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文集(１９７９-１９４)-第7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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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历史》下卷的写作工作暂时推迟了。
１９０年５月开始，由党史研究室的同志们按照提纲写出《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各章的草稿，到今年１月已经有了全部的初稿。因为各章出自众手，在互相联系和行文的一致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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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还有许多要改进的地方；特别是建国以后的４２年，在如何安排材料，如何立论等方面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工。
这时候，除了党史研究室的同志以外，还请了中央宣传部的龚育之同志、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金冲及同志，以后又请了国务院研究室的王梦奎同志参加工作。逐章进行讨论，该修订的修订，该重写的重写。
这本书本来应该在“七一”出版，但是为了保证质量，没有赶时间。
实际上到７月底才有了全稿，以后又核对材料，８月底定稿出版，发行已是９月。
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很关心这本书。这本书能写成是和领导小组的指导和督促分不开的。胡乔木同志、薄一波同志、邓力群同志都看过部分稿子，提出了各种很好的修改意见。特别是胡乔木同志对社会主义部分提出了很多具体的修改意见（在本书出版后，他又看了他原来未看的部分）。
８月８日，杨尚昆同志主持的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开会，审议并批准这本书出版。胡乔木同志为这本书写了题记。
这本书现已出版，正如胡乔木同志所说，需要读者、教学者、研究者和熟悉各个时期党史情况的老同志们对本书多加指正，提出种种要求和建议。编著者这时候实在不需要再说什么话了。这里就内容简单说一下。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本书，以四十多万字写出党的７０年的历史，平均每年还不到一万字。从主观上说，是力求要做到条理清楚，文字精练，有历史感。它不是史论，所以要把历史的经过如实地、扼要地写出来，但又不是材料的堆积。它以我们党的两个历史决议为总的依据，但又不只是重复其言语，而要在组织材料和论述上有新意。
胡乔木同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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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既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本然，又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所以然。这话是对我们写作者的鼓励。我们也确实想做到这样，有些地方可能多少做到了，有些地方还不见得能真正做到。
这本书想写出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取得的伟大成就，而这些成就是经过艰难曲折的过程取得的。
党在中国人民中的领导地位，是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
历史决定了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起步，唯一的出路就是要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进入社会主义。中国革命的全部过程，一直到社会主义建设，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历史的选择，所以不论经过怎样的风风雨雨，它都能够在中国的大地上开辟前进的道路。这些是这本书的主题。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无人能否认的。其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由于党能够很好地解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能够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正确地解决了在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中的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等问题。但是，党在这些问题上曾经犯过错误，走过弯路。这些错误具体说起来，同党的某些领导人的错误认识有关，同第三国际的错误指导有关。
但总的说来，在中国这样一种复杂的社会历史情况下，党在从幼年到成熟的过程中，发生这样那样的错误是难以避免的。从这些错误中，可以看出中国革命问题的复杂性，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在遵义会议以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总结了这些经验，独立自主地走出了一条通向胜利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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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社会主义时期我们党也经历了许多曲折，甚至于犯过大的错误。这本书一方面要说明在曲折和犯错误的过程中，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仍然是在向前发展；另一方面又说明，在中国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找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些曲折和错误都是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发生的。当然，错误犯得或大或小有各种原因，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既要前无古人地探索自己的道路，错误和曲折就是难免的。这些错误和曲折也显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复杂性，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很好地接受了这些经验和教训，因此能在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后，从１９７８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在最近这十几年中间，我们党在社会主义事业中，在总体上胜利前进的过程中也还有一些小的曲折，本书也如实把这些曲折的情况写出来。
对社会主义时期的问题，这本书论述得对不对，是特别要请大家来评论的。积累社会主义时期资料的书不少，可用的资料也很多，但是恐怕可以说还缺少科学的历史研究。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本书作为简要的读本，当然还说不上是科学研究，只是尝试把这个时期的历史理出一个头绪来。
以１９５６年至１９６６年这一阶段为例。这本书里对于社会主义时期历史的分期，大体上按照《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以把１９５６年的八大到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
前夕作为一个阶段。这十年如同历史决议所说，是开始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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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在这十年期间，党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文革”以后这十几年来，我们赖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就是在那十年间建设起来的。对这些成绩当然应该给以充分的估计。但是，这十年里发生了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错误，出现了三年困难；还发生了错误的反右倾斗争，以及其他“左”的错误。很显然，“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是同这十年中的错误有联系的。究竟怎样看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６年这十年呢？这本书依据事实，说明了这十年中正确和错误交织，取得成绩中间又有许多曲折的经历，把这十年看成是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发展的十年。得出结论说，在这十年探索中间，党的指导思想有两个发展趋向。一个趋向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积累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而另一个趋向是错误的趋向，这就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这两种趋向虽然许多时候是相互渗透和交织的，但确实是存在着两种趋向。后一种趋向直接引导到“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而前一种即正确的趋向，也正是“文革”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的路线方针的先导。
从６０年代的情况来说，错误的趋向暂时压倒了正确的趋向；但是从历史全局来看，正确的趋向终于战胜了错误的趋向，在１９７８年以后得到了广泛的发展。
像这样的分析是不是正确，有待理论界来评论。也许至少这是提供了足以贯穿社会主义时期历史的一种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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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也如同民主革命的道路一样，必须由中国人自己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结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经过正确和错误的实践的考验，自己探索出来。
不但对这十年，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这本书也用这个主题贯穿起来。解放以后最初的七年，党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延伸下来，创造性地解决了一系列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复杂问题，接着就是上述曲折探索的十年，以后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文化大革命”也是在探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发生了严重偏差，走入歧途的结果。为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付出了许多代价，也取得了许多经验。真理夸大一步就成为谬误。我们也需要评论这种不适当的夸大，才能保护其中某些正确的东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走上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总结了以往的正面和反面经验的结果。以往这些正面和反面的经验对于今后也仍然是有益的。
关于这本书的内容我就简单地说这么一些。
最后我还要再说一下，编写者现在主要的任务就是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我们并不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本书作为简明的读本，已经是尽善尽美了。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也有许多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
像胡乔木同志所说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本书，在材料的取舍详略上可能有不当之处，知人论世也可能有不恰当的地方。不但如此，就是在文字上也还有不精确、不妥当的；事实材料虽然几经核对，也还可能有失误。我们准备按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的要求，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加以修订，在适当的时候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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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以便更好地完成它在９０年代作为一本好的党史读本的使命。当然也希望听到对《党史上卷》的各种批评意见。对《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社会主义部分大家提的意见，对我们以后写好《中国共产党历史》下卷一定会有很大的益处。
１９１年１０月８日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原载《中共党史研究》１９１年第６期，１１月２５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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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芝加哥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今天的会，我认为是开得很好的。美国亚洲研究协会组织了这次特别国际学术讨论会，既有不少中国的学者，又有许多美国的和其他国家的学者参加。这表明，研究中国近代现代的历史，固然首先是中国学者的职责，同时也引起了世界各国的中国学学者的注意。
对于辛亥革命，正如对其他许多重大的历史现象一样，人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引据各种不同的材料来进行研究，并且在总体或在某些细节上提出各种不同的看法。历史研究必须从事实出发，但是我们既不能只看到片段的事实材料就作出全面的结论，也不能满足于罗列一切个别的材料。如何从多方面的甚至内容互相矛盾的事实材料中，看出哪些是最重要的，最足以表明历史真象的事实材料，从而对历史作出正确的记载和说明，这是历史学家所要努力做的事。
正因此，对辛亥革命这样比较复杂的历史现象，持有不同看法的学者互相交流资料，交换意见，是十分有益的。在这次会议上，我们读到的论文中，既有相互接近的观点，又有可以互相补充的材料，也有见解不同而需要继续研究和讨论的问题，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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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的现象。
讲到辛亥革命，就不能不提到孙中山。他是辛亥革命的当之无愧的领导者，而且是为中国人民的事业奋斗到最后一息的伟大革命家。
从１９世纪末期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年，是中国发生剧烈的动荡和变化的３０年。
孙中山生活和战斗在这期间，他的思想不可能不具有复杂的内容，并且经历了改变和发展。如果只看到他一生的某一段落，他的思想的某一部分，是不足以说明他的全部思想的。例如的确如有的论文所指出，他发表过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话。他并不完全了解和完全同意马克思主义，但是他在晚年又愿意并实行了同主张马克思主义的个人和政党的合作。
对此就需要有全面的认识。
在这次会议上有些很使人感到兴趣的论文，例如提到美国的１９世纪末年所谓“进步主义”
和孙中山思想的关系的论文，提供了一些可供进一步思考的资料。亨利。乔治对孙中山的平均地权的思想显然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孙中山一生在土地问题上的主张则不能完全用这种影响来说明。
“耕者有其田”
的观点就是和亨利。乔治不相干的。如果就孙中山具有某些社会改良主义的观点这一方面说，他同亨利。乔治和其他美国的“进步主义者”有相同处，那么他们之间的不同处是更值得注意的。在美国的社会政治思想史中，亨利。乔治等人并不具有重要地位，而孙中山则是中国近代史中的伟大人物。
这就因为孙中山一生坚持革命，先是对清朝政府，然后是对袁世凯，对北洋军阀，同时又对站在这些本国的反动势力后面的帝国主义者。在考察孙中山一生的实践和思想时，据我看来，无论如何，不能忘记他是一个为了争取中国的独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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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和进步，跟着时代前进而进步的革命家。他的主导思想是符合于他所经历的各个时期的中国社会实际需要的革命思想。这种思想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人民所十分珍视的历史遗产。
本文是１９８２年４月２日在美国亚洲研究会第３４届年会时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７０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所作的总结发言。这次学术讨论会有台湾的学者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