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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部分

胡绳文集(1979-194)-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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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化、人道主义这个问题和我们党史研究有什么关系呢?

    好像这只是哲学界的问题,与党史没有多大关系。既然这是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问题,党史工作者怎么能不关心呢?如果按照这个论点来认识马克思主义,党史就非重写不可。如果异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和线索,那就必须用异化论去解释党的历史,必须以抽象的人道主义来说明党的历史经验,必须以异化、抽象的人道主义来说明社会主义的发展。我们不能接受这种观点,而且必须通过党史的科学研究来证明用这种观点论述党和革命的历史经验是完全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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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年12月1983年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几次讲话的综合稿。原载《党史通讯》1984年第1期,1月2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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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党史学习中的几个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团结一致向前看”

    的要求。

    历史是讲过去的事情。我们研究党史好像是向后看,但我们不是为了过去而研究历史。

    我们研究过去常常是针对现实的,是根据现实需要研究过去。当然不可以为了现实的需要改造历史,历史是不能改造的。过去的事已经发生了,是怎样就怎样。但过去发生的事很多,究竟哪些是重要的,需要着重研究,这就要有选择。选择就要联系现实需要。

    现实中的许多问题与已往的历史有联系,需要从历史的角度来把握。

    历史经验可以有助于我们找到现实问题的答案。

    现实生活不断发展,提出许多新问题、新经验,使我们对过去发生的事看得更清楚了一点,需要重新认识或从更高的水平上去认识。有些过去感到不很重要,但在今天看来却比较重要的问题,需要再加以研究。党史研究要注意现实生活中提出的问题,包括实际问题、思想问题和理论问题。当前我们既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这是今天现实生活的基本问题。

    这些问题不是与党史无关的。

    党史研究如果只是看过去,无目的地考据某些历史事实,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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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当前的问题,党史研究就不会有生命力,写出来的书也不会使读者感兴趣。

    党史研究要注意社会效果。

    如果对某些历史细节的研究,在党史中没有根本性的意义,而在这些枝节上进行争论,只会对现实生活产生不利的影响,就不要在这些问题上纠缠不休。研究党史宜粗不宜细。党史上的事多得很,如果要将每一件小事、每一个细节都搞得清清楚楚,就会陷入无穷无尽的材料里,不能自拔。

    我们应选择那些在历史上本来就重要,对现实生活有意义,对振奋人们精神,提高人们思想境界和思想方法有好处的问题,抓紧进行研究。

    下面讲三个问题。

    一、在旧中国为什么要革命?为什么要有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这是个老问题,但老问题并不是不值得重新说清楚。过去我们讲党史,着重讲党内的路线斗争。党内路线斗争虽然也涉及要不要革命的问题,但主要是讲如何进行革命。因为是对认为必须革命是个不成问题的前提的人说的,所以讨论的问题集中在如何进行革命的问题上。但现在思想界和年轻人中有人提出,近代中国的问题主要是近代化(或现代化)

    的问题,而要近代化(或现代化)就要发展工业,振兴商业,发展教育,等等。有人甚至说,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要使新的生产关系发展,就需要有安定的社会环境和局面。农民战争造成混乱、动荡,使社会经济遭到破坏,因而不利于社会发展。提出这种看法,似乎忘记了封建的剥削制度迫使农民活不下去,因而才发生农民战争,这样一个在两千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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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复出现的事实。按这个说法推论下去,就是革命只起破坏作用,妨碍了社会发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不需要改变旧的社会制度,只要发展工商业,发展教育,旧中国就能变成新中国。

    旧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不可能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工商业、教育发展不起来,资本主义发展不起来。怎么办?只有推翻旧的社会制度,然后才谈得上真正的社会进步与发展,才有可能使落后的中国实现近代化、现代化。历史已经回答了这一问题。但现在既然有人提出了如上的看法,那就需要我们深入进行研究,举出大量材料从各方面加以说明。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从中国当时的社会状况出发,证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阻碍了中国的进步,因此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同时又指出,有些人对中国贫穷落后的现实不满,主张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他们的心虽然是好的,但是他们看不到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他们的主张是根本行不通的。

    我们同这种主张的论战进行了很长时期。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作了一个结论:“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

    许多好心的教育家、科学家和学生们,他们埋头于自己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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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学习,不问政治,自以为可以所学为国家服务,结果也化成了梦,一概幻灭了。

    这是好消息,这种幼稚的梦的幻灭,正是中国富强的起点。“

    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为了中国富强。但是,富强的第一步是通过革命推翻旧的社会制度。

    从实际出发,是我们学习、研究党史时要注意的一个基本方法。昨天的实际决定了昨天要做的事,今天的实际决定了今天要做的事。

    今天的实际是从昨天的实际变化而来的,但不能把二者混淆起来。

    经过在旧社会制度下长期的革命斗争,我国人民现在才有了安定团结的、独立自主的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局面。我们已经按照历史自身的逻辑走了一条正确的,但又是艰难的道路。回顾历史,我们更珍惜得来不易的今天的局面,要继承前人的革命精神,完成历史赋予这一代人的事业。

    现在还有一种说法,说要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作出新的评价。有人认为,我们很少从人类文明的角度去理解马克思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一种看法。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说过:“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马克思原文的意思是说,英国的侵略给印度带来了空前的灾难,旧的宗法制度的社会组织由此而崩溃、瓦解。印度失掉了它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它所遭到的灾难特别悲惨。

    马克思预言,亚洲一定要有一个“根本的革命”

    ,而英国不自觉地充当了“造成革命的工具”。如果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懂得帝国主义侵略所起的这种作用,是不符合事实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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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熟悉的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就有这样的论述:“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

    “这些情形,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

    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还指出:“这样,西方资产阶级就在东方造成了两类人,一类是少数人,这就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洋奴;一类是多数人,这就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从这些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所有这些,都是帝国主义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革命就是从这些人发生的。”

    毛泽东的这些话,是同马克思所说的精神完全一致的。

    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切尊重历史事实的人,都不因此而歌颂帝国主义侵略的“进步”意义。人们不能不看到,在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实行侵略扩张,奴役、洗劫以至消灭许多落后的部落、民族的事实;不能不看到,帝国主义在殖民地附属国内一方面摧毁其原有的宗法社会组织,一方面又为了便于实行统治而利用和维护前资本主义的种种社会关系;不能不看到,许多亚洲、非洲的民族和国家,虽然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沾染上资本主义的文明,但这种文明并不能造福于广大人民,而只是在少数殖民者居住的城市和地区中才可以看到这种文明,而整个民族处于极端贫穷落后的状况。

    帝国主义在殖民地世界中的确不自觉地充当了促成革命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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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但它同时又是自觉地阻滞殖民地的社会进步,扼杀殖民地解放斗争的刽子手。

    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过程中,中国资本主义开始发展起来,但侵略者又和中国封建势力紧密结合,成为后者的支持者。这种侵略固然对摧毁中国固有的封建社会秩序起了作用,但是并不能为中国建立一个新世界,而只是使中国陷入贫穷落后的深渊。中国的新世界只能由中国人民通过革命斗争来建立。

    无数历史事实表明,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是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如果认为,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国起了某种“进步”的作用,而且侵略得越多越好,甚至认为中国要不是变成半殖民地,而变成殖民地,中国就能更早更多地摆脱封建旧制度的羁绊,那是完全违反历史事实的假想。仅就经济来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是起了促进中国自然经济解体和商品经济发展的作用。但是在旧中国,自然经济并没有完全解体,商品经济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

    所以,到现在我们还要进一步发展商品经济。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旧中国的商品经济没有能充分发展起来呢?这并不是因为帝国主义略侵得还不够,而是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中国近代史上有许多知名爱国人士,在国外看到殖民地的状况时触目惊心,不能不对中国的现状和前途忧心忡忡。

    梁启超在1900年曾游历夏威夷群岛。

    他说,1788年英国殖民者始到此地,“至今百余年,白种势力逐渐扩张,近三十年来,法权、教权、财权尽归于美国之手,握其国之实权者皆白人也”。英人初到夏威夷时,当地土民有二十余万人,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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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1890年成了3436人,到梁启超去的前几年1896年成了31019人。他从统计表中看到,大约每六年就减去十分之一,因此惊叹道“依此比例,则百年以后,全岛中将无复一土人矣”。梁启超感慨地说,“自古之亡国,只国亡而已。今也不然,国亡而种即随之。殷鉴不远,即在夏威。咄彼白人,天之骄子。我东方国民岂不儆俱耶。”他也说道,这个岛上近几年来商务日盛,谋生容易,当地人自以为得意,但岂不知绝种的危险即在眼前。梁启超并不是主张革命的人,但他在当时绝不是个守旧派。他积极地向西方寻求真理,把西方的新文化介绍到中国来,但他不能不为中国有沦为殖民地的危险而大声疾呼。

    到1934年,又有一个爱国者邹韬奋也经过夏威夷。

    他说,当地现在共有人口38万余人,但“这群岛原来的主人公(即夏威夷土人)却占极少数,只有2230人,占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六不到!”

    从1896年的3100余人,又减到2万余人。

    韬奋根据两个美国人的著作说,土人死亡率高主要是由于花柳病的流行,而这种病是宣扬“文明”的西方人带去的。韬奋说“土人不胜梅毒和残酷榨取的蹂躏”

    ,所以在殖民统治的一百多年间几近于灭绝。这不能不使他无限感慨。

    这些爱国的先驱者为中国的命运而发出的警告,难道是多余的吗?也许有人说,把几万万中国人“灭种”

    ,是不可能的。这当然不大可能。但帝国主义像日本侵略时那样统治中国,中国绝大多数人都成为从事苦役、任人宰割的奴隶,哪里还谈得到什么文明和进步!

    因为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文化的统一的大国,人民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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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反抗外来侵略的传统,不断地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所以中国才没有完全沦为殖民地。

    在19世纪末年,帝国主义列强曾打算“瓜分”中国,但没有能实现。近代中国没有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这是中国的不幸。但是,如果中国被瓜分为一块块由帝国主义列强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斗争会比我们实际上所经历的要艰难百倍,这是显而易见的。

    帝国主义之所以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世界不自觉地充当了造成革命的工具,就因为它实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它使许多落后民族在濒于灭亡的恐惧之下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它在这些民族和国家造成了少数人的天堂和多数人的地狱的强烈对比。因此,在殖民地世界中不能不产生各种形式的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并且产生反抗帝国主义的新的社会力量。

    当然,能不能有效地进行反抗斗争,并且达到胜利,还要靠殖民地、半殖民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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