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认识思想自传-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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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充满于我的生活中的错误的幻想的崩溃，这可能给我们清除通向真正的奥秘的道路。生活的奥秘性意识只能加强，只有假认识才使这种意识麻痹起来。 当然，我在自己的哲学著作中也使用了推理的思维，但这对我来说仅仅具有次要的和辅助的意义。 我几乎从不运用分析而仅使用鉴定的方法。 我一直想发现思维对象和思维自身的性质、个性，我很少使自己的思想客观化（很晚才开始用语言表述）
，它一直留在主观世界里。 但是，肯定的“客观的”科学的意义（特别是历史的意义，个别地说是宗教历史的意义）之意识在我这里很快地增强了，公正的、收买不了的科学对于宗教意识来说有着净化的意义。我走过了长长的哲学道路，这中间有不同的时期。 外界可能有这样的印象，我的观点改变了。 但是，对我的第一推动力依然如故。 我开始走上哲学道路时所持的很多思想，现在我重新意识到它们，也就是说，在我全部生活的思想经验大大丰富之后，重新意识到它们。 我一直关心的不是研究世界是怎样的，而是世界的命运和我的命运，是事物的末日。按其方向来说，我的哲学不是科学的，而是内省的和世界末日论的。 我获得了很多，了解了自己的全部生活，我一生都在学习，但是最原初的东西依然保留着。 这是个性的奥秘，是变化中的不变性。 我认为在３０岁时自己已经有了很大的收获，后来我想，我所知道的，比我关于自己知识的当时状态的想象还要大得多，虽然在３０年中我的知识增长很多。我知道什么呢？我开始了解到：我什么也不知道。 当我大学时代与大学生的革命团体交往时，在同志们面前，由于自己的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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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认识和一般的教育而具有很大的优势。 同志们发现了我的这种优势，这是我得以发挥智力上的领导作用的原因之一。我的哲学和精神道路是很有特点的，我从来不是唯物主义者，我不能像大部分俄国知识分子那样地体验自然。 我有另一种根源，这在我和大学生的争论中可以感觉得出来。 我从来也不是实证主义者，我较早地了解康德和叔本华，比了解唯物主义派别的作家要早，比了解恩格斯甚至斯宾塞要早。 如果把无神论了解为反——有神论，理解为对传统的宗教关于上帝的概念的否定的话，那么，在我的生活的一定时期里，我是反——有神论者。如果把无神论理解为对于最高的精神始原、不依赖于物质世界的精神价值的否定的话，那么，我不是无神论者，我也不是泛神论者。 那个时期我的精神状况可以规定为伦理的、规范的唯心主义，比较接近于费希特。 可以这样说，我信仰“正在升起的上帝”。当然，这种哲学是和德国的唯心主义相联系的。 我经过唯心主义，但并没停留在唯心主义，很快就开始克服它。 我相信独立于世界和社会环境的真理和意义的存在。马克思主义也没能使我这一信仰动摇。在马克思主义的人们中间和在东正教的人们中间一样，我一直为自由和哲学思想的独立性而斗争。 我永远不能抛弃这种感觉：我和整个世界都被奥秘所包围，我所感受到的经验世界的一小段不是全体也不是最后的。 虽然我在许多地方得益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但我从来也不是献身于它，也不属于任何的学派。 我完全不是学院派哲学家，这一直引起职业哲学家对我的批判态度。 我自己一直不喜欢，甚至常常鄙视教授哲学。 对教授哲学的这种态度有某种根源，这一方面是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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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本华的影响，另一方面，受了。 托尔斯泰的影响。 但是，Q我的极端“个人主义”的特点，我与任何东西的不一致和无论谁都要服从我的贵族习气起了主要的作用。 我在青年时代和学院派以及教授们的思想上的冲突（有时甚至是敌对）和我成了革命者有关，当时在我眼里连大学都成了资产阶级精神的体现。 后来当我自觉到是个神秘主义者时，这一点更加强了。 我不认为教授们的哲学是真正的、原生的哲学。 在马克思主义时期，我甚至否定地对待被称为“编外副教授”的马克思主义。 后来我很接近学院派和教授们的圈子并与他们交往，但我在这个圈子里一直不感觉有什么好。 现在我很清楚，我一直属于另一种类型的哲学，就是现在被称为“存在主义”的那种哲学（我所认为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不是海德格尔和雅斯贝斯，而是奥古斯丁、巴斯卡尔、基尔克果和尼采）。我所相近的哲学类型正是存在主义，而不是生命哲学，也不是实用主义。 对我来说，哲学和我的命运相关，与我整个的存在相关，认识作为实现着的东西而参与我的存在。 我总是希望哲学不是关于某物的学问，而是某物（表现主体自身的始原—现实性）的学问。虽然我从来不是学派中人，但在哲学上我最接近康德学派，这主要是指康德本人，而不是新康德主义。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我从来不是康德主义者，正如从来不是托尔斯泰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尼采主义者一样。 但是，从康德那里得到的思想一直保留于我的全部生活之中，现在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感觉到这点。 我从最初就触及到现象世界和物自体世界的区别；自然秩序和自由秩序的区别；每个人自身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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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目的，不能容许把他转化为手段。 在对康德的态度上我有不同的阶段。 一段时间里我和俄国精神生活中的“新康德主义热”进行了斗争。 最大的冲突是由哲学青年全神贯注于所谓“柯亨主义”而引起的。 在莫斯科哲学圈子里的精神生活特别高昂的时期，我力图找到俄罗斯哲学的传统。 但我也保留着从中获得教益的学派的某些东西。新康德主义曲解康德，掩盖最主要的事情：康德（和流传很广的观念相反）是个形而上学者，尽管他没有发展自己的形而上学。 康德以后，德国唯心主义的发展（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走上了错误的方向：一元论的方向，取消自在之物，超验的神最终取代了自在之物，上帝的进化形成了世界的过程，把自由淹没于庄严的世界逻各斯的必然性之中。 康德的许多其他思想从一开始对我是格格不入的，我始终完全否定康德的伦理学的形式主义，否定他的范畴王国，否定在精神体验之内“自在之物”之不可知，否定宗教在理性之外，否定他极端夸大数学科学的意义（只适合科学史的一个时期）。
形式主义的道德主义和范畴特别使我厌恶，年轻时我就此写了篇文章，题为《义务的道德和心灵嗜好的道德》。道德哲学一直是我思想的中心，我把这看作自己的俄罗斯性。在我年轻时期的体验中，我尖锐地反对义务道德，保卫心灵爱好的道德，也就是说，在这方面是反对康德主义的。 这时已经存在的主题，后来以成熟的形式在我的著作《论人的使命——与众不同的伦理学体验》中得到发展，这本书对我是很重要的。 我一生都坚信道德是独特的——个体性的，是和一般的、人人应遵守的道德对立的。 这是任何团体的道德所不能接受的，是用道德来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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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必须的联系的对立面，这导致我对誓言（反对人的自由）
的否定，对婚姻誓言的否定，对僧侣誓言的否定，对宣誓等等的否定。 在这方面我是道德中的革命者。 对于合法主义，我这一生不仅敌视，而且带有特殊的道德上的愤怒。 我把从形式上的法律权力之下解放出来看作是道义上的责任。 甚至当我肯定与基尔克果和舍斯托夫有相像之处时，我仍然认为这完全是另一种基调的，有着另一种意志的倾向性。 我任何时候也不说从一般义务的道义的法律之中解脱出来的人是不幸的，受鄙视的。 我倒是常说，一般义务的道义的法律的保护者是完全不道德的人，将要进地狱的人，而受一般义务的道义的法律排斥、歧视的人则是道德的、履行自己神圣的违法义务的人。 我的道德上的气质是进攻性的和指责性的，而不是保护性的，不喜欢感受僵硬的一般义务法。 我把排斥性体会为我的排斥，我逐出，而不是我被逐出。 在生活道路的一定时候，我特别尖锐地指出并且领会个性和个体性问题。 这不仅是我的哲学问题，也是我的生活问题。后面我还要讲到，这个问题是和我脱离马克思主义以及生活中无数的冲突有关的。 无论在自己的哲学中，还是在生活中，我始终不想服从那种一般的、一般义务的、把个体——个性当作独特的手段和工具的政权。 此外我一直反对规则，在这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易卜生的问题就是我的道德问题，它正像别林斯基反对黑格尔的世界精神的斗争体验，也类似基尔克果的某种主题（其实，我是相当晚才知道它，而且不怎么喜欢）
，也类似。 舍斯托夫反对逻辑学和伦理学的必然规律（尽管是另Q一种认识态度）的斗争。 因此，我一直敌视一元论、理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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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敌视公共的对个体的压制，敌视包罗万象的精神和理智的统治，敌视平庸的和顺利的乐观主义。 我的哲学永远是冲突哲学，我一直是人格论者。
G G G在认识论上我被康德折磨得疲惫不堪，但是令人满意的是我很快地获得了一种特殊的认识论，尽管它没有能形成系统，但可以深化自己的生活。 这种认识论反对唯理主义。 唯理主义相信体现于概念中的存在，相信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存在是合理的，不仅是因为它体现于概念之中，而是因为它预先就是合理的，因为它自身就是概念，用我后来加以改进了的术语来说，与唯理主义的认识论和本体论有关的存在，已经是思维的结果。 我从一开始就形成了这样的观点：在理性化过程之前就有原初的存在，它是真正的存在，是无需通过概念来进行认识的存在。 这与康德在“自在之物”和现象之间所作的区别是相近的。 但是，令我惊奇的是，康德完全不能解释那个不是真正的本体世界的现象世界为什么构成。 同样令人奇怪的是，真正的本体世界（“自在之物”）是不可认识的，而第二性的非真正的世界（现象）
倒是可以认识的，是人们普遍遵循的和稳固的科学能够加以论证的。 康德与柏拉图的区别就在这里。 不过，康德关于先验的错觉的学说是天才的。 从现代心理学观点来看，我的最初的问题可以表述为无意识和意识的区别。 但是科学的心理学及其代表无能作哲学的论证并发展无意识的学说。 新康德主义中与我比较接近的是宾杰利伯得、李凯尔特和拉斯科这一派，只有这个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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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自我认识
承认非理性主义。一个夏季的学期里，当时我还是年轻人，曾在迷人的海德堡听了文德尔班的课。不过这时我已经远远地离开了康德主义。 我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进一步发展同时又克服康德的思想，企图在理性化之前，在意识加工之前证明认识原始现实的可能性。 这可以表述为第一性的意识和派生的意识的区别。 派生的意识与主体和客体的分裂有关，它是认识的客体化。 第一性的意识作为原初现实沉入主体之中，或者更准确地说，在第一性意识中所给予的是主体与客体的同一。 在后来的年代里我将此问题表述为：在唯一真正的主体世界客体化过程中的异化。 客体世界是客体化的结果，这个世界是堕落的、分裂和拘板的，在这个世界中主体不熟悉所认识的东西。不久前我用怪论来表述这个问题：“主体的是客体的，客体的是主体的”
，因为主体是上帝的创造，客体是主体的创造。 主体是本体，客体则是现象。 我想，我的哲学的特殊之处首先在于我对现象有一种和大多数哲学学说不同的理解。 对我来说，现实性完全不是和存在同一的，与客观性也少有同一之处。主体的和人格的世界才是唯一真正的现实。我走过了长长的哲学发展之路，然而一直保持着原初的直觉。我回想起１９０４年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哲学代表大会上的情形。 当时我与普列汉诺夫相遇，他是个不怎么样的哲学家和唯物主义者，但是对哲学问题感兴趣。 我们一起在日内瓦的林荫路上边散步边谈论哲学，我企图使他相信：理性主义特别是唯物主义者的理性主义是幼稚的，这种理性主义建立于关于存在的合理性的教条主义假定基础之上，关于物质存在的合理性的假定特别令人无法理解。 但是，合理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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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规律、决定论的和因果的联系都是派生的世界，而非第一性的世界，它是理性化的结果，它显示派生的、纯理性化的意识。缺乏哲学文化的普列汉诺夫未必完全懂得我所说的。我在发展自己哲学的认识论方面作得不够，在宗教探索时期更妨碍了这方面的工作。不过，我的目的是揭示自由世界，而不是揭示第二性的理性和客体。后来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是对从巴曼尼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托马斯。 阿奎那、很多新的哲学学说直到索洛维约夫和他的世界统一学说的本体论传统的断裂。在某种意义上，这甚至是向印度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