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他的世纪-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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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把蒋介石拉进了抗日的联盟中来。但要使蒋介石接受毛泽东所坚持的条件绝非易事，即不放弃对红军和解放区的控制，控制权仍掌握在共产党人自己手中。毛坚持政治和军事的协定并不意味着……和其他政权或军队合二为一……虽然是在一个国防政府的统一指挥下……红军的独立性，根据地的组织和领导不能取消……国民党的长官不能干涉红军或根据地的管理……
日本在 8 月进攻上海。周恩来穿梭于延安和南京之间、穿梭于毛和蒋之间。就在那年 8 月在洛川举行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军委会议。洛川位于两安和延安之间。周给会议带去了蒋介石提出的一揽子计划。这时山西省省会太原已处于日军的威胁之中，蒋想让红军去打仗，保卫太原。毛泽东指出蒋介石是想让红军与日本人决一死战，而他自己则“袖手旁观”。毛说不能打阵地战，不能打正规战，不能死守城市。只能打一场流动的、灵活的游击战。他还指出，我们在华北的全部工作应该建立在游击战的基础之上。群众工作，统一战线组织部应该与游击战相适应，……我们应该告诉全党，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和彭德怀发生了意见分歧。彭曾说，为了树立威信，为了取得蒋介石的信任，红军还是需要搞一些战斗行动的，……“否则蒋介石就不会给我们发军饷或枪枝。”争论变得很激烈。毛曾尖刻他说过：“你想要名声和勋章……还有一套体面的军装。”彭在 22 年后曾提起对他这一毫无道理的凌辱。但当时毛不得不表示妥协，最后同意了“打几场运动战和阵地战。”
周又一次进行调解，力劝大家理智些。他的才智使他的发言富有诗意和说服力。不久，他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写道：“要把这个民族的光辉前途变为现实的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仍需要全国同胞，每一个热血的炎黄子孙，坚韧不拔的努力奋斗……”党将“取消一切推fan 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①拿破仑曾经说过：“领袖是给人以希望的商人。”周恩来在兜售希望。他使陕甘宁根据地被承认是“省政府”，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法律上得到了承认。
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虽然八路军也由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但将以一支独立的力量而行动。9 月，周恩来随同派去保卫山西省会太原的八路军到了前线。这样做符合蒋的愿望，也使部队和根据地得到了资金和物资供应。八路军在平型关对日军打了一场侧面战。虽然八路军只投入了一小部分兵力，但却击溃了日军一个师，也是中国陆军抗击日军所取得的第一次胜利。这场战役使“八路”和八路军指挥官林彪等在全国成了有口皆碑的人物。史沫特莱曾写道：“数月后，约瑟夫史迪威中将曾花了半天时间对我分析了这场战役。”②但太原还是没有守住。日方大量增兵，周恩来在掩护人员退出城外过最后一座桥时几乎遭到不幸，他们刚过，桥就被炸毁了。
毛的战略被证明是正确的，但周在一个战术问题上也得到了成功。他口来后发起了一项训练计划。“为了使游击战取得胜利，八路军必须具备训练有素的政治干部……学习日语、学习日本军事建制和方法。”在山西的临汾，他和聂荣臻一起建立了一个主要的核心根据地，称为晋察冀边区，横跨三省。这是中共政权自延安以后在华北的第一次发展，这个根据地成为 1947 至1948年一系列胜利的支柱。周恩来提议再扩军 3 万人，其中 15000 从老根据地解决，加强华北的红军力量。他说，要使抗战坚持下去，中心任务必须是华北的持久抗战。他还指出，南京、上海等地有一股委曲求和的潮流，……要注意汉奸政权的抬头。
这是对形势极具远见的估计，因为日本人很快就扶植了吉斯林式的伪政权。周恩来的另一份心事就是邓颖超的健康再度恶化。1937 年春她被送往北京附近的一个疗养院。人们记得那时她常跟别人谈婚后的美满生活，谈她的丈夫是“如何英俊、善良……”，催那些未婚的女孩子早日结婚。7 月，日本攻占北京，邓颖超化装后离京，埃德加斯诺曾写过他是怎么帮助她逃脱的。③可是各种说法不一致。邓颖超曾亲自对我说，斯诺讲的故事不全对④，秋天，她的身体已经康复，可以随周恩来一起去担负办事处的工作。她也是办事处的成员之一。后来成立的由各党各派人士参加的国民参政会⑤这一新的机构就是他们努力的结果，周恩来夫妇也都成了参政会的委员。它的历史延续至今，现在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仍旧团结着许多民主党派人士。
周恩来还完成了另一项值得称赞的杰作，建立了另一支共产党军队，这支军队是由 1934 年留在瑞金根据地的红军指战员组成的。蒋介石勉强同意承认了这支 1。03 万人的队伍，但他说军长不得是共产党员。就象魔术师从帽子里变出兔子一样，周恩来提议他的老朋友叶挺任军长。叶挺曾于 1927 年离开中国，广州公社的失败一直归罪于他。他的夫人曾去过德国，现留居香港。周恩来让他回来领导新军，称为新四军。周说：“他不是共产党员。”蒋介石答应了。
当瑞金根据地的游击队幸存者一开始听到这一安排时，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蒋介石怎么能成为同盟军？陈毅得到通知后，开始也难以接受，最后还是同意了。后来他把这一消息告诉其他同志时，他差一点被当作叛徒枪毙。规定新四军的活动地域在长江以北。虽然人数限制在 12000 人，但它很快发展壮大，超过了这一数字。到 1939 年时，它的活动范围已渗入长江以南地区。
在这些岁月里，周恩来的另一项成绩就是在蒋管区的知识阶层中建立了由同情者组成的“第二条战线”。学生和知识分子离开了沿海城市，艰苦跋涉前往内地。少数人到达了延安。但周恩来的主要目标，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中间势力”，即从沿海日占区跑出、大批涌向西南地区的知识阶层。他曾对同事们说过，这批人特别宝贵。他们中有工程师、技术人员、翻译、记者、艺术家、作家、教授等等。如果共产党要实现统治全中国的理想，党就需要这批宝贵的知识分子，有经验的管理人员。1938 年时周曾在延安开办了语言教学训练班，甚至还办了一个“航校”。他的一位同事曾反对道：“我们连飞机都没有。”周回答说：“没关系，我们现在必须学习，我们终有一天会有的。”
周恩来主持驻重庆办事处的工作对于他保持与内地大学的联系十分有利。
人们流传着许多关于他和邓颖超如何将各方面的人才、同情者、甚至是最保守家庭的成员发展进来的故事。邓颖超负责妇女部的工作，特别活跃。她坚信妇女和男人是一样能干的，在做说服工作和打入内部工作方面可以比男的于得更好。康岱沙⑥曾是她发展的一位女同志，在 44 年后的 1982 年康告诉我说：“我父亲是个很有钱的银行家和商人。我跑到了延安后，一位矮个子的妇女来看我，她穿着肥大的蓝色上衣和裤子，她谈到了我的家庭。‘你一定很想家吧。’我说：‘我想和他们一刀两断，他们都是资本家。’‘阶级出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个人自己的立场和所作所为，’这位来访者是这么对我说的。‘你母亲病了。你父亲给我们发来了电报。你该回去看看父母。’这就是邓颖超。她对我说，有我这样背景的人，如果能够留在原来的环境中，去上大学，和我认识的人交换想法，说服那些还在犹豫的人或有敌意的人，这样做对党更有用。”
周恩来和邓颖超都不赞成那种教条，即“阶级出身”决定了一个人对正义、献身精神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态度。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这一点表现得越来越清楚了。中国最优秀和最能干的共产党行政人员、大使中许许多多人都来自“资产阶级”家庭，他们都曾受到周恩来的培养并与他一起共过事。许许多多科学院院士、教授、科学家和其他人都成了他的朋友，他们之中几乎没有人是来自工农家庭。周恩来的“第二战线”即他竭力争取的“中间势力”在最终与蒋介石的交战中是一个有决定性的因素。蒋介石在他统治的后期疏远了知识阶层，使天平发生了对他不利的倾斜，确保了共产党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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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1937 年的 11 月末，周恩来又回到了延安，与毛泽东和政治局一起开会。形势十分危急，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上海，正准备占领蒋介石的首都南京。
天空中传来了一阵低沉的嗡嗡声，打破了延安上空的静寂。一架飞机在低空盘旋，然后准备下降。这是一架图一 3 型飞机。毛泽东和周恩来坐在一辆小型救护车里直奔机场，该车是纽约的华人洗衣工公会捐赠的，现用来接送贵宾。飞机终于降落了，从飞机上下来了一位裹着厚厚的毛边前克衫的人，他就是王明。
王明已被选入享有权威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回来时显得特别神气，准备随时接任中共的领导。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近视的、烟不离手的康生，1931年周恩来离开上海后由他主持上海的特科工作。王明和康生都是 1932 年离开中国去莫斯科的，直到 1937 年 11 月才回国。
在那天晚上的洗尘宴上，毛说了一通刻薄的挖苦话。“喜从天降。王明同志终于回来了，他过去对革命的贡献，他的鼓舞和指导作用证明是极为宝贵的……在这一历史的时刻……他又回来指导我们了。”
周恩来一言未发，一口接一口地喝酒，把这 64 度的土产烈酒一饮而尽。王明回来将使形势变得更加复杂。这意味着莫斯科又一次试图强行让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影响。
在上海已经陷落，南京也发发可危的关头，苏联担心蒋介石会继续让步，与日本人做交易。蒋把亲日派的国防部长何应钦一直留在身边。莫斯科认为毛泽东拒绝将红军的实权交给蒋介石是一个错误。几天后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当王明侃侃而谈“怎样赢得战争”时，这一点已十分清楚了。他说，事事都要协调一致。应该有绝对的统一。一切都通过统一战线。这就是说，蒋介石应该是军事战略的实际领导人，而这正是毛泽东坚决不同意让他的红军去这么干的。周恩来回答说：“我们不能这么干。这意味着又一次大屠杀。”一旦蒋介石有了力量，他会再次消灭共产党人的。难道王明忘记了吗？“早在 1926 年，出于盲目信任，不是把所有党员的名单都交给了蒋介石吗？你想让我们重复这一错误，都去送命吗？”虽然王明控制了一些政治局委员，他的动议被打掉了。但他仍然坚持己见。几天后他和周一起去了武汉，参加由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王明很不习惯延安住窑洞的日子，吃的是蔬菜和小米，一周才洗一次澡，生活毫无乐趣。
在武汉沦陷以前，王明和博古一直和周恩来在办事处里共事。这就避免了与毛的直接冲突，但却使周恩来成了嫌疑分子。他被指责为支持王明和赞成王明的“路线”，而反对毛泽东。但是没有关于两人合作的文字记录。当然为了避免破裂或出现破裂，周恩来不得不作些妥协。
王明的函电都是直接发给中央委员会的，根本不通过毛泽东或发给毛泽东。他后来成为管辖滇、黔、川、湘、鄂、赣、皖、苏、浙、闽、粤、桂等省的中共长江局的书记。该局部分辖区是一些新四军部队的驻地。人人皆知新四军的政委项英讨厌毛泽东；经常对毛的指示不屑一顾。两人之间的恩怨从瑞金时就开始了。虽然眼下缺乏充足的证据，但王明似乎确实影响过项英和新四军的战术。
12 月 13 日南京落人日军之手。周恩来在陷落前已安排大部分工作人员离开南京。他还派人帮助美国海军武官埃文斯卡尔逊少校在日本人进城之前撤离。
日本人进行了令人发指的屠杀和奸淫。据说在南京彼占领后的 10 天内就有 30 万军民遇害。日本人自己摄制的照片上也显示了尸体堆积成山的场面。这种暴行据认为是为了制造恐怖，逼中国人求和。但结果却正相反。现在蒋介石如果想屈服，必定失去所有人的支持。最后日本人不得不去找那时正在等待发迹的汪精卫。汪被任命为傀儡“政府”的首脑。
国民党政府沿长江往西迁都武汉。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也随之迁往。周恩来和夫人在这个美国报刊称之为“自由中国”的战时首都里工作了好几个月。他们住在略咖山山坡上的一所不大的农户房子里。山坡上长满了桃树，上山的路修得很好。周恩来曾在头年去过武汉，在武汉大学作过演讲。这次他受到了中国知识界更热烈的欢迎。他的老朋友、诗人郭沫若⑦帮了他很大的忙，组织小型集会、聚餐会，让周发表救亡图存的演讲。他审慎行事，避免以任何方式批评蒋介石。
那时武汉不断举行各种集会和招待会。周恩来和邓颖超活跃在各种场合，颖超常穿一件漂亮合体的旗袍。他们和在莫斯科时一样，膝下无子女的周氏夫妇非常关心革命烈士子女和孩子剧团的孩子们⑧。邓颖超又开始寻找这些战争的孤儿，他们后来成了近 40 名孤儿的监护人。当好心的朋友因为周恩来没有儿女而向他表示安慰时，他往往会仰头大笑起来，“没有孩子？小超和我可是有许许多多的孩子，……中国的每个儿童都是我们的孩子。”周恩来每当和孩子们一起玩耍时就特别高兴，他的朋友们往往在星期天把孩子带到他那里去玩。有一天下午，一位名叫孙维世的 14 岁女孩来到了周恩来在武汉的办事处。她的父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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