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他的世纪-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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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对中央领导人的权威还有来自其它方面的挑战，包括党的江苏省委。在周恩来去北方期间，向忠发、李立三与江苏省委发生争执，向、李决定由中央兼江苏省委。周回到上海，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即表示不同意这个决定。他更知道如何对付那些不服从上级领导的人。他分头做工作使这些人回心转意后，撤销了李立三的决定。解决了江苏问题之后，周建立了干部培训学校。一班不超过　10　至　20　人，培训一、二个月。这些干部再由上海的中央派到各省去任教。周恩来说：“总的来说，党内马克思主义知识水平相当低。”在基层和新党员中文盲率高。怎么能教会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人复杂的理论呢？除了这个困难之外，在蒋介石统治的日子里，三人以上的聚会是被禁止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怎么能上课？

　　
这时，中共中央，也包括周恩来与毛泽东发生了冲突。中央和周为首的军事部坚持认为在农村不应有大根据地。这不仅因为大根据地会引起敌人注意，而且因为当时中央和周本人在总的观念上是认为以城市为中心才能长期存在。因此，根据地必须保持易于转移，规模小到不引起敌人的注意。六大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详细研究。毛泽东也许是党内唯一的一个不着眼于城市的人，他设计了一项基于中国现实的重大战略。群众不是那些为数不多的工人——在三亿五千多万人口中仅占不到三百万，而是占人口　85％的农民。建立农村根据地，努力把农民从地主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唯一道路。然而，在上海的知识分子却认为这种农村根据地有导致割据的危险，容易被敌人消灭，还会妨碍老百姓的利益。所以，1929　年　2　月，周代表中央起草了致毛等人的信，命令朱德和毛领导的军队应该“分散”成独立的分队以避免敌人目标的集中和便于给养和持久。并要毛和朱离开红军到中央工作。毛的习惯是对自己不喜欢的信件、指令和命令一概不作回答。“它们往往完全自相矛盾……一个指示叫我干这个，说这是最正确的政策，一个月之后下一个指示告诉我的内容恰恰相反……”
1928　年冬，井冈山根据地缺乏食品和供给，并遭到军阀的进攻。毛和朱德突围出来，经过几次战斗，他们在福建和江西两省交界处建立了根据地，后来它成为党的最重要的根据地。毛和朱德对周的“分散”命令置之不理。两个月后毛、朱德和陈毅又接到命令要他们派人来上海。毛傲慢地回信说，中央二月来信对形势的估计悲观，分散红军是不切实际的想法，表示不同意朱、毛离开队伍。周生了气，但没有发作。他坚持说第四军应有一名“靠得住的代表”来上海参加军事会议讨论问题。李立三对毛从来没有好感，他力求通过一项命令让毛和朱德降级。周劝说：”让我们先听听。”8　月，陈毅到达上海，周看到老朋友很高兴。他问：“你们根据地有没有足球场？”陈毅向周绘声绘色地介绍了根据地是如何管理的，周把这些情况编入了《军事通讯》创刊号，发给在其它根据地的红军单位（18）。编者按指出，这是很值得我们宝贵的一个报告……都是在中国“别开生面”的，在过去所没有看过听过的。要求“所有党支部和红军单位都应该学习。”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周承认二月给红四军的信中提出的红军应分散的观点“是有些毛病”。同时，他还领导解决了使毛泽东留在红四军领导岗位上的问题。陈毅准备回根据地的时候，周对他说：“请告诉泽东同志继续任职。”这时，他已经懂得新的战略。“必须先有农村红军，而后再夺取城市政权……。”

地下工作十分艰难。周恩来和邓颖超不断地换住处，改装束。“我们在一个地方居住的时间从未超过一个月。”（19）周是蒋的秘密警察通缉的首要人物。蒋的许多当过黄埔军校学员的军官对周的脸都十分熟悉。周有时留胡子，有时刮掉，加上山羊胡，改变眉毛形状、步态和嗓音。他曾短暂地受过演员（女角）的训练，这派上了用场。他只在凌晨　4　点半左右上街早上　7　点回来。他认识每一条称为“里弄”的小巷。他真是吉星高照。他去天津解决党内分歧时还拜访了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张没有告发周恩来。
周夫妇和伯父贻谦一起住了三星期。贻谦是周家唯一日子过得富裕的人，住在西摩路。他们过了几天悠闲的日子。周热衷于包汤圆，烧绍兴菜。贻谦的妻子对她的儿媳说：”他比你们女孩子还会烧菜。”他还参与了家事，试图让他的堂弟恩霔和妻子重归于好。因为恩霔过于喜爱某位戏剧名角，他的妻子十分气恼。周恩来建议她说：“你应该和丈夫一起去看戏。”“但是我讨厌那些表演。”周热爱戏剧，但因为怕被认出来，再不能去听场戏或看场话剧了。已故祖父周攀龙百年生日时，是周当的司仪，因为他是长孙。
贻谦伯父对他钟爱的侄子说：“你真应该有个好点的工作。”贻谦以为他在商界当职员。“你多才多艺。”恩来谦逊地微笑着说：“也许有一天情形会好一些。”
在邓颖超身上可以看到紧张生活造成的后果。焦虑，不断地搬家，“早上从不知道我们晚上能不能再见。”她的健康状况恶化了。在北京的时候，她就患了肺结核。这病似乎潜伏了一段时间，这时又来侵扰她了。她母亲住在法租界一幢安全的房子里，以她的名义登记，实际上房子是党使用的。人们认为她是位富裕的孀妇，通晓中医。她成了党的一名得力的交通员。蔡和森和蔡畅的不屈不挠的母亲以及其他一些上了年纪、看起来有身份的妇女也是这样。
宋庆龄也在上海，住在莫利哀路的一幢房子里（20）。秘密警察一直监视着这所房子，周从末去看过她。但是他与一些欧美人士以及象路易艾黎这样的同情者有联系。莫利哀路的房子是那些持自由派观点的中国和西方的知识分子的聚会场所。在这里肖伯纳会见了鲁迅，哈罗德艾萨克斯、文森特希恩和阿格尼丝史沫特莱，造访了著名的孙中山夫人，并且留下来品茶。这些来访的西方人中有几位成了党的支持者，因为他们看到周围的不公正现象，觉得应尽力去帮助持不同政见的声音。他们购买无线电台和设备，传递信息、信件，送交资金。我的一位比利时商人朋友　F达尔曼帮助党进行金银交易。他仍记得从事秘密交易的那些令人兴奋的日子。（21）

　　
1930　年，从不安分的李立三充满了立即采取行动的愿望，他宣布起义“高潮”开始了。那时，蒋介石正在奋力乎息冯玉祥等军阀盟友的叛乱。李立三说，在一省或几省建立共产党政权的时候来到了。作家夏衍当时积极参加了左翼作家组织的活动，他记得李立三在上海马路上组织“飞行集会”的情景。在反应淡漠的市民中一小群人呼着口号游行，当然这只能导致更多的屠杀。李立三还命令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去夺取湖南省省会长沙。毛抗议、争辩，但无济于事。他必须服从，这次军事行动当然也失败了。李立三没有就此罢休，几周后又拟出一个夺取武汉的计划。他引了一行古诗“饮马长江。”周恩来那时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自六大以来的工作。从信中得知李立三的计划，明确表示了反对意见。于是，李立三又想出另一项重大计划。至少要拿下蒋介石的首都南京。周在莫斯科对俄国人说：“李立三一定是疯了。”
周到莫斯科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是解决共产国际远东局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争论等问题。斯大林不喜欢中国人处理事务的方式。然而，最重要的是，苏联和中国共有的中国满洲铁路遭到袭击，这使他感到忧虑。这一年，日本对满洲的野心已公开化，导致了对铁路的袭击。苏联总是害怕腹背受敌，感到既受到西方列强的威胁，又受到日本的威胁。他们害怕日本长驱直入西怕利亚。而蒋介石与日本关系亲密，并且他完全拒绝采取任何行动来制止日本侵犯。这使斯大林决定利用中国共产党这支力量来防止苏联在远东的利益遭到打击。
中国共产党北方局是由身材瘦长、精明能干、大鼻子的刘少奇领导的，他负责组织满洲铁路工人罢工，并制订了一旦日本大举进攻时的应急计划。斯大林命令共产国际将中国共产党置于俄国人的完全控制之下。那时候周在莫斯科，受到良好的接待，但是虽然他同李立三观点相悖，却还为他说话，这样俄国人就不可能挑选他为他们理想的代言人。而在莫斯科接受训练的一批青年学生当时正准备回中国。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决定让这批人回去掌仪，接管中国共产党。
周恩来为李立三说情。“也许立三同志的确有左倾偏差，”但周不想推fan他，主张给他认识错误的机会。周说，进行批评时必须讲究方法、要客观，“而且不掺杂个人恩怨……。我也犯过很多错误。”他这样做颇为仗义，因为很少有“同志”能为自己的同事出头讲话的。“我们必须接受共产国际的批评……立三同志在意识形态的解释方面应该负更多的责任，但是仅仅重复共产国际的路线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周凭借他的机敏、知识和勇气去斗争。他赞扬毛在新开辟的根据地实行的“富农”政策。“假如我们对富农不好，中农就会更加动摇。当前，我们不能疏远中农。”但是他的这番说理并未使他同共产国际训练出来的那些雄心勃勃的年青人建立亲密关系。“周是个妥协分子。”斯大林正在苏联消灭富农，他对富农的捉法更被认为是挑衅性的。　

周回到上海后在六届三中全会上做了一个重要报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决议。这是篇杰作，被西方汉学家们称为少山报告（22）。少山是他在上海时用的一个假名。报告令人信服地分析了中国革命。指出“中国党的目前任务是在夺取广大群众，集中革命力量，组织革命的战争，积极准备武装暴动，去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
瞿秋白同周一道回到中国。他已在莫斯科苦干二年，编篡词典。共产国际已经认定周不是它的人。10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收到共产国际一封信，揭露李立三反对共产国际及其正确的政策，指责李犯了路线错误，这一罪名不轻。而周则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显然，这是由莫斯科培训出来的那群年青人促成的。他们这时已回到中国，正在对党的领导提出批评。12　月中旬，共产国际代表巴威尔米夫抵沪。此人举止粗鲁，他坚持要开六届四中全会，还要坐在主持人的位子上。1931　年　1　月的一个严寒的冬日，在没有生火的房间里，开会的人踡缩在自己的大衣里，吹着冻僵了的手指。周突出地坐在李立三的拥护者和那些受共产国际宠爱的人中间。会上双方明争暗斗，然而这批新人占了上风，强行通过了米夫起草的一项反对李立三的决议，指责李犯了“用‘左’倾词句掩盖着实际上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周也因替他说话而受到指责。周还在会上印发了在三中全会上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表示欢迎批评他的错误。李立三的一些从前的支持者见风使舵，明显地表现出对新领导班子的顺从。其中就有康生，这个戴眼镜、一口坏牙的人在上海曾装扮成电车售票员逃过了大屠杀。
曾有一种说法。称一批在莫斯科留学的年轻人为“28　个半”（23），因为有一个很快离开了。共产国际则把他们称为“国际路线派”。他们中为首的是王明。1931　年他刚　27　岁。他的副手是　24　岁的博古。（24）他们的言行都是以“国际团结”为转移的，也就意味着莫斯科让他们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时的中国党必须“彻底布尔什维克化”，各级都要进行改组。接睡而来的是大规模清洗，党员干部被降级、调离或恣意处死。还任命了政委，让他们带领工作队到各个党支部和小的军事根据地去推行“布尔什维克化”，清除象李立三那样的“右倾分子”。特科真正的权力这时落到了康生手中。这时康生已经站到“28　个半布尔什维克”一边了。他引以为荣的是共产国际的一份出版物同期登载了他的文章和王明的文章。两人文章的同时出现确保康生在特科中强有力的地位。
“这些小子算老几？我们为革命打仗的时候，他们还在吃奶呢……。”党内的不满情绪是显而易见的，一个反对　28　人的派系形成了。这个派系全部36　名成员都被出卖给了国民党，其中　23　人被处决。是谁这么能告密？“康生”，胆战心惊的党员们悄声议论。
后来，毛泽东把巴威尔米夫的这次行动称为“伏击”，他还一直把这个政治局称为“临时”政治局。周恩来自愿要求去毛泽东的根据地，但那年春天没有准许他去。他几乎丢失了在军委和政治局的位子，然而由于有　18人不同意，而只有六个投票要解除他的职务，这样，他的地位保住了。“压根儿不能讨论问题……所有重要问题都由巴威尔米夫来拍板。”据说，周对聂荣臻说：“相忍为党。”但是后来他说：“那些是灾难性的年月，好同志成了无谓的牺牲品。”


早在　1927　年，一位英俊的年青人顾顺章加入了党。在上海大屠杀时期，他曾努力工作，表现英勇，当上了政治局委员。与贺龙、朱德等人一样，顾顺章也曾是秘密帮会的成员，不是哥老会，而是上海的红帮。顾多才多艺，会唱歌，变戏法，能赤手空拳杀人而在死者身上不留任何伤痕。据说，这时他心灰意冷，对党内的变化不满。正是　28　人的到来促使他决定脱党。
新领导班子向各个党支部、根据地派出了政委，任务是清除“地方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一向受共产国际看重的张国焘被派到已建立的主要根据地之一，人称鄂豫皖根据地（25）。该根据地横跨湖北、河南和安徽三省。顾顺章奉命为张的旅途安全做安排。他完成任务后回程中，化装成玩杂耍艺人经过武汉时被国民党警察逮捕。他立刻表示要把知道的一切都讲出来，但是只对南京的一位高级人士讲。那是个星期五的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