他毫无保
留地表示赞同。加上他早些时候反对瞿秋白的盲动主义，这导致他和陈独秀
两人走向托洛茨基主义并反对中国共产党。①他们信仰的转变需要很大程度的
理性上的诚实。②李昂却迥然不同。他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天真的措词为其
叛变行为辩解——他要始终站在真理一边，他要揭露共产主义运动的黑暗面
和阴谋。他强烈反对“毛泽东的独裁”，说它“比希特勒更暴虐”。③龚楚是
广西根据地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他在党处于革命最低潮时离开了党。除去他
个人的不满以外，他的行动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　１１　年来从未为国家的独
立、民主和繁荣而奋斗。与此相反，党却一直让人民遭受极大的苦难，远远
背离了革命的宗旨。它只不过是苏联的“爪牙”，“大骗子”。１９７１　年在香
港《明报》月刊的另一系列文章中，他重复了他叛变的理由。④
分裂和叛变的过程未必拖得很长，通常从意见分歧开始。当这些分歧增


① 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　149　页；埃兹拉？沃格尔：《从朋友关系到同 志关系》，《中国季刊》
第　21　期（1965　年　1　—　3　月），第　46—59　页。
②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　年　12　月　10　日，第　7　—　8　页。关于陈独秀分裂 主义的其他原因，见林
进的文章：《社会新闻》，第　9　卷第　8　期（1934　年　12　月 11　日），第　296—300　页；和托马斯？C。郭：《陈
独秀（1879—1942　年）与中 国共产主义运动》，第　8　章。
① 彭述之：《让历史的文件作证》，《明报月刊》第　30　期，第　18—19　页。
② 正是这个原因，中国分裂主义文献应当受到与中国叛徒文献不同的看待。在 这方面中共的学者没有分享
他们的俄国同事所拥有的方便，后者可利用大批 翔实的叛徒文献。
③ 李昂：《红色舞台》，第　189、192　页。李昂甚至自称是中共一大的参加者：同 上书，第　75—76　页。李
昂这部书大概是这类著作中最不可信的之一。
④ 龚楚：《我与红军》，第　2—10、445　页。



强时，行动者的信仰体系本身瓦解，导致逐渐背离以前接受的思想，而他自
身则经历一个否定并与同志疏远的过程。在这个阶段，分裂主义者需要一种
可替代的思想信仰，而叛徒则必须找到一个生存的机会。如果这种转变是从
比较连贯的逻辑上的思想转向不那么严谨的思想（如从共产主义转变为孙逸
仙的“三民主义”），那么这种转变的理论基础可能是不恰当的，令人想到
机会主义和十足的背信弃义。龚楚的例子很好说明了这一过程。他似乎难以
让国民党确信他的真诚，因此国民党派他去破坏赣粤边界的一些红色游击
队，甚至试图搜寻赣南的项英和陈毅。①其他的叛徒，如顾顺章、孔荷宠等，
或者被国民党捕获，或者向国民党投降，几乎与思想无关。
张国焘既是一个分裂主义者，又是一个叛徒（关于他的分裂主义，见本
章《苏区的毁灭》一节）。他于　１９３６　年　１２　月　２　日，即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前
１０　天抵达延安，当时他在　１９３５　年毛儿盖会议上提出的政策路线已彻底失败，
他感到被疏远了，情绪消极。然后是　１９３７　年　２　月和　１１　月对他斗争（即“对
张国焘的清算”）的公开羞辱。在这场斗争中，他被指控犯有各种可怕的反
党罪行。在王明从莫斯科回国以前，张有一线希望与王明结盟反对毛泽东，
但当王明回国并指控他“是托洛茨基分子的工具”时，他对中国的共产主义
事业完全失望了。这个党已不是他曾经帮助建立起来的党，也不是他所需要
的党。
张国焘早期就对农村苏维埃运动的可行性持怀疑态度。他认为苏维埃没
有无产阶级基础，在性质上只是小资产阶级，所以苏维埃只不过是要求权力
和占有地盘的一种借口，对国家的富强无益。②张从一种思想跳跃到另一种思
想，他发现了民族主义和蒋介石。他赞同毛泽东的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十大
纲领，但指责毛背叛了他自己的夺取政权和地域的原则。他认为毛只不过是
“一个披着共产主义外衣的叛徒”，而蒋在抗日战争中所作的努力应当无保
留地得到支持，因为这场战争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蒋的统一中国的工作
也应得到支持，因为它是反封建的。当张国焘从“左派白日梦”中猛醒过来，
看到蒋介石完全符合反封建和反对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的模式时，
他对自己的转向问心无愧。根据党章，党员是可以自愿离党的；因此张认为
既不存在出卖，也不存在变节的问题。在个人对党疏远和意识形态上的考虑
之下，他对毛的敌视也不容否认。在他离开中国共产党整整　３０　年之后，他仍
怀着强烈的感情描绘他的这位老对手——“专横跋扈”、“不讲理达到野蛮
的程度”、“狭隘”、“自私”、“目光短浅”、“冷酷”、“诡计多端”、
“虚伪”，甚至“渴望成为中国的帝王”。①








① 《星火燎原》，第　4　集，第　117—118　页；《红旗飘飘》，第　3　集，第　229—233　页。
② 《明报月刊》，第　57　期，第　95　页；第　61　期，第　83—84　页。见载在《明报月 刊》第　62　期上的《张国
焘敬告国人书》（1938　年　5　月　20　日）；一种较早的版 本发表在张国焘、柳宁等：《一个工人的供状及其
他》，第　4　页。
① 《明报月刊》，第 56　期，第　86　和　93　页；第　59　期，第　85—86　页；第　60　期，第 85　页；第　61　期，第　93—94
页；第　62　期，第　85—88　页。又见张国焘为龚楚 《我与红军》所作的序（第Ⅲ、Ⅳ页）。



农村苏维埃的创建

自第一次统一战线在　１９２７　年　７　月崩溃以后，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一直
是在中国农村建立避难所，在那里有可能继续进行革命，并有希望引导革命
走向最后胜利。对一个被查禁和受迫害的党来说，似乎没有其他途径可供选
择。这些避难所实际上是国中之国。它们的创建需要一支军队，这就是　１９２７
年　４　月在汉口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儿戏般地提出三点意见
的原因。这三点意见是：从华中向东推进，击败蒋介石；向南进军，夺取广
州；或者加强湖北和湖南的革命力量。没有武装力量，这些目标都无法实现。
②后来，到　１９２７　年　５　月底，共产国际执委会才指示中国共产党为武装革命而
策动兵变和组织工农武装。③这一思路发展成为共产国际　７　月举行起义的号
召。

１９２７　年的起义

在这一年余下的时间里，为响应共产国际的号召，中国共产党发动了一
系列的起义：８　月　１　日江西南昌起义，８　月到　１０　月主要在湖北和湖南的秋收
暴动，１２　月广州公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起义都是第五次代表大会首次
提出的三点意见的继续，是根据城市必须领导农村，决战必须在城市展开以
及革命高潮正在来临等设想提出的。
为什么选择南昌？共产党人和亲共产党的军事力量（特别是在左派张发
奎的军队中）的优势，可以说明中国共产党所组织的第一次武装起义的地点
选在南昌的原因。当时宁、汉分裂，南昌地处宁、汉之间，共产党人可能希
望夺取这座重要城市以左右全局。①然而，南昌并非一座很重要的工业城市，
不能提供无产阶级的基础，也没有农民参加。在周恩来的指挥下，参加起义
的人大部分是受共产党影响的国民党军队及湖北和湖南的革命青年。②
尽管有人指责军队的训练和组织很差，又缺乏配合和群众支持，导致了
起义的失败，然而在叶挺、贺龙和朱德领导下从南昌撤退的这支军队，却表
现出后来成为红军特征的最初迹象。朱德的第　２５　军由大量革命青年担任下级
军官，③以连和排为单位分散开

展政治宣传和没收土地。①叶挺和贺龙则在广东的潮汕地区实施他们的土地纲



② 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　105　页。
③ 简？德格拉斯：《共产国际，1919—1943　年：文献选编》，第　2　卷，第　390　页。关于南昌起义的叙述，
我主要依据韦慕庭：《战败的废墟》，《中国季刊》第　18　期 （1964　年　4　—　6　月），第　3—54　页。
① 陈志让：《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第　129　页；参看雅克？吉耶尔马：《中国共产党 史，1921—1949　年》，
第　12　章。
② 粟裕文，《星火燎原》，第　1　集上册，第　19　页；金帆：《在红军长征的道路上》， 第　10—11　页；《南
昌大事记》，《近代史资料》第　4　期（1957　年），第　130　页。这些 青年大多是中共党员或共青团员。
③ 经查核，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中并无第　25　军的番号，朱德所指挥的是第　9　军； 在叶挺所指挥的参加起
义的第　11　军中有第　25　师，但该师由周士第指挥——译 者。
① 杨成武文，《星火燎原》，第　1　集上册，第　101　页。



领，没收地主和公共的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并将地租减少到不超过　３０％。②
即使在这初期阶段，这些军队已不同于中国的其他军队。
南昌起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　１９２７　年　８　月　７　日召开了有历史意义的紧
急会议——这种会议形式后来在　１９３１　年　１　月被“实干”派追究过。不能肯定
党是否在理论上为共产国际的代表　Ｂ．罗明纳兹及其继任者　Ｈ．纽曼所说服。他
们认为中国社会与其说是封建的，还不如说是以小型、分散的生产单位为主
要特征的亚细亚方式的。因此，中国的资产阶级（以国民党为代表）也是软
弱和不团结的，完全没有能力领导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此如果能得到
外国无产阶级的援助，它很有可能不间断地被直接推入社会主义阶段。③紧急
会议后发布的《告全党同志书》，一方面拒绝承认土地革命是一种反封建的
起义，但另一方面又断言中国革命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④从现阶段
向下一阶段的过渡被视为可能是不间断的。会议还强调了国家革命与社会革
命之间的相互关系；反帝和反封建的斗争互相连结，使农民的参加成为绝对
必要。按照这种观点，在没有有计划城市起义支持的情况下，１９２７　年的秋收
起义从农村向城市发动进攻，这与一星期前的南昌起义有很大的区别，而且
它还提供了反抗国民党镇压的唯一可行的手段。⑤
“利用当年的收获季节强化阶级斗争”的秋收起义，旨在推翻国民党左
派的武汉政府，以创建一个国中之国，使中国共产党得以生存并继续进行革
命。这次起义计划包括湘赣边界、鄂南、湘鄂边界、赣南、赣西北以及从海
南到山东的其他地区。①战略的三个组成部分是：利用各种武装力量充当盾牌
来保护并武装农民，夺取地方政权，将它转变为农民协会或改建为苏维埃，
分配土地。这一战略成功的关键在于期望农民能够成为一种有效的战斗力
量，使起义的成果得以保存和扩大，以夺取一省或数省的胜利。由于这种设
想被证明是无效的，起义注定要失败。
然而，这并不是说农民，特别是山区的农民不准备起义。如果他们没有
准备，其余的土地革命就无法解释，除非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巧合。起义失败
也不是由于领导者有意轻视农民。例如，党中央和毛泽东都把工人和农民看
作起义的主要力量。②这里有许多战略错误。党设想从农村进攻城市只是一个
短暂的过程；军队从县城开始夺取大城市，然后推翻武汉政府只是几个月或
几周的事。当党发现即使县城也在严密防守或顽强抵抗，难以被毛泽东和其
他起义领导人下面混杂的队伍攻克时，它随即把它的目标向下调整到在井岗
山这样的偏远农村地区，开展较为谨慎的和长期的游击战争。③毛泽东从失败


② 《华字日报》，1927　年　9　月　28　日和　9　月　30　日。
③ 桑顿：《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1928—1931　年》，第　5、15—16　页。
④ 《红色文献》，第　93—135　页。
⑤ 布兰特等：《中国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