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文集(１９７９-１９４)-第7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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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昌起义失败后，朱德带领一支很小的游击部队，仍得到国民党第１６军军长范石生的帮助，这不单纯是出于个人友谊。

　　　　共产党人所提出的革命目标，他们在最困难的条件下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不但得到一般穷苦民众的拥护，也得到一些上层分子的同情。就是在３０年代初期党犯“左”倾错误，对中间派采取错误态度，不搞统一战线的时候，也有许多党外分子同情我们，帮助我们。比如宋庆龄是国民党左派，她一直是在最困难的条件下给共产党以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的。

　　　　再如蔡元培，虽然在２０年代一度参加反共，但３０年代有所转变，参加民权保障同盟，和宋庆龄合作。至于更多的民主人士，像陶行知、邹韬奋等等，本来是不主张革命的，但通过实际，渐渐地接近共产党并和共产党合作，成为共产主义者。有的北京教授一二九运动时还是反对共产党的，但以后在抗日战争中开始跟共产党做朋友。这些事实往往我们不去注意，不大重视。毛泽东早已指出革命的三大法宝，有一个法宝就是革命的统一战线。搞统一战线是有客观的社会基础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始终存在着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第三派系。不能简单地说当时只有两个对立面，一方是共产党代表的革命人民群众，另一方是反动势力。

　　　　事实上还有一个中间势力。

　　　　这个中间势力是不稳定的，常常分化，其中大部分在发展中逐渐靠拢到我们这方面来。要知道，在那时靠拢和接近共产党，不是什么有利可图的事情，还有被杀头的危险，事实上也确有被杀害的，如杨杏佛、李公朴、闻一多等等。

　　　　为什么那么多的社会的精英分子，在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同情共产党呢？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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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绳文集９６５

　　　　到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在力量上还处于劣势地位，前途怎么样也并不是那么明朗的，他们靠拢共产党，支持共产党，又为什么呢？这些历史事实是很有说服力的，应该是中国革命史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所以，党史工作者打开眼界，看得更广一点，是能更好地说明许多问题的。

　　　　二　新民主主义革命经验的总结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结束了，它成为早已过去的历史。

　　　　但我们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积累的经验，确实是很重要的财富，需要我们科学地研究总结，并且正确地运用这些经验。

　　　　例如，党必须动员群众，宣传群众，依靠群众，这在任何时候都是对的。但是，像革命战争时期那样地“大搞群众运动”

　　　　，却不一定适用于社会主义建设。

　　　　１９５８年搞大炼钢铁这类事情，是愚蠢的，那样运用过去的经验不行。

　　　　还有“以阶级斗争为纲”。

　　　　革命时期当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用毛泽东的话讲，不破不立。那时，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破坏一个旧世界，否则就不能建立新中国。但不能把这个经验也沿用下来，说我们要前进就要破，破字当头，立在其中。

　　　　“文化大革命”要求大乱中出大治，结果搞得天下大乱，人民遭殃。这就是完全错误地运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经验造成的恶果。当然，如果因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能再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根本否定民主革命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必要性，那是错误的；如果因为现在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就以为现在已不存在任何阶级斗争，那也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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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７５胡绳文集

　　　　还有些在过去看来是行不通的，但在今天则是必须去做的。

　　　　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批评改良主义，批评教育救国论、工业救国论，因为不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打倒，就谈不上发展教育，发展工业。但现在不同了，从一定意义上讲，教育救国、工业救国是对的。不发展工业，不发展教育，怎么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从民主革命时期确实留下了许多好的经验，应该保持住。

　　　　比如，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三大作风是绝对不能丢掉的。当然，三大作风今天也应有新的内容，适应新的情况。我们在革命中的崇高的社会责任感，艰苦奋斗的作风，团结互助的品德，自我牺牲的精神，这些都应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而绝不是像有人说的这些都过时了。

　　　　在纪念五四运动时，有人提出个性解放与集体主义的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个性解放，发展个性，公开地讲个人主义，提倡个人主义。对此我们应该历史地看。在那时提出个人主义和个性解放，是有积极意义的，它针对的是封建主义的束缚。封建的旧礼教，封建的家族制度，封建的社会关系，封建的各种思想观念，这些东西束缚着青年，青年要求解放。个性解放当时是从这一角度提出来的，因而有历史的积极的意义。毛泽东早在《论联合政府》中就讲过，要从民族压迫、封建压迫下发扬个性。

　　　　我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反对民族压迫、封建压迫，也就是把被这种压迫所束缚的个性解放出来。那时多少青年参加革命，多少知识青年涌向延安，他们多半是冲破了家庭和社会对个性的种种束缚。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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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绳文集１７５

　　　　民是最受封建主义束缚的，经济上受压迫，思想精神上受束缚。农民起来在共产党的先进思想领导下参加土地革命，这是千百万农民的个性解放。人民摆脱了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的束缚，起来革命，这都是个性解放。不过个性解放不是与个人主义，而是与集体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个性从旧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为的是去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创造新的世界靠个人力量不行，必须参加到集体中去才有力量。民主革命这方面的经验很有现实意义。我们现在搞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充分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提高全国人民的自信心，提高民族的自尊心。只有在全国人民共同积极参与的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才能够充分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所以，现代化建设事业是要发扬个性的，但不能提倡个人主义。如果每个人都随心所欲，人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我们中国又会成为一盘散沙，说不上什么现代化了。当然我们也要检查是否有强调集体主义以至于否定任何个性发扬的缺点。这方面的经验，也值得很好地总结。

　　　　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验是很丰富，很有价值的。深入地分析研究这些经验，很好地利用它，把好的东西保存下来，不再沿用那些过时的经验，这实在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三　建国后的中国历史的研究

　　　　４０年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４０年来的中共党史，应该成为我们研究的重点。这方面的研究很有意义，但我们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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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很不够。

　　　　４０年总的说来，最初的七八年是好的，１９５７年以后长期犯“左”的错误，虽然１９５７年以后的十年里，主要在１９６１年到１９６５年的调整时期，还是有很大成绩，但错误的积累和发展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大动乱、大破坏。

　　　　“文革”以后又经过两年的徘徊，近十年来的改革和建设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全盘否定４０年。

　　　　怎么能全盘否定呢？

　　　　至少恢复时期的三年，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５７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１９６１年到１９６５年的五年调整，１９７９年到现在的十年改革，总算起来有２３年是好的。

　　　　当然我们不能这样简单地看，一刀切，好像好的一切都好，坏的一切都坏。说有几段时间好，也不一定全好，如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５７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有些问题就值得重新研究。近十年来，我们说发展很快，并不是说没有缺点，没有失误，也有波动，有起伏。说有几段时间不好，也并不是一无是处。前后２０年“左”倾错误期间，国家的经济总的说还是发展的。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

　　　　，但那十年间也有不属于“文化大革命”的成就，科技方面的成就，外交方面的成就，这些都是大家看得到的。

　　　　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４０年来我们不但取得了许多成就，而且在错误和曲折中间我们得到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总结２０年的“左”倾错误，尤其是总结近十年的新经验，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虽然我们作过些总结，但还应该进行深入的研究。

　　　　我看有两个根本问题。一个是我们没有认识到从革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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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绳文集３７５

　　　　期到建设时期的转变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我们工作的总的指导思想随之也应该有一个根本的转变。毛泽东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就说，我们不但要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这就提出了一个新的任务，就是建设一个新世界。但是，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仍没有真正把工作重点放到建设上，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犯了“左”倾错误，特别是犯“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错误。再一个是我们没有充分认识中国的国情，并从中国国情出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现在我们肯定中国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初级阶段从１９５７年开始，但在当时以至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并没有认识到。相反地认为，好像因为经济文化落后，社会主义建设倒能进行得更快一点。这就完全脱离了实际。加上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话公式化、教条化，就形成对社会主义的种种错误观点。

　　　　我们转变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不能再破字当头，而要立字当头。这一点不但领导要认识清楚，而且群众也应认识清楚。固然改革也可以说是一种革命，但这是从变化的深刻性上来说的。改革确实不是过去意义上的革命，不是破坏一个旧世界。要知道，并不是一进入社会主义就是进入了“天堂”

　　　　，还有许多不完善的，甚至坏的东西，因此需要不断地自我完善，需要改革。新世界是要逐步建设起来的。我们的社会还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封建主义的东西，建设和改革中也出现了一些坏的现象，这些需要消除。

　　　　但不能破字当头，“文化大革命”就是个最好的教训。从这个意义上应该说，现在是“立”字当头。现在我国人民掌握了政权，一切问题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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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通过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通过健全民主和法制，通过逐步建立各种制度来解决。在建设的过程中把旧的东西、坏的东西铲除掉，逐步消除其影响。比如，带有封建色彩的人治怎么消除？

　　　　要立字当头，逐步建立法制，用法治来消除人治，而不是像“文化大革命”

　　　　那样横扫一切。

　　　　靠打是打不倒的。

　　　　我们需要改革、改进的东西很多，但我们只有在已有的基础上，逐步进行量的转变、部分质的转变。因此，可以说，我们的方法是改良的方法。

　　　　把过分集中的主要靠行政手段的计划经济，转变成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可以说是破坏一个，建立一个。

　　　　但为什么不把原来的计划经济一下都破坏掉，全部废除，然后再来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因为那样做就会天下大乱，中国就没有希望。因此我们只能承认在一个时期是双轨制，逐步过渡到建立起新的经济体制。这就是用改良的方法，而不是用革命的方法。

　　　　我简单说这些，无非是我赞成大家认真研究这４０年的经验。但首先要肯定４０年我们没有“虚度”

　　　　，要让青年们看到我们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就。当然我们承认我们的国家还很落后，但现在中国的总的经济实力比全国刚解放时增长了几十倍，这种发展速度是旧中国从未有过的。今天中国在世界上的国际地位，是旧中国根本无法相比的。

　　　　我们研究这４０年的历史，就是让人民、让全体青年珍惜这４０年的成就，同时也要总结和吸取犯错误的经验教训，包括“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使大家真正认识到，再不能破字当头，再不能自己搞乱自己，自己折磨自己了。时代发展了，历史条件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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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破坏旧世界所采取的有些手段，决不能再用来建设新中国。总结经验，接受教训，还要让大家认识到，在中国搞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是很艰难的事情。

　　　　我们这４０年，尤其是近十年的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要认识到实现现代化，我们还有很长路要走，还会遇到许多困难和曲折。

　　　　我赞成党史研究应该是科学的研究，不是简单化的宣传，但科学性与宣传教育并不矛盾。简单的口号式的宣传起不到思想教育的作用。应该认真进行科学的研究，而且使其有思想针对性。我想，党史研究工作可以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起重要作用。

　　　　１９８９年４月２７日在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１９８９年第５期，９月２５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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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７５胡绳文集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编写情况

　　　　我现在向大家作一个简单的汇报。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以编写党史为主要任务，１９８３、１９８４年已经开始进行这项工作。当时要写一部比较详细、比较完整的党史。可以说是难产。有了一个初稿后，这些年来反复进行讨论修改，向各方面征求意见，最后写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上卷，于１９１年７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上卷只包含新民主主义部分，有５６万字。按照这个篇幅，连同社会主义时期的下卷，将要有１２０万字以上，这显然难以作为一般党员干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