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他的世纪-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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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戏剧进行到高潮时，凑巧得很，越南的胡志明上了庐山。当时拍的一张照片上，胡志明与蔡畅和邓颖超手挽着手，在山路上漫步，他正在开怀大笑。实际上胡志明忧心忡忡。9 月份，赫鲁晓夫就要和艾森豪威尔举行会谈。这对越南将预示着什么呢？赫鲁晓夫已经清楚地表明，他赞成越南实行永久分治。胡志明告诉周恩来，越南南方的共产党人正在组织南越解放阵线，他们的领导人黎笋就在河内。为了实现统一，现在是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了。周现在会不会履行他答应给予帮助的诺言呢？
周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说，我们一定信守诺言。他向胡志明保证，年底之前中国就准备向越南提供价值五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和资金，支援越南的解放战争。这仅仅是中国援越的开始。根据越南方面的统计，1960 年至 1978年间，中国向越南提供的援助达 200 亿美元。中国从来没有要求偿还这笔钱。
毛开始答复针对自己的批评。他说：“我吃了安眼药，三天都没睡好啊。”他的话往往是漫无边际的。
毛上庐山时是准备作自我批评的，现在他改变了主意。在他看来，彭的行动是受赫鲁晓夫的指使，是一场反对他的重大阴谋的一部分。那年春天，身为国防部长的彭德怀不是率领一个军事代表团访问过苏联和东欧几个国家嘛。他至少和赫鲁晓夫见过两次面，两人交换了什么意见和看法？彭是从不掩饰自己感情的。朝鲜战争时，他不是和金日成吵得很凶吗？他的态度差点酿成重大外交事件。彭是 6 月初回国的，6 月 20 日，赫鲁晓夫撕毁了与中国签订的核技术协议。彭却在这之后写过一封信，要与苏联“增强理解”！
不管是出于巧合，还是有意低毁，彭在他的“意见书”和讲话中用的字眼差不多和赫鲁晓夫前一年用的一样：“小资产阶级狂想”。中国这时面临严重的危机，一个月后赫鲁晓夫又要去华盛顿，不管是哪个国家，一个国防部长如果象彭德怀这样行事，是肯定要丢宫的。令人不解的是，到了 80 年代，又大肆吹捧彭德怀。这只能说明政治上的幼稚。损害毛的形象对中国漫长的革命能有好处毛说：“那次反冒进的人，这次站住脚了，那次批评周、陈的那一部分人，这次取他们的地位而代之。”
周这次没有跟着起来反对他。庐山会议本来是要批判“左”的，毛泽东却十分巧妙地把这次会议变成一次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也就是批判彭德怀以及和他站在一起的人的会议。
彭德怀任性而又诚实，从不知道什么是搞两面派，这次却被自己的朋友，包括那些可能鼓励他坚持到底的人给抛弃了。元帅、司令们一个个站起来，向毛泽东表示忠心。那个身材瘦小、脸色灰黄的司令林彪，认为自己的机会来了，于是大肆攻击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和fan革命分子。彭德怀是背不上这些罪名的，这一点毛也清焚。但问题还没有解决：到底是谁鼓动彭写这份“意见书”的呢？象任何其他中国人一样，彭如果不和一两个朋友商量，是不会采取这样严重的步骤的。那么，到底是谁鼓动彭这么做，后来又抛弃了他呢？应该记上一笔，刘少奇曾试图为彭辩护，但是缺乏说服力。刘说过：“到底什么是真左、什么是真右？”至于周恩来，他坐在那里，稳如泰山，可是内心十分沉重。他知道眼下这场冲突的分量。这不仅仅关系到对“大跃进”或者对毛的民粹主义观点的批评正确与否，而且，在中国面临美苏两大敌人的时刻，这还关系着党是否会分裂。李锐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在庐山的那几天，党的领导人之间哪怕一次偶尔的碰面，只言片语都可能带来谣言、猜忌。”在这种紧张的不良气氛中，越来越多的人被怀疑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被勒令写检讨。周本以为毛会适当地作个自我批评，全党就能重新团结起来，为取得进步而共同奋斗……可是现在却开始搜索“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的希望破灭了。眼下，他必须收拾残局，对谁也不说一句怪罪的话。
8 月 26 日，周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讲话，指出需要进行“调整”。一场厉行节约、过紧日子的运动就要开始。他把毛过去大手大脚放下去的资金从地方重新收回来。瘫痪了两年的国家统计局又恢复了生机。
彭德怀被降了职，几年后调到四川。这是宽厚的处理。按照中国帝王统治时期的传统，失宠的官员常常被送往外省。不过尽管职位降了，1966 年“文化大革命”以前，他倒也平安无事。他没有参加十一庆祝活动引起人们的注意。他出了什么事吗？那位在北京定居、身材高大结实的美国共产主义作家安娜路易丝斯特朗问我，”彭德怀怎么了”？“我也不知道。”斯特朗说：“我猜他可能派到越南指挥打仗去了。”她是在进行推理，因为 1954年韦国清帮越南人攻打奠边府时，也没有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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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兴致勃勃、蹦蹦跳跳地走下飞机舷梯，到北京参加建国十周年的庆祝活动。他刚在戴维营与艾森豪威尔举行了首脑会晤。他把艾大肆吹捧了一番，又说他准备对顽固的中国人稍微大方一点。他与美国搞缓和不是达到目的了吗？
接下来的是私下连续五天言辞尖刻的争吵。不过，毛和赫鲁晓夫决定暂时不把双方的分歧公开。同年 12 月，全世界共产党就要召开一次大会，就这些问题进行辩论。这个时候，中国人表面显得特别平静。赫鲁晓夫走后，毛泽东、周恩来与聂荣臻一道，商量了核研究的问题。聂荣臻说：”我们只能靠自己了。我们必须靠自己来干，也一定能靠自己干成。”有了毛和周的全力支持，他是能实现这个目标的。
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运动继续进行。不仅彭德怀本人，那些和他站在一边的军事将领们也降了职。20 年后，当问及庐山发生的那一幕时，邓小平倒是比较实事求是：“在这件事情上，我们都有责任。毛泽东头脑发热，但我们这些人呢？我们没有反对他。我们跟着他走了。”
周恩来和他的同事，包括恢复了工作的陈云，开始进行亟需的“调整、紧缩”。各个委员会都恢复活动了。周通过住在北京的西园寺公一又开始与日本人接触。⑥当年 9 月 17 日，刘少奇主席发布特赦令。12 月 4 日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释放首批战犯 33 名。第二年又特赦释放了两批。周曾设宴招待被特赦释放人员中的 11 名国民党将领，其中包括杜幸明，壮的女婿就是著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周恩来与杜将军就爱国主义、台湾与大陆的统一问题进行了长谈。他赞扬蒋介石拒绝美苏关于两个中国的观点。让杜传话，“告诉海外同胞们，海峡两岸人民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是一家人。”
周没有忘记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少帅。张学良在台湾还是蒋的阶下囚。那还是 1957 年圣诞节时，他曾把少帅的亲友请到自己家里，回忆井赞扬这位不幸者的勇气和爱国主义精神。他安排少帅的姨太太前往台湾，“以便安慰他、照料他”。他释放了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溥仪在俄国的监狱里关了几年，1949 年后在中国抚顺的一个战犯管理所接受过改造。周说：“改造了十年，足够了。”他请了溥仪和他弟弟溥杰以及他们的家人和亲友吃饭。那年十月，我在另一次宴会上见到溥仪。他谈话还不大自如，见谁都要哈腰鞠躬，见了我也鞠躬。
我跟溥仪握了握手。埃德加斯诺和我在一起，他说：“我才不愿与这个皇帝握手呢。”他是非分明，认为溥仪不是历史罪行的受害者，而是罪魁祸首之一。
周给溥仪找了一所不错的房于，把他的生活津贴也加了一倍，又让他的叔叔载涛作为满族代表参加政协。满族人口大约为 300 万。邓颖超热心地为他物色对象，帮助他建立家庭，后来找到一位很贤慧的护士。周不顾要消灭剥削阶级的理论，对傅仪说：“象你这样的家族应该有后嗣。”溥仪后来搞起植物研究，平静地生活了七年，1967 年患癌症去世。
周的声望恢复了，他重新受人尊重，人们也倾听他的意见。有了毛的首肯，他开始为大约四万名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平反。到 1962 年平反的人就更多了。刘少奇同意采取这一措施，但不少党员对此不以为然。国务院于是下达了严格的命令，得到平反的人必须受到良好待遇，要恢复他们的工作。
调整、紧缩的时期开始了。周日以继夜地核对着粮、棉、油、肉的生产数字。他躺在床上，周围堆满了报告，对全国各省以及 2000 多个县的情况逐一进行核对。
一位迷惑不解的秘书建议说：“总理，让别人替你核对吧。”周恩来反问道：“别人？那我怎么能知道实际情况呢？”
瞬间的犹豫就能改变历史的进程。庐山会议的结局和懦弱也有一定的关系。如果最后的结果是反对毛的话，与莫斯科的争吵就可能平息，其后果就会在意识形态上更加倒向苏联，从而加强赫鲁晓夫对抗美国的地位。事后猜测是徒劳无益的。力量对比一旦发生对莫斯科有利的变化，那将会改变历史。当时周意识到这一点没有？他最终没有对毛、对“大跃进”进行攻击，原因是否就在于此呢？
这时他成了众望所归的人。正如他当年在日本替朋友扫清了地板上的玻璃碴一样，他把支离破碎的经济结构重新拼在一起，使国家恢复了秩序。但1959 年这个不洋的年头，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周身上的担子也就更加沉重了。
注释
作者对许多人，特别是参加 1988 年 10 月在南开大学召开的周恩来研讨会的刘焱先生及其他研究者谨表谢意。
①1963 年和 1964 年作者采访过经济学家马洪、勇龙桂及其他一些人。
②关于捕杀麻雀，作者写过《麻雀的厄运》。当时该书在北京引起不快，但后来人们认为讲的是实情。
③周恩来经常提到生育条件较差一事，特别是 1973 年对韩丁和其他美国人
谈过此事。
④引自作者与捐画的吴作人及其他画家的谈话。
⑤引自李锐回忆录手写稿，韩紊音文档。
⑥引自作者对西园寺公一的采访和交谈。西园寺曾安排作者在 1970 年访日和讲学。
第五章 与尼赫鲁的冲突——西藏、印度以及边界问题（1954—1970）
——中印边界冲突
——1959 年 10 月，作者与周谈有关印度和西藏的问题
——1960 年 4 月，周赴印度与尼赫鲁进行会谈
——1961—1962 年，中国与缅甸、尼泊尔和巴基斯坦划定边界
——1962 年夏，尼赫鲁下专进攻中国
——1962 年 10 月至 11 月，中国进行匣击，然后单方面后撤
——1970 年，周与作者及其丈夫谈话，寻求重开边界谈判
1959 年 10 月底，“大跃进”的浮夸风在北京依然盛行。早霜染白了沉闷的街道，第一批冬储大白菜已运到了尘土飞扬的胡同里。到处都充满了冬天的怨气，与任何人交谈都会感到忐忑不安。我见到的所有人都态度生硬，满腹牢骚。食品出现短缺，到 11 月，肥皂、服装、鞋子、缝衣针、木材、纸张、煤炭部不能保障供应。1955 年开始实行粮食定量供应，现在定量已大为削减，今后两年内还会进一步减少。
我是不太受欢迎的人。我被安顿在一间冷清的饭店里，龚澎的一个下属前来看我——甚至龚澎本人也明显地在回避我——我们谈得很不投机。我主动提出给她一盘《世界真小》的电视节目录相带，想以此为例子，使他们了解我与美国一名著名记者就中国问题进行的多次斗争①。可她对我说：“我们对电视不感兴趣。”我尖锐地反驳道：“那么，中国就没有必要设立新闻办公室、广播电台、新华社，甚至也不需要办报纸向全世界宣传中国了。” 五天后，一切全变了。我住进了好房间，还请我参观了人民公社和工厂。11月 10 日周恩来总理接见了我。若干年后，我才得知，那次周是在我与龚谈话的第二天刚刚回到北京，并马上安排与我会面的。
周被许多官员威严地簇拥着来到人民大会堂的一间华丽的国宾室，他在这里接见了我。他终于得到了我在一次有关中国的重大会议上为中国说话的消息②。
周面容憔悴、显得很疲劳。1956 年时那种愉快、充满信心的神态已不复存在。但他显得神情异常坚定。这种神态改变了他的脸型，使他脸上颧骨突出。他用他那一览无余的目光打量着我。他对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看的。我觉得自己象是在接受扫描。当时，我不知道庐山发生的一切，也不太了解与赫鲁晓夫争论的大部分情况。我似乎因为写了关于愚蠢的麻雀战的文章被列为“敌对分子”，因此受到冷遇。周本人曾说过：“我们必须倾听人民的意见，即使他们提的意见有些刺耳。”我讲过一些刺耳的话，但 1959 年夏，我在加拿大召开的会议上曾为中国的政策辩护。
周象往常一样先问我的健康情况，然后表示歉意说：“今年夏天，我们拒绝发给你签证是错误的……龚澎当时不在，是别的人处理的。”我回答说：“总理，是我的问题，也许我太急了。”——我的意思当然是说中国的新闻机构办事太拖拉了。“今年夏天你在加拿大的会议上为中国说话，我们几天前才听说。我还看了你的电视节目录相带。”他略停片刻，咽了口唾沫，好象嗓子很干。“上次你提了许多问题。你这次想问些什么呢？”
“我有个问题，总理，是关于西藏的。你们为什么让达赖喇嘛带着几十人逃走呢？他走了三个星期才到达印度。其实你们随时都可以阻止他外逃。”
军队的确可以截住达赖喇嘛。他们从头至尾一直监视着他的行踪。中国向全世界报道了达赖喇嘛和他行动缓慢的随行人员通过中印边界的日期、时间和具体地点。100 名记者在另外一个进入印度的地点等着da赖一行，直到中方报道了达赖出现的确切地点才改正过来。
周几乎笑了起来。又显露出他以往的机智。“我们可以阻止他，但这意味着使用武力。da赖喇嘛也许会受伤，那么就会严重地伤害西藏人民的感情。原先，我们以为他的出走不是自愿的�
![[快穿]我是他的未婚妻封面](http://www.8btxt.com/cover/23/2329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