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兵书通览 许保林 著-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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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修《四库》，经过审定删削之后的历代兵书只剩下二十部，一百五十三卷，审查之严，删削之重，为世所罕见。（３）编制兵书目录。西汉杨仆、任宏首先把整理成果编成兵书目录。自东汉班固修《汉书·艺文志》以来，历代史家也把编制兵书目录作为整理兵书的一种方式，在他们的史志书目中大都包含有兵书目录，如《隋书·经籍志·兵书类》、《旧唐书·经籍志·兵书类》、《宋史·艺文志·兵书类》、《明史·艺文志·兵书类》等等。（４）编辑校正。如宋曾公亮、丁度等采集古代兵法编入《武经总要》，郭固编校兵书，郭逢源等集校并分类解释《李靖兵法》，朱服、何去非等校定《武经七书》等。
（５）颁定兵书为〃武经〃，雕版刊行。如宋神宗将《孙子》等七部兵书颁行天下，定为〃武经〃，并雕版印行。
历代整理兵书的特点。兵书是一种专业性很强的兵书，因此，历代王朝都使用专家整理兵书。如西汉三次整理兵书，第一次用的两个人，一个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战略家张良，一个是叱咤战场的战术家韩信。他们都是著名的军事家。第二次用的是军政官杨仆。他以能征善战受到汉武帝的赏识，拜为楼船将军，封将梁侯，精通军事。第三次用的是任宏。任宏为当时的步兵校尉，不仅有实际军事经验，而且熟悉兵书，早在命他整理兵书之前，他就开始了对兵书的校理。再如宋代校《七书》用何去非。何去非是右班殿值武学博士，博览群书，精通兵法，始以对策论兵得官，后又撰兵书《何博士备论》二十八篇。所以他在校正《七书》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兵书和其他图书有所不同，有些兵书在一定时期内具有机密性，因此，兵书往往是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整理，而整理的成果也往往不予公开，如宋代郭固编校兵书就是秘密进行的，其成果也没有流传。再如汉初张良、韩信整理兵书的成果，密藏宫中，〃诸吕用事，而盗取之。〃（《汉书·艺文志·兵书略》）
中国历代王朝虽然都比较重视对兵书的整理，也确实作了许多工作。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们按照封建阶级的政治标准和政治需要，往往一边整理，一边禁毁；在整理方式上也仅限于搜集、编目、校正、刊印颁行等，因此，还谈不上是科学整理。
第二节兵书的厄运
中国兵书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上，既受过〃恩宠〃，有过〃盛世〃；也受过贬斥，遭受过种种劫难。
封建统治阶级对兵书是重视的，因为它能帮助他们夺取天下，开疆拓土，靖边〃戡乱〃。正因为兵书对指导战争有重要作用，所以统治者对兵书又是非常惧怕的，担心人民群众掌握了它会起来造反，推翻他们的统治。因此，统治者又想千方百计地把兵书垄断起来，对兵书实行禁毁。与此同时，还对兵书横加贬斥和诬蔑。贬斥兵书的最典型代表要属宋代封建文人陈师道。他在《拟御试武举策》中说：〃夫兵，非圣人之学。〃〃孙吴之书，盗术也，不足陈于王者之前。〃〃臣愿陛下循大禹之事，服下惠之言，而却兵家之图书。〃（《后山居士文集》下，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这种陈腐的论调，实际是对兵书的惧怕。〃却兵家之图书〃是假，禁止在民众间流传是真。兵书的命运既和统治者的好恶有关，也和历史上的水、火、兵燹相联系。概括起来兵书在历史上有五厄。
一厄于焚。图书遭受的第一次大劫难，就是秦始皇焚书。
公元前２２１年，秦统一中国后，一些儒生以《诗》、《书》、百家语为论据，主张复辟殷周分封制。秦始皇为反对儒生复辟活动，采纳李斯建议，令收天下图书，除了博士收藏的图书，以及《秦记》、医药等方面的图书外，全部烧掉。秦始皇为防止民众起来造反，把民间的兵器全部收缴，这还不放心，又用炉熔化掉，铸成金属人。由此看来，兵书不会不在焚毁之列。焚书起于秦始皇，但不独秦始皇。南北朝时期，西魏大将于谨、杨忠进攻梁朝江陵。梁元帝见城将要陷落，命令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他一边烧书，还一边振振有词地说：〃读书万卷，尚有今日，是以焚之。〃实际上他是怕图书落入西魏之手。梁元帝这次焚书，是对南朝图书的一次根本性大破坏。南北朝时期几乎没有流传下来什么兵书，与这次焚书不能说没有一点关系。
二厄于禁。所谓禁就是禁毁。禁有暗禁，有明禁，有〃寓禁于征〃。汉初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应该说既是第一次整理兵书，也是第一次禁毁兵书。因为他们第一次按照封建阶级的政治标准，对兵书进行了极其严格地审查，将一百八十二家中的一百四十七家全部剔除，只保留了三十五家，可见他们的条件之苛刻。使兵书遭受了一次大的劫难。就是他们保留的这三十五家，也只藏在宫中，没有公诸于世。后被皇族吕氏盗用。这种深藏不露的作法，也可以说是暗禁的开始。明禁兵书见于记载的一是建安初，〃科禁内学及兵书〃（《三国志·常林传》注），但语焉不详。二是北宋初年。宋太祖赵匡胤为防止武臣夺取他的皇位，对将帅、军队、兵书等采取了严加控制的措施。因此，兵书被列为禁书，不许校勘，不许刊行。到仁宗朝时，才准许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编校，〃秘而不与大臣〃。这次校书成果和以后王震、郭逢源等人校的《李卫公兵法》都因禁书政策没能流传下来。〃寓禁于征〃的典型代表是清乾隆。乾隆执政时，正逢康、乾盛世。但是，乾隆认为，要想长治久安，还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一次大清洗，把不利于清朝统治的文化典籍全部消灭掉。然而，他的这个文化专制政策是在弘扬民族文化的幌子下进行的。公元１７７２年下诏，为〃彰千古同文之盛〃，令各直省都抚购访遗书，把所有民间藏书，汇送京师。次年又下诏催督。
１７７４年，当万余种图书源源不断地运往京师时，乾隆撕去伪装，下达禁书令，告谕满汉官员，见到诋毁本朝的图书，应〃共知切齿〃，对搜集到的图书，要〃细加核查〃，对有违碍字句的图书要坚决查办，〃尽行销毁〃。他们查禁的标准是有无影响清朝统治的言论。清朝是灭亡明朝建立的政权，明朝人或明朝遗民著的兵书中，充满着反清思想或对清的不敬之语，因此，明代兵书成为禁毁的重点，如茅元仪的《武备志》、曹飞的《筹兵药言》、邹复的《历朝将传》、龚居中的《秘书兵衡》、吴若礼的《兵镜》、江杏的《戎政先知》、孙汝澄的《戎事类占》、周钟的《古今将略》等都在禁毁之列。另一种禁毁办法是篡改、抽毁，如已被收入《四库全书》的《武经总要》中的〃北虏〃、〃匈奴〃等都被篡改。据有人统计，乾隆修《四库全书》，禁毁的书几乎与收入《四库全书》的数量相等，而兵书禁毁的比例更大。仅以明代兵书为例，据《中国兵书知见录》统计，明代兵书有一千零二十三部，一万零七百一十六卷，而《四库全书》只收五种，五十五卷，仅占明代兵书的千分之五。这是历史上对兵书的最大一次浩劫。
三厄于兵。中国古代战乱频繁，是使兵书毁坏散佚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东汉经过光武、明、章等几代皇帝的努力，使政府有了丰富的藏书，最盛时，书增三倍，可以装六千余辆车。汉末，天下大乱。董卓挟持汉献帝西迁长安，行前纵兵大肆烧掠，典策剖散，乱兵把用绢帛抄写的图书拆开，做成车顶盖、帷幔和口袋。运抵长安的图书只有七十余载。公元１９５年，董卓部属在长安城中混战，符策典籍，〃扫地皆尽〃。东汉政府藏书毁灭殆尽。东汉没有流传下来一部兵书，而且见诸书目著录的也仅有九种，恐怕与这次空前劫难不无关系。
四厄于火。火为藏书的大敌。历史上许多图书葬送于大火之中。唐太宗时，以千金购书一卷，并设立拾遗史到江南寻访图书。唐文宗时，搜访遗书，并令书手抄写。到公元８３６年，聚书又达五万六千四百七十六卷。但四年后，一场大火，〃内库烧为锦秀灰〃。
五厄于水。水火无情，有些图书被洪水所吞没。如唐武德五年（６２２年），李世民攻占洛阳，获图书八万卷，派司农少卿宋遵贵用船押运去长安。满载图书的船只沿黄河西上，行经底柱，被洪水冲没。其中兵书也荡然无存。
兵书遭受的种种厄运，严重影响了兵书的流传。但是先进思想的传播是不可能被禁止的。我国许多优秀兵书如《孙子》等，历经多次劫难，仍然流传到了今天。
第三节兵书在国外的传播
中国兵书在世界上久负盛名。它很早就流传到国外，而且广泛传播，经久不衰，先后被译成日、法、英、德、俄等各种版本。
中国兵书早期在国外的流传主要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亚洲，一个是欧洲。
亚洲方向，首先是日本。兵书流传日本的时间最早。奈良时代（中国唐代）就传到了日本，距今已有一千二百多年了。第一个将兵书带到日本的是留唐学生吉备真备。据《续日本纪》记载，吉备真备于公元７１７年３月随日本第八次遣唐使来中国留学。他年方２０岁左右，出自军人家庭，自幼养成了热爱军事的习惯。因此，他出众的才华，集中表现在对军事等方面的研究上。他没有进太学，而是拜赵玄默为师，单独受业十七年。赵玄默知识很渊博，曾奉诏校文籍谬阙，吉备真备在他的教授下，不仅精通六艺，而且熟谙兵法，尤其对《孙子》、《吴子》钻研最深。他把从唐朝所得的全部钱款，都用来购置各种书籍，〃所得锡赉，尽市文籍，泛海而还。〃（《旧唐书·东夷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５３４１页）公元７３４年，吉备真备带着在唐留学期间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回国。他把从唐朝所学、所购和受赠的大量图籍和物品奉献给了本国朝廷。从《续日本纪》上的物品清单中可以看出，他带的物品中有许多兵器，如弦缠漆角弓，马上饮水漆角弓、露面漆四节角弓、射甲箭、平射箭等。他带回的图籍详细目录可惜没有流传下来，不知具体带回去了哪几部兵书。但是，吉备真备回国后，任太宰少贰和太宰大贰期间，向工役人员讲授《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和诸葛亮八阵，却有明文记载。所以，我们说，把中国兵书传到国外的第一个人是吉备真备。
继吉备真备以后，许多留唐学生归国时都带有大量中国图籍。到唐朝末年，我国当时存世的大多数兵书几乎都传到了日本。据史书记载，公元８７５年，日本皇家藏书处冷泉院失火，皇家藏书几乎全部化为灰烬。为补救这一巨大损失，日本宽平年间（公元８８９－－８９７年），日皇敕命藤原佐世搜集图书，撰成《日本国见在书目》，其中著录中国兵书就有五十九部，比《唐书·经籍志》著录的兵书还多十四部，可见当时中国兵书在日本流传已经非常广泛。
中国兵书在日本流传，开始靠汉文本。因为早期的日本文人大都能阅读汉籍。起初传抄传读从中国带去的兵书，但越来越不能满足需要，后来又以带回去的兵书为底本进行翻刻。从数千言的《孙子兵法》到二百万言的兵学巨著《武备志》，日本都有翻刻本。日本主要汉籍目录上，几乎都著录有翻刻的中国兵书，例如《国书总目录》、《图书寮汉籍善本书目》、《小田切文库目录》、《佚存书目》、《目录大成》、《东京琳琅阁古书目录》、《静嘉堂文库汉籍分类目录》、《内阁文库汉籍分类目录》、《东洋文库汉籍分类目录》等都有许多关于日本翻刻的中国兵书的著录。日本翻刻的兵书流传很广，有的甚至又反销到我国，如日本松山堂刊《（校订）七书》、日本宽文４年（清康熙三年，公元１６６４年）须原屋茂兵卫等据明本覆刻的《武备志》、日本文久３年（１８６３年）刊《施氏七书讲义》、《赵注孙子》等在我国有广泛流传。日本对有的兵书并一再翻刻再版，有的一部兵书接连翻印几次到十几次，如《校正孙子十家注》有宽永６年官版重刊本、嘉永６年活字重印本、大正元年富山房《汉文大系》排印本、官版《昌平丛书》本、昭和４年东京文术堂影印本、昭和１８年五版影印本等６种版本，《武经七书》则有日本庆长２年伏见古活字本、日本江户覆刊古活字本、日本万治２年刊本、日本江户刊本、日本元和刊活字本、日本元禄２年刊本、日本文久３年官板刊本、日本明治重印本、日本元和６年写本、日本宽永２０年刊本、日本宽文８年刊本、日本延宝刊本等１２种版本。
随着中国兵书在日本的广泛传播，日人也开始研究中国兵书。起初主要局限于作些训点、注释之类的工作，后来逐渐发展到从哲学、政治、外交、建军、作战，以及思想史等各个方面探讨中国兵书的底蕴。现在所能见到的较早研究中国兵书的著作有曾元佶于公元１６００年著《校定训点武经七书》，以宋施子美《七书讲义》本校明刘寅《武经七书直解》本，删去《讲义》、《直解》，只留《孙子》本文，并加日文假名训点。林道春于公元１６１５年著《孙吴摘语》，摘录《孙子》、《吴子》原文，低一格以日文解说；于公元１６２６年著《孙子谚解》、《吴子谚解》，以宋施子美《七书讲义》为依据，录《孙子》、《吴子》汉文原文，用日语解说。山鹿高祐于公元１６５７年著《武经七书谚义》，分段录汉文原文，用日语解义，以日文假名断句，并录汉文诸家之说。日人研究中国兵书的著作有汉文和日文两种。一些精通汉语的学者往往直接用汉语著述，如三上致之的《孙子集说》、关重秀的《七书正义》、阿田孝成的《孙子解》、梯隆恭的《孙子提要》等。这些学者由于没有语言障碍，大都理解原意较深，能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如关重秀《孙子正义》，顺文解说，双行夹注，多出己意，很少抄袭他说。当然，用日文著述的也有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