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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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代表，这真是一种巧合。士兵委员会在红军中是保证实行民主的一项措施，
使士兵不致受到上级像牲口一般地对待。②红军也有政治军官，但他们的职责
没有明确规定过，因此直到古田会议时他们的职责还没有得到确切的叙述。
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帮助红军发动群众和建立新政权。③除此之外，党代表还在
每个班建立党小组并在每个连建立党支部，因为毛坚持在军队中党员和非党
员的最佳比率必须是　１：３。事实上，这一比率在　１９３４　年是　２８％对　７０％。④指
挥系统和政治系统是分开的，有独立的经费和相似的等级制度；他们之间有
完善的联络渠道。在政治系统内部，１９３１　年　２　月建立的总政治部既控制各级
政治军官，也控制各级党代表（当时称为政治委员），但政治委员地位常在
同级政治军官之上。⑤在两个系统中，规定的薪水并没有区别。军队中的每一
个人，不论其级别如何，都领取相同的薪金，并过着相同的生活。⑥在战斗和
维持治安时，军队得到赤卫队和农民自卫军的支援。①经过如此训练的军队自
然与同时期内其他中国军队大不相同。除　１９３０　年　１２　月的富田事件——在那
次事件中一支红军哗变并受到镇压，几百人被处死——外，红军从未自相残
杀；也极少感到需要平息农民对它的敌意。由于党掌握一切意识形态上的职
权，而政治军官掌握财权，红军常常受党的控制。它是一支得到群众支持的
政治化的军队。
群众路线渗透于红军之中，这支军队被反复提醒要遵守毛和他的同事们
一起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因此士兵们不会背离他们为之战斗的群众。
他们对人民进行宣传并保护人民，还帮助生产性劳动。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巩
固了同人民的关系，因此他们能得到敌人活动的可靠情报；而在战败时他们
能依靠群众安全地隐蔽起来。１９３４　年　１０　月第一方面军出发长征后，这种相
互依存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当时只有小规模游击队被留下来骚扰国民党军
队。②
根据各种估计，红军在李立三领导下组织得比原先好，在　１９３０　年约有　５
万人。１９３１　年增加到　１０　万人以上，１９３２　年增至　２０　万人，１９３３　年增至　５０　万
人。在　１９３０　年李立三冒险路线前后，红军曾进行两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整编。
那年夏天前，军队被改编为军团；此后，又建立了方面军。虽然在　１９３５　年　７
—８　月重新整编，方面军一直延续到改编为　１９３７　年辖　３　个师的八路军以及
１９３８　年的新四军。③


② 罗荣桓文，《星火燎原》第　1　集上册，第　139—140　页。
③ 《古田决议》，《毛泽东集》第　2　卷，第　123—124　页。
④ 罗荣桓文，《星火燎原》第　1　集上册，第　140　页。
⑤ 《毛泽东集》第　2　卷，第　124、453—254　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67　页。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68—69　页。
② 《星火燎原》，第　1　集下册，第　309—310　和第　2　集，第　145—148　页；斯沫特莱：　《伟大的道路》，第
237　页。
③ 汤良礼：《中国征剿共匪》，第　99—100　页；董显光：《蒋总统传》，第　1　卷，第 203　页。



寻找一种战略

红军创建于　１９２７　年革命处于低潮之时，被看成是中共夺取政权，甚至促
使革命“高潮”在不远的将来到来的重要工具，但是在　１９２８　年六大的政治决
议中，没有地方提到军事斗争当时已成为斗争的中心形式，也没有提到军队
是胜利的决定性因素。认为下一次高潮的到来依靠一系列外部和内部的因
素，也许这些因素比军队更重要。
斯大林新造的词语“革命高潮”尽管含糊不清，但有“左”的倾向。承
认革命进入低潮，而不同时宣称它会再次上升，在强烈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
情况下相当于“取消主义”。根据六大决议的精神，下次革命高潮到来之时，
即工人运动扩大其规模、增加其强度，帝国主义威胁太平洋和平，中国统治
集团内部斗争更加残酷，以及红军进行的游击战进一步发展之日。①决议反复
强调中国革命形势的不平衡性，限定不同地区、社会不同部分不平衡地上升
到高潮。只要革命形势依然是不平衡的，全国范围的革命形势就不存在。至
于高潮何时升起，淹没部分地区还是全国，谁也不能准确预料。

李立三路线

１９２９　年下半年频繁的内战使国民党内派系纠纷恶化，而美国华尔街金融
市场的崩溃给共产国际提供理由，认为中国的民族危机正在“加深”，并指
责中共“比起群众不满情绪底增长还是落后”。②若把这一点解释为共产国际
号召采取行动，那就错了；③然而，这确实鼓励了李立三摆脱他早期的悲观主
义，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形势。他继续制定他的军事战略，形成了所谓李立三
路线的核心。到　１９３０　年初夏，共产国际断定中国的革命高潮是“不可争辩的
事实”，尽管仍然是不平衡的，“事变发展的趋向是：最近将来革命形势即
使不能够包括整个中国，但至少也要包括几个有决定意义的省份”。在这种
情况下，中共应该为迫在眉睫的解放战争作准备，而最致命的错误就是右倾
机会主义的倾向。①
受到共产国际模棱两可指示的激励，李立三开始利用国外日益恶化的经
济萧条和国内的军事混乱。他深受鼓舞，甚至走得更远，断言革命的成果并
不决定于有关的政治力量，而决定于所要完成的任务。因此，中国的资产阶
级革命可以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一旦夺取了政权并实行领导之后，
革命向社会主义阶段过渡就可以开始。“在过渡之前，并不需要等待夺取全
国的胜利。如果这样做，就是犯了右倾错误。”②１９３０　年　６　月　１１　日中共政治
局会议通过了一项至关重要的决议，即关于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
先胜利的决议，决议号召首先的胜利并不意味保卫中共占领的一省或数省的


① 《红色文献》，第　152—153、166　页。
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问题的信， 1929　年　10　月　26　日（《红色
文献》，第　334　和　340　页）或　1929　年　12　月末。
③ 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引证史》，第　180　页。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信（1930　年　7　月　23　日或　1930　年　6　月），《红色 文献》，第　346—355
页。
② 李立三：《反托》，第　9　页；又见毛泽东关于这个问题的评论，《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982　页。



长期战争。除东北和西南外，夺取一个或数个“重要省份”，包括关键的行
政和工业城市，将不可避免地威胁中央政府的安全并引起政府与造反者之间
的一场殊死决斗，直到交战双方中的一方被消灭为止。③因此，长期的地方割
据是不可能的；因此，形势上的不平衡很快就会平衡起来。当时李立三的问
题不在于否定不平衡；对他来说，问题是多久才能把不平衡变为平衡。毕竟
１９３０　年　６　月或　７　月共产国际的信确实提到最近将来的一场决定性的战争，并
且提到中国从资产阶级革命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会比当年俄国快。①共产国际
对形势的估计和它的政策建议的含混，这一方面反映了共产国际缺乏清晰的
思考，另一方面也允许李立三有自行解释的充分余地。②
确实，李立三在　１９２８　年夏天当权以后的最初几个月中，曾约束自己没有
给苏区领导人发出军事方面的指示。③这或许是因为刚开始领导时他仍对革命
前途抱有悲观情绪。直到　１９２９　年下半年，他才开始制订自己的军事战略。④
他坚持城市的领导权，而把单独依赖红军夺取胜利的观点斥为“严重错误”，
⑤他认为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取得胜利（这一目标是在六大通过的）的关键在于
大城市工人的斗争，同时由红军、农民起义和国民党军队的兵变来支持。工
人斗争的爆发标志着革命形势趋于成熟。换言之，１９３０　年　２　月李想象工人将
开始罢工和武装起义，同时红军向城市进军给他们以支持。⑥一旦取得一省或
数省的首先胜利，不平衡的形势很快会变成足以使中共夺取全国政权的平
衡。在李的这一阶段的战略计划中，目标城市是武汉，这一计划表现为　１９３０
年　４　月　３　日给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的一封信，这封信指示红四军沿赣江向
沿江城市九江进发，并夺取它。⑦
红军的支持作用不是通过开展游击战，而是通过进攻大城市和破坏国民
党军队的运输线来实现。按照　１９３０　年　６　月　１１　日的政治局决议，红军要占领
长沙、南昌、九江、沙市和黄陂等行政中心和中等城市，最后攻打武汉。①
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在　１９２９　年　２　月、６　月、１０　月和　１２　月给中共的指示
中，从没有讲清楚自己的战略计划，更不必说行动纲领了。或许被　１９３０　年春
李立三的报告和政治局的决议中的不安情绪所驱使，共产国际在同年　６　月或
７　月给中国党的指示或信中至多也只是说：“必须集中注意去编成和巩固红
军，以便在将来．．依照军事政治的环境，而能够占领一个或几个工业的行政的





③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　2　卷，第　42—51　页；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 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
第　22　页以下。
① 《红色文献》，第　335　和　358　页。这封信的日期笼统地写成　1930　年　6　月（见　A。M。 格里戈里耶夫文，L。P。
杰柳辛编：《共产国际与东方》，第　334—335　页）。日 期的差异无助于断定这封信是在　1930　年　6　月　11
日有重大意义的中共中央政治 局会议以前还是以后对中共战略计划的反应。
② 例如，见库西宁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上的报告和　L。毛焦尔文　　＇《国际时事通信》第　5　期第
40　页（1929　年　8　月　20　日）＇和　L。毛焦尔文＇《国际 时事通信》第　10　期第　18　页（1930　年　4　月　10　日）＇。
③ 江苏省委关于中央工作的意见，《中共的政治工作》第　1　集，第　166—167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978　页。
⑤ 《红旗》，1930　年　3　月　29　日；《中央通信》，第　15　期（1928　年　11　月　8　日）。
⑥ 《中央通信》，第　70　期（1930　年　2　月　26　日）。
① 《红旗》，1930　年　8　月　16　日。



中心城市．．．．。”②就夺取中心城市而言，共产国际和李立三在看法上并无不同；
至于如何夺取这些城市，共产国际没有提出任何战略；关于促使革命形势成
熟，共产国际的指示含混不清；“将来”一词的含义可以任意猜测。这些疑
问看来只能让当地的领导人、战场上的指挥员自己去弄清。这正是李立三所
做的，他一旦弄清了这些疑问，就制订出他的行动纲领。这也是共产国际的
官方刊物《国际时事通信》在　１９３０　年　８　月　７　日一期上对李立三占领长沙的短
暂胜利感到高兴并加以赞赏的原因。
按党中央一位领导人的看法，城市斗争和夺取城市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
比分散在偏远山区的游击活动意义更大、更具有决定性。但在游击队的领导
人看来，保住他们的根据地是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甚至在第一次统一战线
崩溃前，毛泽东就已得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的结论。③１９２８　年
他和他的同志们在井冈山根据地周围的进展，恢复了他们对革命前途的信
心。毛并不担心农民斗争超过工人斗争。①然而他认识到这种斗争是漫长而艰
苦的，因为地主和军阀的统治不同于一小撮资本家在少数中心城市的统治，
前者渗透到中国农村的广大区域。②这种斗争的矛头指向“封建”政体的心脏
和大脑，而不只是它的四肢。毛根据　１９２８　年到　１９２９　年初的成就，在　１９２９
年　５　月　１８　日的瑞金会议上乐观地预言，他指挥的红军一年内可能占领江西全
省。
１９３０　年初，当毛泽东写下那封著名的致林彪的信时，③他不仅纠正了他
早先的急躁，而且明确了他的战略：集中兵力占领县城，扩大红色地区，以
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加速革命高潮的到来。江西仍然是他的目标，这
就是他所理解的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取得胜利，这种胜利能给中共一个稳固的
地方政权，作为今后发展的基础。至于城市斗争，这是将群众团结在党的周
围的时候，还不是武装起义的时候。毛在分析形势时，几乎没有注意世界经
济萧条，也没有注意中国军事派系间的较大规模的冲突。不管情况如何，他
都反对解散他的部队，也反对派遣他们去攻打像长沙那样远的城市。④
毛泽东勉强接受了李立三的命令，这是李的计划的一部分。１９３０　年　７　月
底毛试图夺取南昌，当时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攻陷长沙，但又被守军击退。在
不到　１０　天里，彭不得不撤出湖南省会。随后从　９　月　１　日到　１３　日，毛和彭的
联军第二次攻打长沙。当毛看到这场斗争没有希望时，他劝说他的同志们撤
退，并把他们的力量用于重建和扩大苏维埃根据地。⑤在毛泽东看来，１９３０
年夏李立三的战略指示①就像是虚构的小说。



② 史华慈：《中国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第　143　页。着重点是我加的。
③ 《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175　页。
① 同上书，第　2　卷，第　133　页。
② 同上书，第　2　卷，第　59　和　128　页。
③ 同上书，第　2　卷，第　135　和　139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54　和　61　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999　页，注四；斯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　278—2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