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文集(１９７９-１９４)-第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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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讨论会中提到一个值得想一下的问题，就是研究历史和当前的关系。忠实于历史科学的人，都反对按照现实的某种需要来改造历史，也不认为现实的问题可以用历史的简单类比或推论就能解决。有些历史研究者纯粹由于历史兴趣而去进行某些研究工作，对此也不一定要予以反对。但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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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不能不承认，关心现实的问题，常常刺激我们对探讨过去的历史的强烈的兴趣，这种探讨能够帮助我们解决某些现实问题。为什么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人物会被一代代人反复研究呢？除了因为有新材料被发掘出来以外，我以为，是由于各个时代的人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看历史的缘故。重要的历史事件、人物都是很复杂的，研究者不可能巨细无遗地罗列一切事实，而总要有所取，有所舍。取什么，舍什么，往往和现实生活向研究者提出什么问题有关。所以，同样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这一代的研究者会提出前一代的研究者忽视了的问题，注意到前一代研究者所不重视的某一侧面或某些材料。有些偏见和误解之所以产生，是和研究者所处的社会条件的限制有关的，而在另一种社会条件下，研究者有可能纠正这些偏见和误解。
从认识中国现实国情的要求出发，我以为，研究者将无所顾虑地力求准确地研究我们的历史，而且能够提出新的问题，作出新的探索。——在孙中山的研究上也是这样。
第三，这次会议讨论的内容给我们以什么启发？
这次会议的讨论给了我们很多启发，使我们看到有些什么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也使我们看到在研究方法上有些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特别是在后一方面（即研究方法方面）
，我以为这次会议给我们的启发是很有意义的。
许多发言者提到这方面的意见，我没有能力把所有的意见都归纳起来，只试就个人的体会说一下。
孙中山是中国近代（现代）史上的民族英雄。作为一个被压迫民族中的民主主义革命家，他有国际意义。我们要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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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这位民族英雄，但不只是歌颂。如果只是歌颂，写几首颂诗就可以了。许多发言者说，孙中山不是神，而是人，是在思想和行动上都很复杂，而且不断发展的历史人物。他的复杂性和他的发展道路，都反映着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我们的科学研究，应该能反映出这一切。既然我们把他当做研究的对象，就要如实地分析他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取得他的成就，也要分析他的思想中的矛盾，他的思想和行动的矛盾，他的主观愿望和实际效果的矛盾，等等。如果说，因为怕损及民族英雄的地位，就不可以探讨某些问题，这样的禁区是没有的；由于某个“权威”发表过什么意见，因而不同的意见就不可以发表，这样的戒律是没有的。
有的发言者对于我们对历史人物的研究提出一个批评，说我们的研究常常只限于对人物的褒贬，这个缺点恐怕是有的。这可能同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有关。在传统史学中对人物的评论，往往只是说出他的功过、忠奸、好坏。我们对历史人物和他做的事情，常常给以起积极作用或消极作用这样的评价。这种评论是必要的，但有时并不能简单地划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种类型。而且作出这种评价，决不是研究工作的结束，甚至只是开始。对一个历史人物作出某种价值评论，远不是科学研究的目的。
我们从事孙中山的科学研究，不是当吹鼓手，不是当法官，也不是为他当参谋或为他当辩护士。例如，对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中让位给袁世凯，我们不是歌颂他的“谦让”的美德，也不是谴责他妥协的错误，不是以当时他的处境来为他辩护，同时也不是建议他应当如何进行斗争。这些都是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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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的。我们既然是作科学研究，就要冷静地分析当时国内外形势怎样迫使孙中山实行这种让步，这种形势是如何形成的，革命力量为什么不能抗拒这种形势，孙中山本人和当时其他人物如何看待这一让步，其实际后果如何，等等。
历史上的人物，总是抱着某种预期的目的来进行活动的。
但结果与预期目的不同，甚至相反的情形是常常发生的，最伟大的人物也有时难免发生这种情形。历史研究者就要认真分析为什么有些预期目的能够实现，有些预期目的不能够实现或者不能够完全实现。对于孙中山和其他历史人物，我们也必须如实地考察他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怎样想的，怎样做的，其后果如何，为什么他这样想，这样做，为什么后果与其预期的相近或者有所不同。
孙中山是代表着中国的一个历史时代的伟人。我们要从孙中山来看这个时代的中国，也从中国的这个时代来看孙中山。孙中山创立了辛亥革命时期最先进的思想，成为当时先进的革命运动的领袖。
他不是孤立于时代与社会之外的英雄。
他只能提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可能提出的最先进的思想。
他的思想和他所领导的运动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先进潮流，也不能不带有那个时代赋予的弱点。中国近代社会变化得很快。他的先进思想很快在实践中暴露了弱点。他领导的运动取得了成功，而又很快失败了。但他仍继续前进，进行新的探索。这是孙中山的伟大之处。这些，都需要我们作具体的分析。把孙中山和他的时代结合起来研究，有广阔的研究领域。我们的研究当然有助于我们认识那个时代的中国和它以后的发展，直到今日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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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学术讨论会有孙中山研究的专家参加，也有其他方面的专家参加。这也给我们以启发。孙中山的研究要由许多方面的专家，如经济史、政治史、文化思想史方面的专家，以至外国史方面的专家来参与，这样才能多方面地展示孙中山及其时代这个课题的丰富内容。同时，也可以通过孙中山的研究来加深对中国近代（现代）的社会政治历史的研究。
１９８５年８月原载《历史和现实》论文集，１９８８年３月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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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党史研究工作
一、党史工作者要注意学习中国近代史，学习理论。
党史和许多学科有联系。党史工作者不能不注意到和党史有关的各学科。
我们把党史和中国近代史看作两个不同的学科，但这两个学科是密切相关的。中国近代史是指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的中国历史。党史是从中国共产党成立，或者再上溯到五四运动，这六十多年的党的历史。党的成立和发展的历史，和这个时期整个中国的社会、政治的历史是不可分的。
有过这样的说法，党史主要是讲党内的路线斗争。这种说法不恰当。
并不是说党史不要去讨论党内的各次路线斗争、各种思想分歧，这是党史要研究的一个对象、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但我们不要把任何党内分歧都叫作“路线斗争”。各种分歧主要是指用不同的方法来进行党所从事的革命斗争，这里面有正确的，有错误的。
在研究这个如何革命的问题之前，还有个前提问题，就是为什么要革命？为什么要有个革命的党？
弄清这个前提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必须进行民主革命，以至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革命是怎么来的？党为什么必须存在，革命和建设为什么必须要有党的领导？这些问题不是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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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论党所能说清楚的，要说明这些问题就必须讲清中国革命的历史背景。
有些不懂得历史的青年说，国民党统治下发展了资本主义，而只要是发展资本主义，对中国就是起了进步作用。按照这种说法，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在１９２７年以后是在起着促进中国进步的作用。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为什么非要革命不可？为什么非要共产党领导民族民主革命不可？如果我们连这个问题都没有说清楚，而只是讲党内在那里争，革命是以城市为中心，还是以农村为中心，那又有什么意义？
当然，要说清楚中国革命必须从农村出发，以农村包围城市是唯一正确的路线，也必须把社会历史条件说清楚。国民党统治时是搞了一些工业，但是中国社会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它发展的是官僚资本主义，对民族资本的发展起了障碍的作用。
托派反对我们党进行革命。他们说国民党的统治代表资产阶级，应该让它发展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以前不要进行革命。究竟是托派取消革命对呢，还是我们党坚持革命对呢？这是必须弄清楚的。
从１９２１年到１９４９年是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要说明当时的革命任务为什么是反帝反封建，为什么要有一个无产阶级的党，就不能不把眼界放开到中国的近代历史，包括五四运动以前的历史。没有近代史为背景，党的存在和斗争就没有根据。只有从这个背景下面才能说清楚为什么必然会发生革命，为什么必须要有共产党的领导。有了这个前提，然后才有如何革命的问题。首先是必须要革命，然后才是谁来革命，由谁领导革命。要有共产党，然后才发生党如何进行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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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问题。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党领导了整个国家，党的历史和整个国家的历史就更加分不开。这些是说研究党史和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关系。党史不可能不和整个中国近代史密切联系，党史工作者必须注意中国近代史的全局。
我们的党史研究工作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行。党史工作者对于哲学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不但不应轻视，而且要充分地认真地去加以研究。近几年来，整个历史研究工作都有一点轻视理论的倾向。历史讲的是具体的事件、具体的问题，好像不需要进行抽象思维。但是，历史研究的任务不能只是把一件件事情记载下来，而要给以说明，说明各个事件的联系和它们的意义。
如果没有理论的指导，对具体的历史事件就说不清楚。
历史学不应当成为单纯的史料考据学。我们承认考据对于历史研究是一件重要的工作。
历史事实的真象是需要弄清楚的，不弄清楚就谈不上进行科学的研究。党史中确实有许多事情还没有弄清楚，人、事件、时间，只要是重要的，当然有必要考证清楚。但弄清事实只是历史研究的开始。历史研究工作者如果没有哲学的修养，没有经济学的修养，不学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就不能进行认真的科学的历史研究工作。
以上是说一个党史工作者要注意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要注重理论的研究。此外，作为党史工作者，还要学习各种各样的知识，要有很广的知识面。
二、党史工作者要关心现实，关心现实生活中的思想问题。
我们研究历史，并不是为过去而研究过去，研究过去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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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现在和将来。
因此不能眼光只看历史，也要看现实。
关心现实问题，关心现实的政治、经济，关心党和国家向前发展中的许多问题，对于一个党史工作者是必要的。对于已往的历史，为什么要特别注意研究某一个问题，特别注意总结某一方面的经验？这常常是为了现实和将来的某种需要。写历史好像是向后看，实际上还是要向前看。我们反对“文化大革命”中搞的所谓影射史学。牵强附会地以过去影射现实是错误的，但不能因此否定研究过去是为了现实。
为什么同样一段历史，一代代人要反复地进行研究呢？
如果原来所作的事实判断有错误或解释不准确，固然需要重新研究。但即使没有这种情形，也往往需要重新研究。这就因为每一个时期的人研究过去都和现实有联系。为了现实的需要，对过去被忽略的问题，对过去没有注意到的经验，要着重地研究。研究过去是为当前的现实服务的。当然，绝对不许可因现实的要求去改造历史。但在极其繁复的历史事实中着重研究什么，这是和当前的实际有关的。
党史工作者决不能眼睛只看到过去，而不关心党和国家现实发展的情况，不关心当前思想界的状况以及群众的思想状况。前面提出的问题，即革命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要有中国共产党，就不是抽象地提出来的。从当前现实生活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要求出发，说清楚这些问题是很有意义的。
我们还要看到，对党史中有些问题，或者和党史有关的一些问题，在思想界、文艺界中存在着混乱的看法。例如，在一篇新近发表的小说中，表现了否定全国大陆解放后镇压反革命的态度。
既然有这种看法，党史工作者就有义务说清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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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全国大陆解放后有镇压反革命的必要。人民群众当时对镇压反革命所采取的态度是和这篇小说中的反映完全不同的。这也就是说明了为什么必须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注意到这些，也许研究党史的兴趣就更浓了，针对性也更强了。
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中指出了目前党内存在的两种错误倾向。一种倾向是，“还没有从过去‘左’倾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歪曲四项基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