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人格--伏尔泰-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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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人格——伏尔泰》
作者：肖雪慧【完结】
引子：走到尽头的专制制度
这头怪物身躯庞大，肥胖臃肿，张开百张血盆大口，狺狺而呔。——特列季阿科夫斯基
１６世纪末，从基督教世界的精神崩溃中兴起的君主政体已在全欧盛行并且趋向了专制。 其中，最彻底转向专制，又最鲜明、最集中地表现出这个制度特征的是法兰西君主国。法国在历史上没有英国那样的大宪章，也没有明确有效的议会统治的传统，这个国家的君主政体从一开始就没有确定而公认的公法和传统为治国依据。 依次更迭的每个君主基本上是按照自己的个性和气质在进行统治。１７世纪中叶开始掌权的路易十四才能出众、精力充沛、雄心勃勃而又禀性专横霸道。经由他的铁腕统治，法国确立起了君主的绝对权威，法兰西成为欧洲最大、最巩固的专制国家。路易十四在位７２年，亲政５５年，在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统治时期，法国专制制度向全欧展现出一派似乎如日中天的气势。 在路易十四时代，法国的生活方式、主要城镇结构和山河面貌都有很大变化，他支持大臣科尔贝尔进行了一场经济革命，增强了法国的国力，尽管以后又以充满野心的内外政策耗尽了国力。在统治风格上，他对内以“朕即国家”的霸气对待从平民到贵族的所有臣民，但又恩威并重、软硬兼施，把许多反抗遏制在未发之时；对外以战争为手段进行征服和兼并，试图称霸欧洲，最终实现重建神圣罗马帝国的野心，而他这种夸下海口的征服计划在以羞辱告终之前，确实拥有过一段使法国人迷醉使别国君主又恐惧又羡慕的赫赫武功，确实使法国一度取得了欧洲霸主的地位。 这种同时通过内外政策来显示的无限君权为欧洲所有国王树立了一个统治模式和追求目标。 各国君主不仅妒羡路易的权威，而且妒羡与法国宫廷有关的一切：象征着大君主气派、堂皇奢侈的凡尔赛宫，标志着王权尊荣和等级尊荣的繁琐、文雅而又装模作样的法国宫廷礼仪……全都成为各国宫廷竞相模仿的标准；法国的宫廷文学、上流社会的艺术趣味、精致奢糜的工艺品，甚至讲法语，都成了十七、十八世纪文明生活的标志，法国上层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情感在欧洲被仿效。
然而就在这强盛繁荣的表象之下正蕴酿着巨大的社会危机。 因为，上述令各国君主和贵族称羡的一切，无不是以全面的社会、政治、宗教迫害来支撑的；专制政体在光辉灿烂、令人炫目的文明外观下对人民露出的是一副可怖的狰狞面目。法国专制制度的造就者路易十四在建立绝对君权时采取了一个影响重大的手段：对贵族进行收买和驯服。 收买贵族的代价是财政支出陡增，连年不断的战争更是一个财政支出的巨大黑洞。 这两种巨大耗费造成全国沉重的赋税。 在急速增长的赋税面前，贵族和教士都享有各种免税权，这一来，捐税就以惊人的增长速度转嫁到平民头上，因而以惊人的速度到处散播着贫穷。 挣扎于横征暴敛下的法国下层人民生活十分悲惨。 而且，路易十四建立的专制是在无人提异议、不准人提异议的情况下进行的统治，由此形成的社会格局是：出钱的人没有发言权，从别人口袋里掏钱的人主宰一切。 这种状况对于负载着沉重捐税的平民纳税人又意味着政治、经济的双重压迫。专制统治与人的独立精神和远见卓识天然对立。 为了遏制这种足以对专制构成威胁的精神素质，路易十四在对大贵族进行收买的同时，对信仰、言论、出版自由实行全面压制。为了借助教会机构来控制人心，他不惜与君主的宿敌天主教会结盟，废除了由亨利第四颁布的宗教宽容法令，在全国重开对新教徒的战争，用火与剑把臣民的信仰统一于天主教之下。 在他的治下，还实行以“龙骑兵”迫害拒绝改宗的新教徒。 粗暴的士兵任意进驻新教徒家中，任意骚扰、污辱妇女。
一大批有才能的人不堪迫害而流亡国外，把他们的技艺和工业带到其他国家，例如英国的制丝业就是逃亡的法国新教徒建立起来的。与宗教迫害并行的是书刊检查制度和特务统治。 书刊检查的任务是禁止和销毁一切背离官方信仰、一切可能危及专制统治的作品，惩罚所有这些作品的作者和读者。 这种针对出版的迫害是专制国家特有的现象，但在法国，出版所受到的迫害比任何国家都严重。 巴黎的警察在搜索有独立思想的作品和作家上，活像百眼巨人，没有什么能从他们眼里漏掉；在对这些作品和作者进行惩罚上，他们又活像百手巨人，没有谁能逃脱他们无情摧残的魔爪。宗教暴政和书刊检查必须有告密制度相配合。 为了让这些专管人们信仰什么和怎样思想，专把持有异见的人和书扔进火堆的机构能够高效运行，就少不了一大批专事窃听、窥视和打秘密报告的政府专职特务和业余密告员。 这是人类能够发明得出来的最卑鄙最黑暗的制度，它调动起和鼓励了一些人身上潜在的恶，以一种无形的却又极其现实的暴虐力量不仅令人人自危，而且最有效地瓦解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值得一提的是，从路易十四起到１７８９年革命爆发前，每个国王甚至包括天性仁厚的路易十六都在这种由他们操纵、鼓励的密告制度中直接扮演了一个横暴角色：根据密告，用“密札”随意监禁和流放任何人。 这种监禁和流放还带来一个极具诱惑力的附带收入：用充公的办法去处置这些人的财产。这样，从国王到教会，从警察到遍布全国的专业或业余特务布成一张巨网，针对着人类最宝贵的素质，这些素质包括独立、远见、忠于信仰以及对事物进行审视、怀疑和判断的理性精神；他们联起手来，把社会上最有用的成员关进监狱、戴上脚镣，把民族最优秀的儿女送上火堆、吊上绞架。法兰西这个专制国家的样板向人们表明：专制制度无规可循，全凭君主反复无常的意志进行统治；除君主外，人人都是奴隶，人人都可以被宰割。 压制和迫害、吞噬和掠夺无处不在、无所不涉。 对于置身其中的人民来说，专制制度简直就是一头张着一百张血盆大口的吃人巨兽。然而，专制主义的极盛之时也就是它的衰败之始。 路易十四的战争外交政策把国家导向了破产，沉重赋税下蔓延的贫穷连年激起农民的起义和工人的抗议，到１８世纪，法国已有１５０万乞丐在全国乞讨，甚至当时的英国作家也震惊于法国下层阶级的悲惨生活，提请人们给予关注；严厉的思想钳制和残酷迫害则在贫困阶层之外也到处播种了仇恨……专制主义四面树敌。 在由它自己造就的敌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出现了一批思想家。 他们强烈地信仰理性和自由，他们反对专制，并非一定是自己深受其害，而主要是因为他们杰出的思考力使他们比其他人更清楚地看到了这个制度的恶，他们的理性精神使他们深入地透视到了恶之根源，他们对善恶的敏感和悲天悯人的博爱胸怀又使他们总是要不计成败得失地投入斗争。这是专制制度不可能收买不可能蒙骗的一批人，因而也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与专制不共戴天的敌手。 由于他们的存在和斗争，由于通过他们思想的传播和理性的启蒙释放出来的巨大社会能量，他们具有的精神力量令任何物质力量都黯然失色。整个１８世纪成为了他们的世纪，这个世纪根据他们精神特征和活动目标而恰如其分地被称为理性的时代或启蒙运动的时代。 在塑造了理性时代的这批人物眼中，最有代表性、最杰出的是堪称理性化身和启蒙运动泰斗的伏尔泰。他以笔为武器与一切形式的专制暴政卓有成效地战斗了六十余年，又以他和同伴们的探索为后世提供了一些人类社会赖以维系和健康发展的宝贵原则，这些原则经过两个世纪时间的洗礼已成为进步人类共同尊奉的公理。
伏尔泰：代表了整整一个时代的名字
十八世纪的人物眼含慧黠，他们是批评家，他们怀疑为当时人所肯定的一切原则；他们的眼睛在搜索着什么……——奥古斯特。 罗丹
伏尔泰是１８世纪的人。在这个以启蒙运动和人类理性的自我伸张为标志的世纪，伏尔泰以他的智慧探测了人类社会活动的几乎每个领域，以他的理性考问了历史和现实的几乎所有既定之规和既成体系，无论这规则和体系是社会制度的还是思想方面的。 现今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整个世界除少数地方外，伏尔泰和他的同伴们曾为之奋斗不已的人们运用自己理性的权利已是不言自明的天赋人权；人类理性不再是呻吟于各种偏见、迷信和专制制度层层重压下亟待解放的力量，人类精神早已走出了茫茫黑夜而被带到了开阔的思维空间。 在伏尔泰之后的这两个世纪中，精神挣脱枷锁的人类对自身的认识进展之快，以至于认识成果超过了以往所有世纪的总和。 人们先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充分领略了由伏尔泰他们释放出来的理性力量，继而，人们陶醉于理性的威力而视理性为万能，把一切都置于理性的尺度之下。但是，对理性的禁锢一旦破除，理性特有的审视事物的本性迟早要表现于反观理性自身，人类凭借理性而进行的精神探险迟早要以理性本身为探测对像。 实际上，在理性正领风骚的启蒙时代，康德就已开始了对理性的省察，发现了理性力量的限度。 在人类精神不断向内开掘中，非理性力量的意义也显示了出来。 从康德给理性划界，其间经尼采透视代表理性的阿波罗精神和代表非理性激情的狄奥尼索斯精神的关系，又经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打开一个汹涌着创造力和破坏力狂涛的无意识的“黑森林”，直至当代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们对人类生存处境荒诞性的揭示……这种前所未有的人类精神历险使人们由于理性力量的发现而产生的自信经历了一连串剧烈震荡。 不过短短两百多年，启蒙运动时期理性的辉煌似乎已成久远的过去。 这些年，在一批多而不少读了点尼采、海德格尔的新潮人物眼中，包括伏尔泰在内的１８世纪思想家以及他们代表的理性精神已经陈旧，尽管理性精神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中还根本没有得到伸张；伏尔泰们对理性、自由、人权的强烈信仰在如今一些自己的精神毫无根基却热衷于“解构”，自己没有什么信仰却热衷于“破执著”的人眼中似乎更是迂腐之至，尽管缺乏真实信仰早已酿成了精神危机和许多社会病。１８世纪的一切，似乎至多只值得观赏古玩般地去远距离审美。 以轻蔑和嘲笑来对待那个时代的人物及其精神、思想、观念似乎已成“深刻性”的标志，大学校园，文人沙龙中不少人很乐意表现这一点，倘若谁还对那个时代的人物和思想成就抱有兴趣和敬意，其精神距时潮之远，简直如同出土文物。然而，以伏尔泰为代表的１８世纪的精神真的就过时了吗？
的确，经过变化巨大的两百年，人类思想迅速发展了、更新了；人类对自身能力、本性和境况的认识较之１８世纪更深刻、更丰富了。 但是更确凿无疑的是，所有这一切进展都是理性的解放带来的，而且是凭借理性和理性精神的最高表现——探索真理的热情所取得的。没有理性，人类寸步难行；没有对真理的执著追求，人类精神只能要么停留在受迷信、偏见支配的蛮荒时代，要么只注重务实而使精神侏儒化。其实，就在被一些人划归为非理性主义者而加以崇拜的尼采、弗洛伊德以及雅斯贝斯、萨特、加谬等存在主义哲学家的所有著作中都充满了理性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求真意志。 如果我们只读出他们对理性的怀疑和质询，对偶像的破除或对某些被人们视为当然的信仰的动摇，却从他们的怀疑和质询中、从他们对非理性激情的发现及其对这种激情的意义的揭示中感受不到一种极其深邃的理性思考力和洞察力，从他们破除旧信仰、甚至不惜面对人自身的局限和阴暗、不怕直面生存境况的荒诞和悲凉也要坚决追求真实的行动中感受不到他们身上正延续着１８世纪人物那种对真理的热情和确立可靠信仰的执著，那真不比睁眼瞎强多少。人类思想和人类精神在其发展过程中，凡有价值的东西，什么也不会丢掉。理性作为人自身区别于动物的最高能力，信仰作为人性最特出的表现，更不会成为该抛弃的素质。 假如发现了新的就扔掉先前的，人不啻是掰包谷的猴子，既不会有文化的积累也不会有精神的发展；当人们看到现代思想的先驱者在精神探险中发现了非理性因素的意义，于是就要否定掉曾经需要以许多人鲜血为代价、需要一大批思想先驱不屈不挠的斗争才得以伸张的理性，人不啻是一群不断变换方式进行人性自我剥夺的愚蠢生物。 好在，虽然总是会有一些个体要陷入愚蠢，但整个人类不会陷入、至少不会长久陷入这种愚蠢。以伏尔泰为主要代表的１８世纪的思想和精神没有因时代变迁或思想文化的发展就丧失掉蓬勃生命力。 他们所提供的一切，２０世纪的人正在享用，而且２０世纪以后的人还将继续享用。 世界在这几个世纪能变得文明一些，有赖于他们清扫了野蛮和迷信，又发现和确立了自由、平等、博爱、宽容等原则；人类今天能更清醒更有效地认识自我、认识世界，则既有赖于他们对理性精神的解放又有赖于他们在对既有的一切作审视、怀疑和批判时取得的丰硕成果。 我们今天无论是借助于他们的成就向前发展，还是把他们的思想反过来作为检视对象，我们都站在已经由他们刷新了的人类精神的基础上。
为了清楚地认识思想的源流、认识人类理智如何拨开成见、偏执的迷雾而前进的，也为了让人类历经千辛万苦获得的精神成就得以在我们身上留存，人类的精神发展得以经由我们而延续，回过头去了解１８世纪，了解那个世纪最杰出的代表，这决不是多此一举。 尤其在我们这个几千年来多有对权术和机巧的鼓励却少有对理性精神的伸张，过于重实用和功利而倾向于把一切对信仰的求索都淹没于实利主义之中的文化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