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娘近作及书简-第1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裁词潜Ｋ露赖刈吡耍挥星兹恕Ｒ蛭亚啻合赘烁锩焕吹眉八“楣怪彝ァ２恢朗欠裼形恢羰鼗ぷ潘拿至簦竦蹦晁鼗た∽拥拿至粢谎Ｉ罹褪钦庋蝗萜膛牛懔粝赂魇礁餮囊藕叮械纳踔烈藕拗丈�
中国老百姓最倾心的神仙是那位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这位总是被描绘为女性宝相的神仙，据说她手中的净瓶盛的是惩恶扬善的圣水甘露。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每个平凡的女人捧给世界的真诚都是一滴圣水甘露，虽然不过是一滴。
读渡边澄子教授《田村俊子传》、萧阳、广群《一个女作家的一生》后。
萧红笔下的女人（1）
萧红说：“女性的天空是低的！”
萧红在她生活的年代里，对当时那超稳定的男性中心社会传统、超稳定的封建文化传统及其心理积淀，以极其悲怆的心灵感受，写下了这句名言。尽管时代已跨过了半个多世纪，读萧红的作品时，特别是接触到她笔下的女人时，你完全会从心底认同：女性的天空确实很低。这低压的天空，钳制着一代又一代女性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
可以说，萧红对女性的这种低气压下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从很小就积累了最痛心的感受。她把无限的热爱给予她们，也把哀其不争的愤懑给予她们。她热爱和她共饮呼兰河水的姐妹、母辈、祖辈。篇篇流露出对按着传统生活着的亲人们的纯情。
鲁迅先生在介绍萧红的作品时说：“萧红把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描写得力透纸背。”萧红笔下的女性，由于气压之低，这种昂扬的生活之情，尤其使人震撼。成名作《生死场》中的王婆，虽是个没有文化的乡村妇女，但你却不能不承认王婆身上体现了中华女儿的优秀品质，是个令人倾服的女性。
农忙季节，她把小女儿放在草垛上自己犁地，抽空儿去照看耕牛时，小女儿从草垛上跌到犁头间惨死。面对这一可怕的情景，王婆心儿发颤，但一看到眼前的麦田时，却一点也不后悔，一滴眼泪也没滴下，因为她知道自己还得活下去。
王婆去照看瘫痪在床奄奄一息的月英，月英是这小渔村美如女佛的少妇，人们说月英的目光扫向你时，你便会感到像落在棉被中那样愉快和温暖。当王婆为月英清洗完身子走出小屋来到阳光之下时，她晕眩了，为着强的光线，为着瘫人的气味。她的思路被一些烦恼的波遮拦。难道月英就这样在“自然的暴君”和“两条腿的暴君”（胡风先生语）的淫威下白白地凋谢吗？
半生忧患的王婆以她特有的机敏觉察到了男人们秘密组织了反抗地主的镰刀会。她懂得这是对付恶人的，便在一切场合中保护这个组织。当村中的女人风闻有这个可怕的组织吓得惊慌失措时，王婆从从容容地说：“男人们想到100里以外的荒甸子里去打狐狸，弄几张兽皮来大家分用。”在妇女间起了主心骨的作用。当参加镰刀会的丈夫被地主又哄骗又压服吓得丧失了斗志时，王婆说：“没见过这样的汉子，起初看来还像一块铁，后来越看越像是一摊泥了！”就是这个坚强的王婆，面对日帝对家乡的践踏，挺身而出，为黑胡子（义勇军）藏枪、放哨、撒传单，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抗日的道理。她认为：为抗日而死，是露脸的死，比当日本鬼子的奴隶活着强得多。萧红不吝彩笔，更如实地展现了气压低得窒息人时，王婆也曾有过瞬间的动摇，这就使得王婆的形象更加真实可信。可以说，萧红笔下的王婆是呼兰河畔的一棵青松，呼兰河最优秀的女儿。
处女作《王阿嫂之死》中的王阿嫂，面对着被地主借故践踏致死的丈夫尸身，鼓着肚子，张开肺叶般地哭，她的手撕扯着衣裳，牙齿噬着自己的嘴唇，像匹吼叫的狮子一样喷迸着愤怒。她在哭丈夫，更是在控诉低气压的社会。
王阿嫂被地主踢得震动了胎儿，她平静地说：“张地主踢了我一脚，踏得我简直发昏。”话说得平静，被创的身体却无法平静。王阿嫂早产了，淹死在自己的鲜血之中。没有一丝哀告、没有星点乞怜。王阿嫂勇敢地迎接着身体的崩裂，迎接着生活的崩裂。这力透纸背的生的倔强、满蘸着萧红的无限情思。你无法不慨叹：“女性的天空是低的！”
萧红在《王阿嫂之死》中还塑造了一个聪颖的小姑娘小环，当王阿嫂只说自己头痛不能上工时，小环哭响着鼻子说：“不是呀！我妈妈扯谎，她的肚子太大了，不能做工，昨夜又是整夜地哭，不知是肚子痛还是想我爸爸。”几句话就凸显了一个挣扎在生活底层、过早地懂得了生活艰辛的小女儿的灵魂。小环是个孤儿，被王阿嫂收养，王阿嫂又被迫害致死。萧红这样描写着濒临巨变的小环：“小环是个被大风吹着的蝴蝶，不知方向，她惊恐的翅膀痉挛地在振动，她的眼泪在眼眶子里急得跟水银似的不定时地滚动，手在捉着自己的小辫，跺着脚，破着声音喊：‘我妈……妈……怎么了……她不说话呀！’”
这是一段精彩的白描，正像胡风先生的评说：这个小女儿是“发着颤音、飘着光带”站立在读者面前的。正因为小环是如此聪颖、如此质朴可爱，人们不能不担心她将如何生活下去。这一点，萧红没有给予回答，只静静地说：“小环再次流浪了！”理所当然，萧红不愿意给小环安排一个光明的出路，因为那将违背呼兰河的真实。
在呼兰河沉重的两岸，呼兰河人按着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茅盾先生对《呼兰河传》的评说）。这里的天空对人间是低的，对女性就更低。尽管如此，萧红在展现呼兰河人生活的同时，把她捕捉到在低压天空下的一缕亮色呈现给读者。在叙述了几个企图穿出封建牢笼的女性无视吃人法规的同时，她着重塑造了一个以求知为生命的染坊的女儿王亚明。王亚明幸运的是有一个开明的父亲，这位染坊主明白要改变生活处境就必须拥有知识。于是，他送女儿去上中学了。这是在特定的环境制约下给予女性的宽松，停滞在偏见中的社会却不接纳这种亲情的宽松。王亚明被富有的同学挤对、嘲笑，被道貌岸然的女校长蔑视。起因是王亚明有一双说青不青、说紫不紫、被染料浸丑了的手。这篇以“手”命题的小说，陈述了那些富有的、“讲卫生”的女士们屈从于社会的偏见，不懂得劳动在生命中的重要而认为那双手丑。那位自以为有知识的女校长，不懂得在男性中心的社会中劳动妇女掌握知识是生死攸关的大事。表面上，富有的女同学、有学问的女校长比王亚明整洁、美丽；实质上，她们缺乏的恰恰是王亚明那坚决地为改变生活而奋斗的可贵精神。当王亚明被女校长以不可能考试及格的理由推出校门时，王亚明仍满怀信心地说：“回家把书好好读读，再来。”多么铿锵的语言，萧红为王亚明安排了一个虽然迷濛却是意味深远的结尾：“出了大栅门，她们（王亚明和接她回家的父亲）就向着远方，向着迷濛朝阳的方向走去。”
。 最好的txt下载网
萧红笔下的女人（2）
萧红在民族存亡的抗战大时代里，把她家乡挣扎在生活底层的芸芸众生推向读者，重点叙述了女人的痛苦。那众多体现着中华传统美德——威武不屈、富贵不淫——的人们，似乎仍在我们耳畔呼唤：呼唤着温饱、呼唤着自由、呼唤着女性的尊严。感谢萧红，为历史留下了这力透纸背的强音。
一代故人
加拿大温哥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生诺尔曼·司密斯立意研究中国三四十年代的东北女性文学，他在阅读了若干部东北女作家的作品之后，写信给我说：“我在深思一个主要的论题，我想那个两个字‘忍耐’是正好。我觉得您们满洲女作家特别了解忍耐，也许比别的中国人深沉的……我真的不知道您在那里找到了怎么庞大的忍耐。”（此信是用中文写的）
这位碧睛褐发的西方青年，用西方的思维方式，理解了东方女性的苦难，挖掘出来东北女作家的忍耐，且是庞大的忍耐。设如作为东西方文化沟通之点之线，可以说是起点不凡。
使司密斯困惑的、不知道东北女作家从那里找到的“忍耐”，对生长在东北大地上的女作家（包括我在内）来说，既简单又明晰。我们这一代人，几乎是从有记忆的一天起，便是“满洲国”康德皇帝的臣民了。这个康德，除了他在诏书上使用的传国御玺之外，我们对他一无所知。当时，老百姓的柴米油盐，由满洲国的厚生省（相当于民政部）管。厚生省的主管是日本人，取暖的煤、裹腹的米，统统支援“大东亚圣战”去了。就是我们这些能读得起中学、属于上层社会的仕女，三餐中也有两餐半是高粱米，那半餐是苞米米查子、苞米面。幸而肥沃的黑土地能够收获土豆、萝卜，才免得我们吃草。白米，一般是朝鲜人种的，黑市价格高得吓死人。我一个同学的妈妈得了肠癌，渴望喝上一碗白米粥，却直到闭眼，也未能获得一撮白米。这种严酷的生存环境，“忍耐”伴着生命存在。
我高中毕业后，曾在《大同报》短暂工作过，与女作家吴瑛同事。我俩是省女中的先后同学，她大我几岁，当时已是小有名气的女记者了。她在《青年文化》（康德十年10月号）杂志上发表的小说《鸣》中有这样一段话：“你是一条狗，你夺去并占有了我的一切，你还想污辱我的肉体，你想用你慢性杀人的手段制服和剥夺我，我已经是一无所有了，我只剩下了一条命，我就用生命同你斗争吧！”
就是这样一篇以家庭财产分割引起冲突为主线的小说，也上了日伪整肃的黑名单。在解放后公开了的日伪档案里查到了对《鸣》的剖析，结语是：文章暗示满洲人民已为日本剥夺了。
当时东北社会的主流意识，仍是延续千年的男性中心。日帝进占以后，他们武士道的大男子神魂对此更是助纣为虐，雪上加霜。广大妇女成为男人发泄肉欲发泄愤懑的弱势群体，苦不堪言。吴瑛刊登在文选第一辑（1940年）的小说《翠红》，就鲜明地揭示了这个残酷的现实。这个以肉体换取生存的底层妓女，理直气壮地向调笑她的男人又讽又骂：“听着！都是为了吃饭呀！我同你们一样是人，叫我疯娘们，我骑上你们的祖宗板，你们才是疯子呢……你们不也是低声下气地从人的脚底板下讨饭吃的吗？女人要是管嘛都牺牲了，一宿就能赚上你们好几天的工钱……”
1986年，沈阳的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女作家的专辑《长夜萤火》（收录了吴瑛的三篇作品）。当代作家陈放读了之后，写下了这样几句意韵深长的话：“面对这些女性灵魂的自我发现：寻找、挣扎、困惑、抗争、呐喊，血一样的吻和冰一样的柔情……我们仿佛听到了九天玄女和女娲从另一个世界送来的歌声……（1987《追求》3期）
推算起来，陈放怕也有50岁了，在当代青年人眼中，是老陈了。当代青年看我们，怕更是朦胧了吧！我们盼望的只是理解。尽管我们的文字还没运用得十分得体、妥帖，思想、感情也没表达得淋漓尽致，我们反映的是一段历史，一段我们民族承受的苦涩、难堪、头悬杀身之祸的历史。和我们同一时空生活过的日本当时的《每日新闻》的记者（中园英助），在回忆、忏悔的名著《在北京饭店旧馆》（1992年一版，1993年四版，东京，筑摩书房。获读卖文学奖）中，用套红的大字书标写的是：“历史不容忘记”。
1945年日帝投降，吴瑛为了逃脱汉奸之罪，悄悄离开了生于斯、长于斯的长春，隐姓埋名，在长江之滨一个小城谋到了一个图书馆员的糊口之所，背负着汉奸之枷，在有为之年黯然病逝。
康濯同志主管“1937—1949新文学大系”的工作时，亲口告诉我，吴瑛的作品选进了大系。我欣喜之余便千方百计地寻找吴瑛亲人的下落。渴望把“历史承认了吴瑛，吴瑛不是汉奸”这一特大喜讯告诉他们。可是我没有找到他们，一点音讯也无，历史淹没了吴瑛和她的一家。我能做的，只有怅望冥冥九天了。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我与张爱玲
1942年，当社会上把“南玲北梅”并称的时候，我读了张爱玲的《金锁记》。为她的深刻、浓艳所倾倒，而且暗自惭愧，无资格与她并列。
我当时正沉迷于挽救和强壮我们的中国的崇高理想之中，因此，倾倒之余，不免有种难以分说的遗憾，遗憾没能在《金锁记》中悟出战胜金钱的亮色，这情感当然是出自我对文学理解的莽撞。
正是那年的夏初，北京市有一个在中南海招待“名人”的赏花游园会。有人说：张爱玲从上海来了。原本不打算游园的我，兴冲冲地赶了去，为的是一睹这位才女的风采。又是一次难以分说的遗憾：在众多的仕女之间，千寻万觅，找到了一位似乎是张的女士，那人穿着绛红配有大绿云头的清式半长上衣，长发垂肩，被男士们簇拥着，从太平花甜香的行列中走来，衣着色彩的眩目，衬得白花极其淡雅。因为在众人的簇拥之中，我不愿插足进去，因此未能搭话。
1944年的冬天，上海飘着冷雨，兰心大戏院正在排练张爱玲亲自改编为话剧的《倾城之恋》。朋友们劝我去看看，就便结识张爱玲。我拣出来《倾城之恋》小说，看到了张爱玲为女主角流苏定位的描写：“怯怯的身材……幽咽的眼，微风振箫般的声音……”多么传神！活脱一个中国古典美人，一个中国男士赏识的诱人的女性。一种难以分说的遗憾又袭上心来。我们当时，已经知道了日本侵略的败相，我暗自想：张爱玲若能为将再度濒临巨变的上海写一出《倾城之恋》那该多好。
我们赶到兰心，排练已经结束，在众人簇拥中走向台下的张爱玲，长发披肩，一件绛红的旗袍，直觉，正是她为流苏界定的怯怯的身材。因为她在众多的名艺人中间，我不便上前搭话。
岁月如流，世事沧桑。1995年初夏，我有机会在美国逗留，托《中国时报》的朋友帮我联系张爱玲，很想跟她侃侃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