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他的世纪-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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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指示，没有同他李德商量，也没征得他的同意。但是没有人答理他。代号“九十九”的报务员用他的电台根本不可能收到莫斯科的任何信号，那怕是微弱的信号，“因为有群山阻挡”。他和他的大约 15 名电台报务人员跑遍了遵义城寻找导线、电池和其他有助于修理电台的东西。
会议在二楼的房间里举行，会议开始还由博古主持，他首先发言。他硬说在瑞金实行的战略是正确的，因为打了许多胜仗，后来红军陷入难以克服的困境，所以不得不撤出苏区。然而，我们必须从国际环境着眼去考虑问题。“我们长期牵制住蒋介石的大批军队。从局部的观点看问题是错误的。”
继博古发言的是周恩来。他站起身来时，会场出现了小小的骚动。他的话，他的态度将是决定性的。他是不是同博古站在一边？他会不会替王明辩解？
周开始讲话，要主动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并为此承担责任，这是一个共产党人应取的态度。他说自己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犯有错误。特别是在瑞金被围困的最后几个月中，他同意过以堡垒对堡垒的作战计划。
周没有责怪任何人，没有指名道姓，也没有朝李德那边看。“我对这些错误负有责任。”他说完就坐下来。与会者之中掠过一阵轻微的赞叹和共鸣的声响。真是一个好样的人。他没有把失败的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他几乎是请大家严厉批评他一个人。
稍后，毛泽东发言。
毛泽东讲了一个多小时。他言辞尖刻，冷嘲热讽，不留情面，语汇通俗生动。他批驳了博古的论点，点名批评了李德。他谴责了在瑞金推行的扩兵的方针，把所有 18 岁到 40 岁的男人都拉进了红军。结果农业受损，粮食匾乏，最后不得不撤退。在军事指挥上是完全错误的。军队被迫长征时，没有考虑到他们的安全，军需供应毫无计划。在采取军事行动之前，没有认真地去实地侦察过地形。部队损失惨重。不仅在军事策略上出现一系列错误，而且政治思想工作也被忽视，结果部队士气低落，而士气和觉悟对红军恰恰是生死攸关的。轻率地招募大批没有经过训练的新兵，然后又让这些新兵汇入匆忙而无计划的撤退之中，这是非常愚蠢的……李德听了伍修权的翻译，越来越感到气愤和心烦意乱，特别是看到在场的指挥员们赞同毛的观点后更是如此。接着，毛泽东又谈到 1933 年没有与蔡廷锴的十九路军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我们没有利用这一点，rao过封锁线，从敌人背后打击敌人。”毛、周恩来以及其他一些同志都主张与蔡廷锴联合，但是遭到拒绝。李德试图辩解，提出应从“国际的角度”来看问题，但周恩来没有让他讲下去，“我们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必须解决我们眼前的问题……。”
毛泽东着重批评的另一个重大错误是：”轻率地从根据地”大搬家’，仓仓促促，考虑不周，携带成吨重的重型装备，战士们变成了一队一队的搬运工，他们必须先放下肩上的笨重东西，才能开枪射击。我们保卫了什么？缝纫机，印刷机……人们为保卫这些东西而牺牲了生命。”
这是对所有领导人的激烈攻击，其中包括周恩来。毛泽东在结束讲话时，直接面对李德用讥讽的口吻说，“李德同志，你的论点使人想起了‘削足适履’这个成语。”被激怒的李德向刘怕承寻求同情，“你在苏联学习过，你也是赞成建立一支正规军的。”刘伯承回答说：“同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会议一夜一夜地开下去，指挥员和政委们一个接着一个地站起来支持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周恩来又讲了话，他说他必须承担“主要责任”，军事计划压根就是错误的。“毛泽东同志一再指出我们的错误，”但是他的意见没有受到重视。“共产党人绝不应回避责任，也不应委过于人。”他说，现在应当撤销他的红军政委的职务，撤销他的指挥权和军事委员会委员。“毛泽东同志是军事方面领导我们最合格的领导人，现在他就应当担此重任。”
不仅红军，还有党都应当置于统一权威的领导之下。这是在面临严竣形势下确保军队和党的生存所必需的。
对周恩来的讲话反应十分强烈。“每个人都受到感动……，每个人的心头都点燃了巨大的希望之火——周恩来是这样一个人，除了党，他从不为自己争什么。”但是周思来这样做，却使自己完全置于毛泽东的支配之下，即使有人想要使他免受批判也是不可能的了。但是，他所表现出的完全放弃权力，没有个人的恩怨和野心以及不为自己开脱过失，顿使出席会议的人心胸开阔，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不再互相挑剔和指责，每个人都意识到自身的价值以及献身的意义。
伍修权在 1984 年对我说，“如果说周恩来有缺点的话，那就是他过于拘泥党的规章和纪律了，但他严于律己。1928 年他把党从濒危的边缘挽救出来。他知道产生宗派是多么容易，争吵和野心是多么容易导致小集团的形成。因此他努力维护党的团结。对于多数人所作出的决定他要等很长的时间才提出不同意见，也许有时等的时间太长了。”
遵义会议通过的决议②包含了毛泽东针对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的许多批评，但是没有指名，或用假名代替。三人团被解散了，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被推选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和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朱德和周恩来指挥军事，在军事指挥上周是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是一个分水岭，是一个大的分界线。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和红军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它也是周恩来和毛泽东之间紧密结合的开端，这种结合终生未变。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结盟，因为它是由一些相反相成的因素构成的：一致与不和，忠诚与怨恨。这两位伟人感到彼此之间有一种互相吸引的魅力，因为他们在性格上、思想上和体魄上都完全不同。只有了解中国历史传统的人，才有可能理解这种结合。每一个朝代的开国皇帝之所以能执掌政权，一统天下，都是因为有一个坚毅不拔、足智多谋和忠心耿耿的宰相。在中国，伟大的人物不仅表现在他个人的业绩上，而且还与他独具慧眼发现别人的聪明才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周恩来发现了毛泽东。他发现了一个高瞻远瞩的天才，在这个天才的身上，他倾注了自己对中国深挚的感情。这种结合的悲剧发生在以后，很久很久以后。当毛泽东身边所有那些权欲薰心的人背叛了他时，他似乎对唯一没有背叛他的周恩来心存疑虑。但是周恩来绝不会攫取他的权力，因为周恩来不需要用权力炫耀自己。罗伯特弗罗斯特在诗中写道：“海岸对海洋的忠诚超越一切。”对毛泽东这个海洋来说，周恩来便是海岸，它不断阻挡住排山倒海的巨浪，然而又一刻也离不开汹涌澎湃的海洋。一位中国学者另有自己的见解：“周恩来知道毛泽东是一只老虎，但他认为自己可以驾驭它。”
最初是一场无计划的仓促大撤退，面临着内部分裂和外部围歼的威胁，后来成为史诗般的壮丽长征。人们的记忆总有些自欺欺人，他们总是愿意记住光荣和胜利，而不愿记住为此而付出的代价。但这并不会抹煞这一功勋卓著的辉煌业绩。
部队充分利用驻扎在遵义的时间休息，补充给养和整编营连战斗单位。三个月前突围时将近 9 万人，现在已大大减员了，还需尽量扩军。当时在遵义的罗马天主教堂举行了一次集会，通过政委们向全军宣布红军继续北上的计划，因为不能在遵义久留。蒋介石正在向贵州省进逼。新班子的成员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先后讲了话。他们面带微笑，显示出沉着、信心和友谊。他们团结一致，将要挥师北上，到那里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但是，现在改变了战略战术，不再打阵地战，而是在运动战中寻找敌人的薄弱环节，牵着蒋介石的牛鼻子让他追击一个来无踪去无影的敌人。毛泽东援引《孙子兵法》说：“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之所备者多。”所有到会的人都发出了赞叹的笑声。又恢复了他们所熟悉的东西，不再有李德发布的那种带洋昧的莫名其妙的命令。
“九十九”终于同张国焘联系上了，把遵义会议的情况以及将前往他所在的川陕根据地的计划通知了张国焘。首脑变了，身躯也要随之改变。印刷机，胜家牌缝纫机（除留两台外）、甚至连傅连障所珍惜的调光机都留下了。部队轻装前进，行军速度加快。
周恩来负责后勤，战斗的具体准备工作以及照料人员和武器。每天夜里，他、毛泽东和张闻天都要碰头商量问题，阅读电文，决定下一步的行动。蒋介石发觉红军北上的意图，便调集大批军队堵截。毛泽东决定“声东击西”，部队不再向北前进，而不断改变行军方向，令人捉摸不定，时而前进，时而后退，四渡赤水，佯攻贵阳，继而南下进逼云南省，似乎要进攻省会昆明，又突然折回，远离昆明。蒋介石看到红军古怪的行军路线，幸灾乐祸他说：“赤匪残部正在垂死挣扎。”作为前卫部队的红一军团受的损失最大。司令员林彪在四渡赤水，渡过金沙江后在会理休整时，大发脾气，称毛泽东的命令是瞎指挥，要求性格直率的彭德怀（又名石穿）与他一起提出抗议。他认为，行军速度太快，战士们要被拖垮，整个行动都是毫无意义的。周恩来对毛泽东设想的佯攻和突击都进行了仔细的研究，他严厉训斥林彪说，“每次都是我们更多地使敌人疲劳，而绝不是使我们自己疲劳。”“周恩来每收到电报，都在叶剑英的帮助下亲自翻译电文。不是十分必要，他从不叫醒毛泽东，他总是嘱咐：“让主席休息吧。”当时毛泽东的威望还没有完全树立起来。以彭德怀——倔强的石穿——为首的指挥员们集体决定要去攻打几股地方军阀组成的军队。毛泽东反对这个计划，他转向周恩来说，“恩来同志，你去和他们谈谈，他们听你的话。”于是，周恩来就花费几个小时的时间去劝阻彭德怀。毛泽东已经形成了习惯，让周恩来去作说服工作。毛泽东面前摊开地图，把自己的设想、计划写出来，然后周恩来参与讨论，充实完善，有时再加进重要的内容。最后周恩来总是确切地理解了这件事应当如何去执行。
蒋介石封锁了红军企图越过长江以及长江支流的一切去路。毛泽东聚精会神地研究了地图之后，决定向西去，似乎要撤往西藏。朝西去，军队离开了应走的大路。朝西去，是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但那里有伟大长江的支流著名的金沙江，这儿没有军队堵截红军。红军用了九天时间渡过了金沙江，到达了川西地区一处仙境般的地方，这儿到处是杜鹃花和夹竹桃。当地的居民，戴着 20 串银项链、穿着绣花衣裳的苗族姑娘携带一篮篮的杏子和樱桃欢迎红军战士。
现在红军终于摆脱了围追堵截的蒋介石的军队，又可以继续北上了。但并不是所有的地区对他们都那么友好。他们再往前去，到了彝族地区。彝族人认为他们自己是天之骄子，他们身着黑色斗篷，头缠黑布并卷出一只角。他们凶猛地袭击来者。周恩来命令指挥员：“不准还击。”刘伯承年轻时曾与彝族贵族有过一些交往，周恩来派刘去进行和平谈判。刘伯承与彝族首领饮紫红色和金黄色的公鸡血为盟，结为兄弟，保证了红军安全通过彝族地区。
在这一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艰苦卓绝的大迁移中，有成百个插曲。周恩来亲自指挥一次进攻，在激战中他奋力冲在前头。一次与敌人遭遇，他下令把 1931 年在瑞金缴获的两门老山炮沉入河底。在听到的有关他个人的故事中，把他说得完美无暇，令人难以置信。比如，他拒绝吃一个梨子，因为这个梨无法付钱，谁也不知道梨树的主人是谁。战士们靠双脚走向胜利，战士们的脚板便成了周恩来操心的事，它们必须得到关照。他在行进的队列旁来回走着，查看战士的双脚。他留着一把大胡子，头发也很长，因此得了一个绰号，叫“大胡子”。
又要过河了，这次是汹涌奔腾的大渡河，一条充满传奇色彩的不祥的河流。深藏在农民士兵记忆中的是：大渡河是最后一批奋不顾身的太平天国起义者战死的地方，这里有他们哭泣着的鬼魂。曾经在 19 世纪震撼了帝王统治的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起义，至今仍鲜明地浮现在红军官兵的脑海里。周恩来沿着令人望而生畏的河边走着，大雨倾盆而下，河面上浊浪翻滚，其势有如骏马奔驰，似乎有千万个被河水吞噬了的不肯安分的幽灵在呼喊狂叫。整条河上只有一座桥，一座铁索构成的桥，原来上面铺着窄条木板，每次只能容一人通过，现在木板已被撤掉，而对岸国民党的守卫部队正在等待着红军。
朱德试图鼓舞战士们的士气，“什么魔鬼我都不怕！”但光这样说是不够的。在临时搭起来的小篷里，周恩来、毛泽东和朱德挤坐在一起，用了几个小时研究计划。一小队红军战士离开驻地沿河岸向上游进发，上游还有一个渡口，没有桥，但有一种用牦牛皮、羊皮缝在柳条上的筏子，就象现在中国西部边远地区仍然使用的皮笺子。17 名红军战士趁黑夜用这些筏子过河，绕到守卫部队的背后向他们发起攻击。攻击的时间和夺取沪定桥相配合。在沪定桥，22 名勇士冒着对岸敌人射来的枪弹，在悬空的铁索上向敌人冲击，为后续部队开路。在乘皮筏绕到守敌背后的战友配合下，打败了对岸守军。
周恩来亲自搬板修桥，他对战士们说，“过桥时，不要向下看，眼睛要看着对岸。”他是第一批过桥中的一个。战士们一个一个地过了桥，用去了七天的时间。
6 月中旬，雪山出现在红军将士面前，群峰兀立，隘口海拔 15000 英尺。那里空气稀薄，冰冷的夜晚没有房屋可以避寒。许多战士因饥饿劳累而昏倒，有些人因心力衰竭而死亡。有一位妇女所生的婴儿，从驴背上的驮筐中摔进了积雪的山涧，没有人能爬下去把婴儿救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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