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文集(１９７９-１９４)-第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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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中指出了目前党内存在的两种错误倾向。一种倾向是，“还没有从过去‘左’倾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歪曲四项基本原则，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和基本政策持抵触态度”。另外一种倾向是，“经不起历史挫折的考验和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
，“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背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路线、方针和基本政策，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
克服这两种错误倾向主要是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通过说服教育。党史教育是一种很重要的方法。
三、当前思想学术界提出的一些问题。
目前，历史学界有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不够重视，甚至对此抱否定态度。比如，研究中国农民战争史，有人认为中国农民战争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个观点不对。他们认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是生产力，不是什么阶级斗争。他们说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而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破坏了这种社会环境，因此反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他们甚至说，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延续这么久，也是由于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否则中国早已发展到资本主义了。历史学界有不少同志不赞成和批评这种说法。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应该受到批评的。生产力的发展固然是社会发展的根源，但不能脱离生产关系来讲生产力。脱离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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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关系谈生产力的发展，就会看不出阶级社会的发展规律。
否定阶级斗争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就会把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对社会发展起着决定的作用这个基本观点否定掉了。这主要是讲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好像和党史研究的关系不大，但按照这个理论发展下来，很显然就要和党史发生关系了。
脱离生产关系讲生产力，人们就会提出一个问题来，共产党为什么要闹革命呀？革命不是和中国农民战争一样“破坏了和平安定的环境”
、“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吗？
从生产关系上说，那时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下，生产力不能向前发展，必须要革命。革命就是要破坏束缚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是解放社会生产力。我们要认真弄清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这个问题。
现在，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剥削阶级已经消灭，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不能再天天抓阶级斗争，现在有可能也必须保持和平安定的环境来进行建设。但是，就是现在我们也不能忘记，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十二大的报告指出，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处理当前我国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现象。有些人认为，现在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了，好像阶级分析方法过时了，研究历史也不必用阶级分析方法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和用阶级观点分析阶级对立社会的历史问题是两回事。在以阶级对立、阶级剥削为基础的社会中，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研究革命的历史，不用阶级分析方法是不行的。现在我们可以而且必须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来发展生产力，但不能把现在的说法搬到历史研究中去。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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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联系实际，而不过是影射史学的另一种形式的表现。说在封建帝王统治下，如果没有农民起义，就可以和平安定地发展生产力，哪有这样的事情！事实上，封建地主的残酷剥削，造成农民大量破产，流离失所，无法生存，揭竿而起，形成农民的斗争。说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如果共产党不领导农民起来革命，就能和平安定地发展生产力了，这可能吗？
事实上，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侵略掠夺，军阀割据，不断进行内战，根本不可能有和平安定的环境。只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才有可能和平安定地发展生产力，而为了保卫这种和平安定的环境，还需要进行各种必要的斗争。我们研究党史要捍卫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历史事实出发，不能搞想当然。
把阶级分析方法简单化、庸俗化的做法是不对的，是必须纠正的，但我们不能走到另一个极端去。我们要很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历史进行科学的分析。
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现在还有一种观点，说不应当受“两个过程论”的束缚。所谓“两个过程”就是指毛泽东所说的，“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
毛泽东指出这点是不是正确呢？
过去有些写中国近代史的书，只讲帝国主义怎样侵略中国，而看不到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只讲中国怎样可怜，怎样受欺负，而看不见中国人民的不断反抗。被称为“两个过程论”的这个论断，全面地揭示了中国近代史发展过程的本质。用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去看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历史，能说是错误吗？这个观点是不是可以成为我们观察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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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不是有助于我们去认识各种具体的历史现象？怎么能说“两个过程论”是束缚人的框框，把近代史研究给束缚住了呢？说要跳出这个框框，到底要跳到哪里去呢？有人给了一个含糊的答复，说近代中国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谋求社会进步，就必须向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以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况，实现中国的近代化。因此，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似乎就是向西方学习。
的确，向西方资产主义学习，这曾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志士仁人所致力的事情。但是，我们决不能脱离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变中国为半殖民地殖民地和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根本事实而来谈“向西方学习”
，并以此作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西方不少资产阶级学者就不承认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说西方文化到中国来影响了中国，帮助了中国进步。
他们用这样一个基本线索看中国近代历史，抹煞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意义。我们不能接受这种观点，因为这不符合历史事实。
帝国主义侵略的确起了刺激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
随之在近代中国也就产生了封建社会中所没有的新的阶级力量和新的革命斗争。但帝国主义侵略在中国的根本作用是变中国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是支持和维护中国的落后的反动统治、束缚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落后的社会制度。毛泽东１９４９年在评艾奇逊的白皮书中对此作过详尽的论述。
中国近代历史是很复杂的过程，如果把“两个过程”当作死板的公式，简单地套用到每一件具体事情上去，是不对的。但被人称为“两个过程论”的上述论点是指明了近代史发展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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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质的东西。如果我们不是把它看成死板的公式，而是把它当作研究近代历史的主要线索，这当然不妨碍我们在这个主要线索的指导下检阅和分析研究全部复杂的过程和各种复杂的问题（例如，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的过程中也有矛盾）。把“两个过程”看成是束缚研究者的头脑的东西，是没有理由的。
这里再讲一下“异化”与“人道主义”的问题。这几年来在不少杂志书刊上发表了讲这个问题的文章。有些文章的作者把抽象的人当作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主要是讲人性的异化和克服人性异化而恢复人的本性的问题，因而人道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也有劳动异化和其他各种异化。有的作者说，“解决社会主义的异化问题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不可回避的历史使命”。也有作者说，异化概念“能帮助我们有效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要用它来说明现实的历史、社会问题”。
还有人甚至说，“异化理论是全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和线索”。
这些说法都是很错误的。
当然我们不能把任何理论上的错误都说成是精神污染，但在“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的上述这些错误观点不是个别问题上的错误，而是追随当代西方资产阶级学术界的一种潮流，从根本上篡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并且用非科学的概念来评论社会主义，这只能导致怀疑和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结论。马克思是否讲过“异化”？是讲过的。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受黑格尔的影响，后来又受费尔巴哈的影响，思想经过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
１８４４年马克思２６岁时，写了一些关于经济学、哲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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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稿。在这些手稿中，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性，说资本主义剥削制度造成了劳动异化和其他各种异化，而共产主义就是要克服异化，因此他称共产主义就是自然主义、人道主义。
马克思在写这些手稿时还没有建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也还没有能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进行科学的分析。这时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还没有形成。
１８４４年以后，马克思主义逐渐形成。
１８４８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合作写《共产党宣言》时，他成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年轻的马克思从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发展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
１８４８年以后，马克思再不把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划等号，而是直接批评各种抽象的人的观点。他的许多著作中完全不使用异化概念，而只是在《资本论》里有几处用到异化的概念。
《资本论》里也只是用“劳动异化”
、“异化劳动”来描写一种现象，至于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劳动异化的现象，他是用剩余价值学说，用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来解释的。因此，认为马克思主义有个异化理论，有个和异化理论相联系着的人性、人道主义理论，并认为这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是毫无根据的。
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生前没有发表。他逝世后５０年，在１９３２年才有人们它整理出版。出版后的这部手稿立刻引起了西方资产阶级学术界很大兴趣。从３０年代，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一二十年内，研究这个手稿形成了一个热潮。他们说，从这部手稿中发现了一个“年青的马克思”
、“人道主义的马克思”
，这个马克思和“传统的马克思”完全不同，而且在思想的高度上大大胜过“传统的马克思”。他们说，真正的马克思其实不是“传统的马克思”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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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青的马克思”
，或者说，全部马克思的著作都必须用１８４４年手稿中的基本概念来解释。
美国的一个实用主义哲学家说，这是“马克思的第二次降生”。他说，现在马克思已不是以《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的作者，不是以革命家的姿态出现，“他穿着哲学家和道德家的外衣走出来，宣告关于超越阶级、政党或派别的狭隘界限的人类自由的消息”。
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学术界掀起这种热潮，这是可以理解的。第一，在思想上敌视马克思主义的人企图反对和推翻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阻挡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扩大，在这种企图不能奏效的情况下，改而采取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手法。
２６岁的马克思写的手稿被当成了一种武器，用以把马克思主义改造成为对资本主义无害的思想，并用以来攻击所谓“传统的马克思主义”
，攻击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制度。第二，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社会学界有不少人广泛地使用异化概念，以为可以用来分析当代社会生活，特别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遭遇，于是赋与异化概念以各种含义，例如“无能为力”
、“生活没有目的，没有意义”
、“行为没有共同的规范”等等。
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在实际生活和思想上苦闷彷徨，找不到出路的一种反映。
使用异化概念只是表现了这种现象，而并没有给这种现象以科学的说明。
我们不能跟着西方资产阶级学术界来说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
我们也可以研究马克思的１８４４年手稿，从这里看出马克思在形成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思想发展过程。有的同志把手稿中的话当作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语言来引用，只简单地注上“见马恩全集第四十二卷某页”
，这是吓唬人的、不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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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的做法。至于人道主义，我们是要讲的。我们讲革命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但人道主义不能成为我们的理论基础。我们不是从抽象的人的概念出发来建立我们的理论，不是从所谓克服异化、恢复人的本性的说法出发来讲人道主义。我们的人道主义不是个人主义，而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的本质就是个人主义。我国宪法关于全体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是人道主义的表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挥一切人的能力和才智，也是人道主义的表现。共产主义的理论是解放全人类，而这个理想是要通过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通过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来最后达到的。
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确还有旧社会的残余痕迹，有许多弊病，还不成熟，因此还要改革，还要发展。用异化论和抽象的人道主义观察社会主义，只能导致对社会主义的怀疑和否定，而无助于社会主义的健全和发展。
异化、人道主义这个问题和我们党史研究有什么关系呢？
好像这只是哲学界的问题，与党史没有多大关系。既然这是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