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他的世纪-第4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还坏牡吃笨勘哒荆袢确肿铀〈�
尽管这种暗中支持让周感到欣慰（我们推测可能是邓小平从中相助），但他还是经常受到责难，似乎在党内他是个听差的角色。他认为工资收入有差别是正常现象，但在“绝对平均主义”盛行的新气氛下，这种观点受到猛烈批评。在少数民族问题上，他发表了一些意见。他认为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和社会结构不同，必须实行自治，不应该强迫他们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实行改革。在这个问题上，他批评了“大汉族主义”。但“大跃进”象一场龙卷风席卷全国，周对少数民族许下的诺言根本无法兑现。特别是西藏，周说边 1962 年以前不应该进行社会变革。这话也让过分积极的干部抛到九霄云外，他们迫不及待地建立“公社”，从拥有土地 90％的僧侣（亦即地主）手中将西藏农奴解放出来。对外关系也受到影响。1957 年末，在华沙举行的中美谈判停下来了，到 1958 年 9 月才恢复。周花了很大精力促进的中日贸易这时也成了“大跃进”的牺牲品。经过周的努力，三万名日本战俘，包括 1000 名“战争罪犯”，初遣送回国。1953 年至 1957 年间，12000 名日本“宾客”访华，其中许多人是商人。这时，所有与日本的商业往来和接触都受到指责，日本船只不让在中国港口停泊。
与苏联的关系急剧恶化。1958 年 6 月，伊拉克爆发革命，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黎巴嫩登陆。赫鲁晓夫呼吁召开一次由苏、美、法、英和印度参加的首脑会议，却没理中国。这次首脑会议未能开成，赫鲁晓夫又要求召开联合国安理会会议，讨论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北京给他提出强硬的警告，提醒赫鲁晓夫：阿拉伯国家是承认中国的，阿拉伯国家的局势不能文到联合国安理会去讨论，因为中国在安理会的席位为蒋介石的代表非法窃据。
中国威胁说如果赫鲁晓夫坚持己见，中国就要谴责苏联，这迫使赫鲁晓夫 7 月 31 日来到北京。他和毛进行了一次争论激烈的会谈。赫鲁晓夫指责“大跃进”运动、公社化和毛的好斗成性。“中国不要用战争恫吓的手段向美国挑衅。”他的口气从辱骂变为哄骗。他建议签订一份共同防务协定，让苏联海军在中国沿海巡逻，进行军事及空军合作，并建议由苏联科学家在中国建立核设施。毛拒绝了这些建议。如果接受建议的话，中国就会成为苏联的卫星国，并大大增强苏联与美国抗衡的实力。
赫鲁晓夫嘲笑说，中国的农民“连裤子都穿不起。”周恩来回答道：“就是没裤子穿，我们也要有自己的核力量。”周恩来这时和聂荣臻一道，已经开始建立核研究中心。
周恩来用夏天的几个月时间，视察了新成立的公社，听到“亩产万斤”的浮夸之辞时，直歪脑袋，但一句泼冷水的话也没说。看到一些农民仓促建成的工厂，他也一言不发。工厂的机器放在外边任雨淋，因为谁也不知道怎么安装。如果没有这种盲目急躁的举动，没有这种人民靠自己的力量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想法，“大跃进”中某些观点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农田水利化就是其中之一。这意味着大规模动员农民挖沟凿井、修堤筑坝、兴建水库运河。这样，最终可以使中国 40％的可耕地解决水的问题。建立公社是为了保证农业生产的合理化，为以后的农业机械化、为靠自身力量修建学校、农业院校、医疗服务站以及小型发电站、小型化肥厂等基础设施创造条件。不幸的是，就象过去一样，由于雄心太大，狂热急躁，本可以取得的重大成就却丢失了。
在“共产主义即将来！”的口号声中，公社建立起来了。亿万农民把这口号理解成“国家可以为我们提供所需的一切”。他们杀猪宰牛，大吃大喝，真的以为什么东西都会奇迹般地从天而降。
几百万农民被招进城当上新工厂的工人，而熟透了的农作物没人收割、脱粒，躺在地里白白烂掉。
最离谱的是大炼钢铁。各个公社、大、中学校建起数以百万计的砖砌原始高炉，这就要求提供煤和铁。钢就是炼成了也无法运走。
为了加工棉花之类的农作物，新成立的公社建起一座座小型工厂，使用的都是原始工具。这些工厂与城市的大型工厂争夺原材料，结果是城市物资奇缺，而农村工厂生产的次品又无人问津。
周恩来走访了一批大学，动员学生参加体力劳动。他知道中国有读书人不屑于从事体力劳动的传统，新培养的年轻人也沿袭了这种思想。这些青年中不少人还抱有高人一等的封建意识，如果让人知道自己父母是穷苦的工人、农民就感到丢脸。周恩来告诫道：“有些年轻人从不知道贫困、饥饿和战争是怎么回事，他们有点忘本。”他视察部队，发现新兵“没经历过任何艰苦生活。我们久经考验的老兵正在退下来，有些人派去办公社，还有些人年岁大了，只好退役。”他发现军官的家属在驻扎的城市里享受种种特权和优待，就下令把他们送回原来所在的农村。他率领国务院 250 位副总理、部长和工作人员到离北京 80 公里的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了一周。他走访了一个个煤矿。有一次黄河发大水，冲毁了一座桥梁，周半夜赶到那里，直到看到救援工作进行得很好才离去。他到华北一个贫困的村庄视察。时值严冬，寒风凛冽。村民们排着队迎风站着，他站的位置则背着风，有草席棚子挡着。于是他让村民向后转，讲台也挪了地方，这样迎着风的是他而不是村民。考察过程中，他看到妇女生育时条件十分艰苦，而这种现象在有些地区还普遍存在。
他后来告诉我：“他们让妇女生完孩子后强撑着，两天两夜不让睡。”③他写信给卫生部长，告诉他们农村需要训练有素的接生婆，这比男医师更受欢迎。“人人都应享受医疗保健”。第二年卫生部分成两部分，公社成立卫生站。教育部也分为两个部分，教育部负责农村广大的贫困人民的普及教育，高教部则负责高等院校的教育工作。
1958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10 日，在武昌召开了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会议通过的决议对人民公社制度的一些大的政策界限，作出了比前一个决议明确的规定，对 1959 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中的高指标进行了较大的调整。会上周恩来无动于衷地用冷冰冰的语气汇报农业生产情况“有点令人不安……上报的数字不切实际。”提出每个县应该按月或按季度将生产情况按实际数字而不是百分比上报，应派调查组对这些数字进行核实。
会议的结果是又发下一大串指示，这些指示则又落到可怜的基层干部头上，不起什么作用。“大跃进”就象一个大漩涡，越转力量越大，要想让它停下来，还得花一年半时间。
＊＊＊
1959 年 1 月，周到莫斯科参加苏共 21 大。
赫鲁晓夫幸灾乐祸他说：“周同志，我们为你们培养的那些炼钢工程师都到哪儿去了？”周恩来答道：“在农村，提高无产阶级思想觉悟。”赫鲁晓夫后来写道：“看得出，周认为这一切都十分愚蠢，但他无能为力，‘大跃进’本来就不是他的想法。”
1959 年 4 月，刘少奇取代毛，担任人民共和国主席职务。毛仍保留了党的主席和军委主席的职务。刘地位的上升使赫鲁晓夫认为毛也许受到更有效的牵制。苏联答应再援建 31 项工程，并提供 2。8 亿卢布的新贷款，这样，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援华总数就达到 4。3 亿卢布。1959 年对中国来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3 月，西藏发生叛乱。da赖喇嘛带领几百名随从，逃离拉萨，到印度避难。他已于 1954 年去过印度，参加沸事活动，那次他就曾向尼赫鲁提出过避难的要求。周那年 6 月参加日内瓦会议后访问印度。他意外地发现da赖喇嘛坐在同一个讲台离自己不远的地方，这让他心中感到不快。这件事虽然在双方的官方报道中都没有提到，但引起中国人的怨恨，当时尼赫鲁劝da赖喇嘛回西藏，他自恃有功而态度有点傲慢，但周不加计较，镇定自若，因为周知道计划召开的亚非会议的重要性，需要印度合作。
1959 年 6 月 20 日，赫鲁晓夫在去戴维营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举行旨脑会晤的六周前，撕毁了向中国提供核技术的协议。周不无辛辣他说：“这是赫鲁晓夫给艾森豪威尔的一份见面礼……想保住与美国的首脑会晤。”
8 月，中印军队在有争议的麦克马洪线上的一个哨卡朗久发生冲突。这条线叫麦克马洪线，因为印中边界是一位名叫麦克马洪的英国军官于 1914年随意划定的边界线。1914 年以来的历届中国政府都没有承认过麦克马洪线。
1959 年是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十周年。北京修建了十大建筑，其中包括中国式的巴台农神庙——人民大会堂。周负责挑选合适的艺术作品悬挂在大会堂的墙上。“这件事他干得和其他事一样，十分仔细认真。他站在楼梯上检查作品效果，又走上前去仔细端详。”作品中绝不能有所影射，不管怎么隐晦都不行。中国文化最善于在譬如一块阴影、一截弯曲的树枝或者一片阴暗的云朵中寻找隐含的政治攻击。
庐山，一个海拔 1424 米、气候凉爽的避暑胜地，距离当年蒋介石的首都南京不远。从前盛夏时节，庐山也是蒋的避暑之处。现在，在蒋统治期间使用过的一些别墅和会议大厅里，中共的领导者们夜晚举行舞会、白天召开政治会议。
1959 年 7 月，政治局准备在这处凉爽的避暑地召开一次“扩大的”会议。会议还没有开始，就笼罩着一层紧张气氛，人们预料会出现重大争论。毛承认“大跃进”有过激之处。周谈到要进行“调整和紧缩”，调查组已经派往公社和“大跃进”中涌现出来的其他新机构。报纸上还在对公社进行吹捧，但是事情已经很明显，公社过于庞大，难以运转。粮食生产的核算单位己开始恢复到以较小的生产大队为基础。因为每一级党组织都想多报“成就”，数字越往上，就越不可靠。“共产主义”也不再谈了。有小道消息说，毛准备作某种自我批评，尽管谁都不指望他会作一次彻底的检讨。
周恩来和邓颖超以及李富春和蔡畅于 7 月 2 日到达庐山。头天晚上，这四位友人聚在一起吃“长寿面”，庆祝建党 38 周年。周迈着轻快的步子在庐山的各个别墅转了一圈，检查即将使用的房间，特别是为毛准备的房间。他叮嘱厨师：“别忘了，毛主席吃饭喜欢红辣椒。”周处处关心毛生活是否舒适，这似乎成了他的第二天性，而且在他去世前一直如此。也许他是想表现自己对“主席”的热爱，让毛感到自己受人爱戴，不使毛觉得过于丢面子，因为他知道，现在毛的宏伟计划落空了，毛会感到多么屈辱、多么伤心。就是毛的前妻贺子珍也给毛寄来一封感情真挚的信，毛是为了与江青结婚而与贺离婚的。
所有人都到了。这里有高个子刘少奇，象平时一样，他不苟言笑，但受人敬重，因为他能干、有实权，很明显是毛的接班人。思维敏捷、脑袋方方的矮个子邓小平也在这里，他毫不掩饰他说：“恩来同志是第一个谈到浮夸风的，这种做法看来还没有停止。”不少党的领导人这时也上前与周恩来搭活。
这时的周思来本来是可以夺权的。他本可以结成一支强大的联盟，反对毛泽东和他的错误做法，但他并没有这样做。相反，他又一次试图创造一种以理服人的讨论气氛。他说：“在与原则问题上持不同观点的人作斗争的同时，可以在现行政策或纯属具体的问题上作些必要的妥协。”他又用他特有的文雅而尖锐的语气补充说：“在如何管理经济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有许多东西要学。”那么“大跃迸”仅仅只是一些具体问题呢？还是应当原则问题看待？
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李锐写了一篇回忆录，记述当时庐山发生的事情。⑤这样做的不止一人，其他人也写过一些回忆文章。正象长征时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说法，有关庐山会议的描述也就不尽相同。李锐讲述了开始发生的一些时断时续的交锋，不痛不痒地提到“失误和浮夸的报告”。7 月 14 日，国防部长彭德怀勇敢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读过后，于 7 月 16 日给这封本来是写给他个人的信，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这样不寻常的标题，并批示“印发各同志作参考”。至于这些是怎样进行的，就不得而知，或者更确切他说，无人讲过。
这封意见书对“大跃进”全盘否定，认为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有些人被胜利冲昏头脑……他们已经脱离群众……”在后来的口头发言中，彭激烈攻击现在是“一团糟。我手下的士兵接到老家的信都呆了……要不是中国农民有耐性，我们就要成另一个匈牙利了。”
彭又提到从前与毛的分歧，这就把事情弄得更糟了。据说后来传出了彭在西北小组说了“在延安座谈会‘骂’了我 40 天娘。我‘骂’一天娘还不行？”其他不少党的官员看他这样也壮了胆，发表了同样的看法，会议简直成了对毛泽东的全面进攻。
白天争斗之后，每天晚上礼堂里都有舞会，礼堂的大小看参加入数的多少而定。很明显，大多数人对彭大胆直言很高兴。李锐回忆录中写道：“7月 19 日或 20 比晚上跳舞时，我坐在总理的旁边，我有意问道：你看彭总的信怎么样？总理说：那没有什么吧。意思指这是一种正常的情况。”
这个回答不够坦率。周肯定知道毛的自尊心和尊严受到多大的伤害。一个人的自尊受到打击，其结果是很危险的。比起现在那些极力低毁“大跃进”的人来，周在阻止“大跃进”方面做的实事要多得多。他坚持要各个省的省委书记报“实际数字，不是百分比”，以便搜集事实和数据。
在他大会发言和书面意见中，他着重强调财政、资源和生产三者要实现必要的平衡，这种平衡在 1958 年全被打乱了。单是大炼钢铁，全国就耗费了15 亿元。
正当戏剧进行到高潮时，凑巧得很，越南的胡志明上了庐山。当时拍的一张照片上，胡志明与蔡畅和邓颖超手挽着手，在�
![[快穿]我是他的未婚妻封面](http://www.8btxt.com/cover/23/2329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