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兵书通览 许保林 著-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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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见解，如关重秀《孙子正义》，顺文解说，双行夹注，多出己意，很少抄袭他说。当然，用日文著述的也有许多精通汉语的学者。因为他们的读者主要是日本人，所以日本研究中国兵书的著作更多的是用日文写成的，如神田胜久的《孙子俚谚抄》、上田宽的《国字孙子义疏》、小宫山昌玄的《吴子讲义》、儿岛献吉郎的《国译司马法》等等。为了适应更多的日本人阅读中国兵书，日本对中国兵书的翻译热情也很高。据《日本译中国书综合目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和《国外研究中国问题书目索引》（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著录，自１６６０年开始，一直到１９７８年，不断有翻译的中国兵书出版，如《孙子》、《吴子》、《武经七书》、《孙膑兵法》、《诸葛孔明兵法》等。就连二百万言的《武备志》也被全部译成日文出版。
　　中国兵书在日本流传的同时，也传到了朝鲜、越南等国，如朝鲜刻印的《新刊增注武经七书直解》、《历代将鉴博议》等一直流传到今天，我国国内现在尚有传本。据《孙子新释参考书》著录，朝鲜平安南道人赵义纯还著有《孙子髓》一卷。
　　另据《自由太平洋》月刊第六十五期施达志《越南学术思想源流与演变》一文引，施达志、阮孟保分别以越南文翻译了《孙子兵法》和《六韬》。
　　中国兵书的西传比日本晚。开始由少数懂汉语的欧洲军官用口语进行传播。但由于中西文字差别大，早期懂汉语的人不多，所以流传不广。直到１８世纪后半叶，有人用西文翻印中国兵书的时候，在欧洲才真正流传开。用西文翻译中国兵书的第一个人是法国神父·阿米奥（一作ｐＰＡｍｉｏｔ，有的译作钱德明），中文名叫王若瑟。ＪｅａｎＪｏｓｅｐｈＡｍｉｏｔ他于１７１８年２月１８日生于法国土伦，是十八世纪著名的汉学家，长年居住北京的耶稣会传教士。１７４９年１１月１７日，阿米奥启程来华，于次年７月２８日抵澳门。１７５１年８月２２日奉乾隆之诏进京，在北京居住４３年。他以惊人的毅力学习汉语和满语，对中国研究很深，知识渊博，著述宏富。他翻译的第一部中国兵书是《中国军事艺术》（原文：Ａｒｔｍｉｌｉｔａｉｒｅ，有的译作《中国兵法考》）。这部用法文翻译ｄｅｓＣｈｉｎｏｉｓ的中国兵书，是第一部西文译本兵书。内容包括翻译的《孙子十三篇》、《吴子六篇》、《司马法五篇》、《六韬兵法选二篇》和附录的图片、阵图等。于１７７２年在巴黎出版，印刷和装订都很精美。该书出版后，在欧洲畅销，不久即告售罄。１７８２年巴黎又出第二版。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阿米奥还将这部兵法译著收入他的四开十六册的大论丛《中华杂纂》（直译是《居住在北京的传教士著：纪中国人的历史、科学、艺术、风俗、习惯及其他》）里。《中国军事艺术》问世后，影响很大，流传很广。我国目前尚藏有１７７２年的原版本和《中华杂纂》本。前者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后者藏在上海徐家汇藏书楼。阿米奥的《中国军事艺术》不仅为法国人及讲法语的国家学习中国兵书创造了条件，而且开了用西文翻译中国兵书的先河。从此后，各种西译本兵书陆续问世，如１８６０年出版的俄国汉学家斯列兹涅夫斯基的俄译本《中国将军孙子对部将的训示》，１９０５年出版的··卡图奥普的英文译ＥＦ本《孙子兵法》，１９１０年出版的汉学家莱昂涅尔·吉勒斯的英文译本《孙子兵法：世界最古之兵书》、布鲁诺·纳瓦腊的德文译本《中国之武经》等等。据说目前世界各国大都有《孙子》的译本，如法、英、德、希伯莱等译本。众多的西译本中，以英国汉学家兼军事理论家格里菲思将军的英译本为精，影响也最大。该译本是以清孙星衍校本为底本，参照《十一家注》和《武经七书》本翻译的。译者博览中国历代有关研究《孙子》的古籍，较深入地研究了《孙子》的思想，不仅对正文逐字推敲，而且在注释上也下了较大功夫，并分析了其他译本的利弊，注意吸收各家的长处，因此胜过以往译本，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中国代表作丛书，受到西方世界的普遍重视。美英等国军事院校纷纷用此译本作为教材。由于该译本由著名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作序，给予很高评价，使《孙子》在西方的名声大震。
　　中国兵书在西方的传播，最引人注目的是，直接借鉴中国兵书中的军事思想，为制定核时代的战略服务。最早提出将《孙子》的精华运用到现代核战略的是英国著名战略家李德·哈特。他在１９６３年版《孙子兵法》英译本（塞缪尔·Ｂ格里菲思将军译，伦敦出版）的序言中说：〃在导致人类自相残杀、灭绝人性的核武器研制成功后，就更需要重新而且更加完整地翻译《孙子》这本书了。〃（转引自《苏联帝国主义的世界战略》第１５８页，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这是说《孙子》〃深邃的军事思想是不朽的〃，对于研究核时代的战争是很有帮助的。美国的战略家从《孙子》的思想中认识到，美国〃确保摧毁〃战略是失败的战略。美国战略研究中心斯坦福研究所主任、美国第一流战略家福斯特首先提出、并和日本京都产业大学教授三好修合作研究运用《孙子兵法》的对苏新战略，三好修称之为〃孙子的核战略〃。这种新的核战略不仅影响了美国政府的战略政策，而且在全世界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兵书在西方虽然得到了比较广泛的传播，但从内容上看，对《孙子兵法》翻译介绍的较多，对其他兵书涉猎的很少。西方国家对中国丰富的兵书典籍尚缺乏深入全面的了解。
　　中国兵书早期在国外广泛传播，说明我国古代军事学术的发达，是正常的文化学术交流，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但是，到了近代，兵书大量外流，与以前的情况有所不同。它和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国力衰败，帝国主义列强的相继入侵和文化掠夺有密切关系。如沙皇俄国驻北京东正教布道团第十三班，有个随班学生叫··斯卡契科夫，ＫＡ乘清朝国难之际，一次就搞走我国珍贵的手抄本、印本书籍和地图三百三十三件，基本上都是十八、十九世纪的著述，其中有兵书９种，８种未印刷过，是很珍贵的手抄本兵书。再如唐写卷子本《六韬》、太平天国的《武略》等孤本兵书，都在这一时期流落国外。面对国家危亡，战乱不息的局面，国内有些世代藏书家，渐感祖业难保，产生了与其被毁掉，不如卖掉的想法和做法，外人趁机廉价购买。于是出现了拍卖藏书楼的现象，如我国著名藏书家陆心源的〃皕宋楼藏书〃及其他古籍和盘售归日本岩奇氏。其中有许多宋元旧刻及明人手校精抄本。我国宋刊本《武经七书》就是这次流入日本的。
　　再如中国著名藏书家广州姚钧石的〃蒲坂藏书楼〃旧藏约四万五千余册全部售归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其中有三种善本兵书。当他们拍卖苦心经营的祖业的时候，心情一定不会平静。
　　我们既为兵书在世界的广泛传播而感到自豪，又为近代兵书的大量外流而感到惋惜。我们一定要吸取近代中国的惨痛教训，努力建设四个现代化，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科学，为世界文化做出新的贡献。


　　第六章兵书研究的现状及展望

　　第一节考古发现对兵书研究的推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兵书的整理和研究得到进一步加强，受到各方面的重视。举世瞩目的成果，是考古发掘中对兵书的发现和整理，尤其是对古佚兵书的发现和整理。自１９７２年至１９８４年共有五次重要的发掘和发现。每一次发掘或发现，都有力地推动了兵书研究的深入开展。
　　１９７２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一大批十分珍贵的竹简兵书。这批竹简兵书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古代书目既有著录，现在又有传本的，如《吴孙子》（孙武兵法）、《尉缭子》、《六韬》；二是古代书目有著录，后来失传的，如《齐孙子》（即《孙膑兵法》）、《地典》（《汉书·艺文志·兵书类·阴阳家》著录《地典》六篇）；三是既不见于书目著录，又无传本的，如《王兵》、《兵令》等论兵残简。这么多兵书同时出土，在历史上实属罕见。它既使我们得以见到兵书的古本旧貌，又得到了成书时代的实证，尤其是了却了是否有两个孙子和两部《孙子兵法》的公案，丰富了我国古代军事学的宝库，增添了古代军事史的资料。
　　以前由于缺乏实物资料，宋明以来的一些辩伪学家否定《孙膑兵法》在历史上的存在，判定《尉缭子》、《六韬》等兵书为伪书。这次大量兵书竹简出土，提供了新的证据，否定了一些辩伪家的结论。在学术界迅速掀起了一个研究和介绍古代兵书的热潮。对这次出土竹简兵书研究贡献最大的是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他们整理出版了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等影印本、校注本、注释本等。为学者们研究这些竹书提供了方便。之后，相继出版和发表了一系列研究兵书的专著和论文，如《孙武、孙膑兵法选》（空军政治部宣传部印行）、《孙子兵法新注》（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版）、《孙膑兵法》（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版）、《孙子兵法注释》（云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版）、《孙子兵法译注》（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６年版）、《孙膑兵法校理》（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版）、《略谈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古代兵书残简》（《文物》１９７４年４期）、《〈孙子兵法〉的作者及其时代》（《文物》１９７４年１２期）、《银雀山汉墓出土〈孙子兵法〉残简释文》（《文物》１９７４年１２期）、《略谈临沂汉墓竹简〈孙子兵法〉》（《文物》１９７４年１２期）、《孙膑和〈孙膑兵法〉杂考》（《文物》１９７５年３期）、《关于银雀山简本〈孙子〉研究的商榷－－〈孙子〉著作时代和作者的重议》（《文史》第七辑）、《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王兵〉篇释文》（《文物》１９７６年１２期）、《银雀山简本〈尉缭子〉释文（附校注）》（《文物》１９７７年２期）、《〈尉缭子〉初探》（《文物》１９７７年２期）等等。
　　银雀山汉墓出土兵书，在国外也产生了巨大反映，引起了国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例如，１９７４年我国《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及其他兵书在银雀山汉墓同时出土的消息传到日本以后，引起轰动，专家学者惊叹不已，纷纷撰写研究论文，各种报刊连篇累牍地报道这一消息，仅《读卖新闻》、《朝日新闻》、《产经新闻》、《东京新闻》、《每日新闻（晚刊）》、《东京时报》这六种报刊，从１９７４年４月１６日至５月４日这十九天中，就发表了二十一篇消息和专文。接着又翻译了《孙膑兵法》，并进行深入的研究。
　　１９７３年，河北省定县４０号汉墓出土了《太公》、《文子》等重要竹书。《太公》的出土对研究《六韬》有重要意义。关于太公的书，《汉书·艺文志》儒家类有《周史六彛�六篇》，颜师古注：〃即今之六韬也。〃道家类有《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隋书·经籍志》有《太公六韬五卷》，注曰：〃周文王师姜望撰。〃由于史书记载不详，后世对《六韬》产生种种猜测。《太公》竹简的出土为研究《六韬》提供了新的线索。这次出土的《太公》竹简，共发现《治国之道第六》、《以礼义为国第十》、《国有八禁第卅》等十三个篇题，其中只有《治乱之要》等三篇的内容见于传本。另外，有六篇的内容见于传本，却未见篇题。还有相当一部分记有〃武王问〃或〃太公曰〃的简文，内容不明；有的句子或片断曾为初唐以前的文献所引录，或称引自《六彛�》、或称引自《金匮》等。把这些残简与银雀山《六韬》残简、唐卷子本《六韬》残篇，以及传本《六韬》进行对照研究，能给人许多启示。比如，两地汉简都有《六韬》之文，均不见《六韬》之名，说明西汉时大概凡署名太公的书均称《太公》，而尚未有《六韬》之称。两地汉简均有与今本《六韬》相同的篇题和内容，又有许多不见于今本的篇题和内容，说明今本已非全帙，只是汉代本的一部分。
　　１９７８年，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塞１１５号西汉墓出土木简《孙子》佚文。关于《孙子》的残简虽然不多，但有〃十三篇〃字样，对于研究《孙子》本文的篇数，以及它与《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八十二篇〃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证据。尤其是为《孙子兵法》早期在西北地区的传播提供了实物资料。
　　１９８２年，解放军原装甲兵政委莫文骅将军为支持《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的编撰工作，将珍藏多年的一批重要古代兵书送到了军事科学院，供研究参考。就在这批古兵书中发现了失传数百年的徐光启兵书《兵机要诀》。当时上海正进行纪念徐光启逝世三百五十周年的筹备工作，组织力量编辑出版《徐光启著译集》，听到这个消息，即决定将这部失传兵书收入《徐光启著译集》影印出版。《兵机要诀》是一部关于军事训练的兵书，集中反映了徐光启的练兵思想。书末还辑录了当时制火器、火药新法。它对于研究徐光启的军事思想、明代的军事训练，以及火器、火药制造都有重要价值。《兵机要诀》被发现后，相继出现了一些介绍和研究这部兵书的文章，如方行的《新发现的徐光启专著抄本述要》（１９８３年１１月７日《文汇报》）、王庆余的《新发现的徐光启《兵机要诀》（《复旦学报》社科版１９８３年３期）、许保林的《兵机要诀》介绍（《战术研究》１９８７年２期）等。
　　１９８３年底至１９８４年初在湖北江陵附近的张家山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