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他的世纪-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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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把孩子带到他那里去玩。有一天下午，一位名叫孙维世的 14 岁女孩来到了周恩来在武汉的办事处。她的父亲是黄埔军官，1931 年被蒋介石杀害，周氏夫妇征得了女孩母亲同意后，“收养”了她。她是周氏正式收养的有据可查的唯一的一个孩子。后来朱德的两个孩子也受到周氏夫妇的喜爱和关怀。
周恩来的住宅成了许多来访者光顾的地方，他们中有中国的学者和西方人士，如史迪威将军，作家约翰根室，鲍勃哈特，尤金。怕克哈特，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 sT斯蒂尔，纽约时报的蒂尔曼德尔丁夫妇。一些西方人士经常问：“他真是一名共产党员吗？”他看上去象一位贵族，举止高雅，他的言词从不激烈。在奥登和伊舍伍德两位诗人访华期间，他和他们进行两个小时愉快的谈话，两位诗人在他们的著作《走向战争》一书中曾对此作了回忆。当周被问及他是否真正信仰共产主义时，他总是边笑边答道：“是的，我们确实信仰革命，但战争结束后”我们需要西方国家的援助。”这一落落大方的回答使他的许多客人都感到欣慰。他的话让人感到共产党已经确定了其对外方针政策。“我们将鼓励外国在华投资。任何突出问题，例如不平等条约，治外法权等都可以通过谈判及和平协议得到解决。”他还给予蒋介石一定的评价。“以委员长的经验和精神，他可以领导全国走向胜利。”但在 1938 年 4 月，一件糟糕的事使他震惊。张国煮从延安出走叛逃了，去为蒋介石服务。周恩来曾两次去找他，劝他改变主意，但遭到了张国杰的拒绝。周恩来不得不在武汉向他的同事们宣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煮党籍的决定。张国焘后来按他自己的想法写了回忆录，最后死在加拿大。
那时专家们一致认为“毛、周之间的破裂是不可避免的。”那时谣言四起，称周恩来也可能象张国焘一样叛变。当有人间他是否将加入国民党时，他眨一眨眼睛，笑着答：“我对国民党能有什么用处呢？国民党从上至下都是能人。”结果是大家仍然在作各种猜测。但周恩来则忙于与朋友重叙旧情，他从不忘记结识过的人。他曾再次会见洛根鲁茨主教⑨，这位主教一直期待着周恩来将在某一天成为一名基督教徒。鲁茨主教的女儿曾在 1987 年对我说过：周恩来和我父亲的思想竟是如此巧妙地吻合。
荷兰制片人伊文思⑩曾应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的邀请来华拍电影。在一次招待会上，他见到了周恩来。1986 年伊文思在巴黎曾对我说了这段经历。“当周恩来步入招待会大厅时，每个人似乎都被电击了一般。突然之间，我们变得活跃起来。”伊文思告诉周恩来他曾拍了一部关于西班牙内战的电影。但周恩来告诫他说：“你在这里与人谈那件事的时候可得小心点。”第二天晚上他们又见面了。“周变成了另一个人，显得精干，细心地问及了西班牙战争的事，军事方面的情况，……他对任何事情都想了解得一清二楚……。”后来周恩来努力争取伊文思去延安拍电影。伊文思到了西安，但被挡在那里，国民党对他产生了怀疑。宋美龄突然给他发了一份电报，称拍电影的事取消了。后来周恩来在武汉又见了伊文思，他对伊说：“延安有制片人、演员、作家，但没有器材，没有摄影机，没有胶片。”伊文思告诉我，“我把摄影机，所有的胶片都送给了周思来，”现有的记录了早年延安岁月的影片是由于伊文思当时慷慨相助，才拍摄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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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延安发生了一桩风流韵事。从上海来的艺术家中有一位长相漂亮的女演员，名蓝苹（11）。毛泽东和她发生了恋爱，她也就搬进了毛的窑洞，当时延安常有这类罗曼史，因为 30 个男人中才有一位女性。有些领导人与他们的原配离了婚，娶了年轻标致的夫人。在公开谈论中是不赞成搞两性关系的，但在漫长冬夜温暖的窑洞里却是人们经常谈及的话题。但是蓝苹事件却令人感到吃惊，因为她夸耀与毛的关系，而毛又是党的领袖。毛的夫人贺子珍特别受人尊重，她是走完长征的仅有的三十名女性中的一位。长征中她受了重伤，在那段艰难的旅途中还生了孩子。蓝苹过去有情人，还有一个丈夫，……在上海时就认识她的著名电影导演司徒慧敏（12）曾对我说过：“她去了谁的家里，过后那家的夫妇难得吵架。”
政治局开了会，讨论可否同意毛与蓝苹结婚（在与贺子珍离婚后）。会议让周恩来先去调查，周为此向在香港的廖承志发了电报。蓝苹的政治背景究竟怎样呢？送来的报告对她不利（13）。但蓝苹有个朋友，他就是康生。康生和她是同乡，了解她的童年。他是社会部的头头，负责党员的档案。他给她开了一张清白的证明。这样毛就可以与贺离婚，然后与蓝苹结婚了。他将她的名字改为江青。政治局特别规定毛的新夫人可以“关心和照料”主席，但不得担任正式职务。江青永远忘不了这一点。她将永远不会宽恕那些在1938 年延安这座窑城里反对过她与毛泽东结合的人。30 年后，她将进行报复。
统一战线的黄金时代快要到头了。裂痕已经公开化。正当共产党人在发展武装和扩大根据地方面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蒋介石的秘密警察也在加紧骚扰和逮捕无辜。周恩来在暗中争取“中间势力”的胜利使蒋介石和他的秘密警察头子戴笠日益愤愤不满。周向延安作了汇报。“根据目前的情况，我们不能再指望蒋我之间不发生冲突，……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特别因为持久战的局面将持续好几年。”不可能轻易地、马上取得胜利。共产党的群众组织已遭封闭，领导人被捕入狱。到处都建立了拘留营，称之为思想改造中心，由国民党的特别部队驻守。延安根据地再次被封锁了，蒋介石把他最优秀的将领胡宗南派驻西安。一些幼稚的西方记者去了西安后就受骗上当，一直以为这就是抗日的“前线”，而实际上是阻止任何人投奔共产党人，也是为将来与延安最后摊牌作准备。
日本人正向武汉推进，王明坚持认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保卫武汉，共产党的军队应该参加城市的保卫战。毛泽东表示反对。毛泽东曾说过，让日本人去占领城市……，他们越是深入内地，他们的有生力量就越加分散和薄弱。
6 月中旬《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的意见》，署名为王明、周恩来、博古三人。文章具体阐述了保卫武汉和有效地进行第三期抗战工作在军事、政治、经济方面要采取的步骤和方法。
周恩来再次回到延安，政治局那时正在开着一次重要的会议。共产党下一步将采取什么行动呢？毛泽东的路线占了上风，武汉不必死守。毛让周恩来带给蒋介石一封亲笔信，这是一份很重要的文件。他在信中以通常那种挖苦的语言写道：“你的领导鼓舞了全国。”然后他要求蒋介石就“准备进行长期、持久的抗日战……和两党的长期合作”与周恩来交换意见。
李德曾恶狠狠地写道：“毛想以彻头彻尾的欺骗企图同时代表两条路线……（共产国际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路线和他自己的独立自主的军事成略的路线）。”
在这件事情上不存在欺骗。蒋介石诡计多端，不会因为言辞动听而上当，而毛的态度从一开始就很清楚。
可是毛泽东对王明却来了个釜底抽薪。长江局解散了，新设了南方局和中原局。周恩来主持南方局的工作，包括中国的西南数省，四川和云南，华南的广东和广西省及香港。该局管辖的区域辽阔，其工作包括组织地下工作，联络并在大、中院校内开展争取“中间势力”同情者的工作。
9 月，情况越来越清楚了，虽然蒋介石宣布决心保卫武汉，但他却在为撤退至四川省作准备。10 月 21 日，日军占领了华南的广州；10 月 25 日日军抵达武汉。毛泽东评论说：“日本人的战线拉得太长了。进一步发展红色根据地的时候到了，……他们只占领了城市，广大的农村是属于我们的。”
蒋介石从武汉迁往重庆是第二次长途跋涉的大迁都，政府大转移。一切都是分几步进行的。因为我也在这次大撤退的行列之中，对当时的情况十分清楚。令我感到不解的是周恩来和驻武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那些没有提前撤离的人员）也和蒋一样走了一条迁回曲折的路线。当时我跟着丈夫，他跟着蒋介石一起撤退，先从武汉到长沙，再去桂林，然后北上至重庆（14）。从长江走水路应该更好办些，但将每日受到日军飞机的轰炸。不少船只就是这样被炸沉的。人们因此选择了陆路，当然更艰苦些。（15）
周恩来在叶剑英的陪同下从武汉撤到了长沙，在那里见到了从广州撤出来的作家和艺术家们。作家夏衍（16）在他的回忆录中及与我的谈话中告诉我，周恩来是怎样安排他们留在桂林的。广西省主席李济深虽然是国民党的官员，但却是他的朋友和靠得住的人。周恩来曾说过：“艺术家、演员和战斗部队是同样宝贵的，……我们必须把他们照顾好。”
长沙陷于一片混乱之中，成千上万从武汉撤退下来的人都聚集在这里，许多人还准备再走。11 月 13 日凌晨突然全城陷入一片火海。作出放火的决定是为了不把长沙留给正向此地进犯的日本人。放火是政府的“命令”，但可怜的市民们事先没有得到通知，许多人在大火中丧生，他们的房屋被烧毁。周恩来、叶剑英也突然发现他们的住房被泼上了汽油并点着了火。虽然他们逃脱了，但周对此极为气愤，谴责这一对人民缺乏感情的不人道行为。大火后他又在城里组织救援工作。蒋介石否认曾下令纵火焚烧长沙，倒霉的长沙地方官军警负责人成了替罪羊，被处决了。
12 月中旬，周恩来到达重庆。邓颖超已先期抵达，正在那里等他。先到的还有诗人郭沫若，他的原籍就是四川。周恩来曾说过一句妙语：“我们现在到了勇士和诗人的故乡了。”郭沫若答称：“要多少心血、多少痛苦才能写出一首诗来。可为了一把米，付出的还要多得多。”四川称为天府之国，是一个极为富饶的省份。即使是饥荒的年月还有余粮养活其他各省。现在又添了一个新的负担，四川人民将要为从日本占领的省份逃难而来的二、三千万张嘴提供口粮。
重庆是一处岩石呷角，突出在长江和它美丽的支流嘉陵江之间。夏天是火炉，冬天是终日迷雾的鬼域。江的两岸是升出水面 400 多英尺的悬崖峭壁。到处是百万难民栖生的茅房，象地衣一般吸附在陡峭的山坡上。那里几乎没有平路，多数道路都象台阶似的小道，一会向上，一会向下。国民党政府迁都到这里之后，修筑了一些柏油路，汽车也多起来了，在高地上盖起了楼房，在山坡上炸出了一些防空洞。周恩来的办事处和住所设在曾家岩 50 号。八路军办事处设在红岩嘴 52 号，《新华日报》社设在虎头岩。
曾家岩 50 号是一幢 3 层楼房，楼房第二层和楼房外的左右两侧都为军统戴笠的特务所占用。楼房的所有窗户都面朝庭院，没有朝向大街的窗户。顶楼没有窗，叶剑英就住在那里。有一次闷热的盛夏，为了透气，他挪开了几片瓦，在屋顶开了个洞。后来一场倾盆大雨使水从洞口直灌室内，透过满是缝隙的地板，流进周恩来的卧室和办公室。那一天周恩来在屋里打着伞会客。
1939 年，周恩来的最大担扰是国民党搞磨擦不断升级。他关心的重要问题是新四军的活动。1939 年 1 月 25 日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意见写信给蒋介石说：“中共愿在某些省区减少发展……。”但是同时号召在敌后发展力量，共产党人正在开辟新的根据地，扩充军队……。1937 年时八路军只有三个师约 45000 多人。到 1940 年，中共领导的武装部队发展到 50 万人和大量地方武装和民兵。1939 年的新四军已达 40000 人。超过了双方同意的 12000 人。新四军政委项英在皖南驻扎了大批军队，这是十分危险的，无异是对国民党的挑战，因为国民党在那个地区也布置了重兵。尽管蒋介石正进行封锁，新四军还是向江苏、湖南等省及长江以南地区渗透。在蒋介石——也是周恩来——的故乡浙江省也有了新四军。
周恩来返回延安与毛泽东就新四军问题进行了磋商，然后前往安徽，来到了新四军总部的径县。他在径县见了他的好友叶挺和政委项英。项英是个好人，但却粗鲁，刚愎自用。项英对向南发展特别热心，他认为日军将很快向南方数省推进……。周恩来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强烈要求他北上，进入皖北地区。“你应该北上，那里的国民党力量较弱。还可以向东作战，在日军占领的沿海地区行动。”如果向南发展，“红军就不能仅仅是一支武装力量。它要成为土改和宣传教育的工具。”这就是说必须是游击支队，正规军不行。周说皖北的国民党守将顾祝同尚“友好”。
周恩来还去了浙江省，名义是去绍兴探亲，真正的目的是搞调查。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到祖先的墓地扫了墓。他在供着祖先牌位的词堂里参加了仪式，在家谱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了自己的姓名以及在淮安出生的两个弟弟的姓名。他发表了祭文，在三千年前从洪荒中拯救了华夏的大禹的碑前祭了祖。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却对祖宗传下的仪式如此谙熟，给人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回到重庆之后，心中一直忐忑不安，担心可能出事。新四军暴露无遗、毫不隐蔽……，而且处在敏感地区，那里被蒋介石视为自己的领地。（17）
周恩来的父亲贻能到了重庆。他的儿子对他非常尊敬，但却显得疏远。两人的思想根本不合拍。但周恩来从招待党员家属的住房中给他安排了一间舒适的房间，并从自己微薄的津贴中支付了住宿费。贻能对他儿子的俭朴生活感到吃惊。他死于 1942 年，丧事办得简朴而悄无声息，就象他的一生也是那样的简朴和悄无声息（18）。邓颖超的母亲也到了重庆，她在瑞金被关押了五年后才获释，1938 年由地下组织送到武汉。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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