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他的世纪-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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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猜疑、妒忌，或者我们所说的‘红眼病’盛行的国度里，她令其他的夫人们，特别是毛的夫人江青相形见绌了。在中国，自我贬低是首要的美德。王光美显得如此快活、聪明、漂亮，实在有些不够谨慎。出国访问期间，她的丈夫有时不善应酬，气氛尴尬时，她参加进来与外国首脑交谈。这在后来使得刘少奇的日子更不好过。”
周恩来是否曾提醒过刘少奇要防着点毛呢？很显然，刘低估了毛泽东。与周不同，刘没有认识到，毛几乎是一种象大自然一样不受任何约束的力量，“无法无天”。⑤毛把自己比作“大闹天宫，打倒天宫里的一切官僚主义者的孙悟空”。自从 1935 年遵义会议以来，我看周恩来和毛泽东既是分不开的朋友，又有意见分歧，有如坚定不移的海滩在抵御着变幻莫恻的海洋。然而，在几个星期乃至几个月里，周似乎也被继续革命、使党新生的宏伟理想所迷住了。他知道党在老化、党的机构日益官僚主义化。1963—1965 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未能将新鲜血液注入党的核心机构。
1966 年的夏天，一片危险的焦虑和等待的气氛。7 月，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我见到了周恩来，他看上去气色很好。他问我：“你在这里于什么？”我微笑着回答说：“我是一位列席者。”作为一名“资产阶级作家”，我无法获准参与那些虔诚的与会者的宏伟讨论。周的脸转了过去，我看得出他放心了。我不禁自问道，会议发生了什么问题？可是，他参加了会议。出席会议以及宴会的还有刘少奇，宋庆龄和陈毅。
就在那年 7 月，大学校园里发生了一场奇怪的而意义不同寻常的游戏。这是直接和刘少奇与毛泽东之间的矛盾有关。
刘少奇在得到毛含糊的同意⑥后，向各大学派遣由久经考验的党员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去领导那里的“文化大革命”，在学校党员知识分子和干部中挖掘修正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然而，正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工作组那样，向各大学派遣的工作组很明显地转移了斗争方向。使大量的谩骂、指责落到了不幸的教授、讲师以及那些没有“后台”而容易成为牺牲品的人的头上。很快，工作组的做法激起了广大学生的反对。我的一位侄女告诉我：“在我们学校，要求我们打老师……我们动了手，结果老师死了……”显而易见，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许多人并非作家，而是在各大学进修的外国留学生。要他们参加会议是为了不让他们亲眼目睹他们的教授和同学所受到的遭遇。
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召开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因为在会议期间，一些与会者在越南代表团出席的情况下，要求在越南问题上采取“联合行动”。日本代表团也要求采取联合行动。这是苏联的方针。毛对此坚决反对。刘是不是通过召开此次会议调动一些力量来支持自己呢？这里到底演的是哪一出戏？
有如坠入五里云雾之中一般，“作家们”和我本人困惑不解地被带到武汉。在武汉，我和其他人一起乘船游览了开阔的长江，“亲眼目睹”了毛畅游长江。可是我们中间有些人只是听说而已，因为离开现场太远。这一天是7 月 16 日。7 月 18 日，毛返回北京，谴责刘派出的工作组以及“五十天的恐怖”。这是毛用来描绘工作组对大学的统治的话。
8 月 1 日至 12 日，共产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刘尚未完全失败，他仍拥有强有力的支持。倘若毛不安插自己的追随者做为特邀与会者，特别是以其前秘书陈伯达为首的，并包括毛的妻子江青在内的中央文革小组的人⑦参加会议，毛在会上就会成为少数派。⑧
这次会议成为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标志。会上讨论通过的“十六条”纲领⑨将成为这场运动的指南。
周据理力争。他通过各种办法对“十六条”中的一些条款作了重要修改。前广东省委书记、突然晋升进入政治局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陶铸站在周的一边。当时陶铸被认为是毛的忠实支持者。
周在取得毛同意后划掉了“十六条”中的一句话。这句话的内容是：“在过去十七年里党内存在着一条由‘黑帮’操纵的‘黑线’。”周说，这句话不恰当。自从 1949 年起，不曾有过反对毛主席的黑帮或黑线。但是，周的意见彼林彪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否定掉了。周接着提出增加一句具有限制性的话：“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援引毛 1956 年的重要讲话中这一内容十分重要。这将使绝大多数党的干部兔遭劫难，而且也会使人对指控刘少奇本人产生疑问。刘的罪过真的属于“敌我”矛盾吗？或者仅仅是认识范畴的错误？周还强调：“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或者比较好的。我们必须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必须牢记这一点。“黑帮”仅仅是一小撮。周坚持增加一项保护“做出过贡献”的科技人员的条款，并获得成功，他希望将从事核研究、生物遗传工程的科学家以及大专院校的物理学家保护起来。聂荣臻和陶铸坚决支持他。毛也被说服了。在周的竭力争取下，还加上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而且是由毛亲笔写下的：“要文斗，不要武斗。”⑩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不应使用暴力。然而，它却成为“十六条”当中最受忽视的一点。正如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所写的那样：“每次党内政治斗争都出现浮夸和歪曲……因此受害者不是少数人，而是许多人。这并非毛的本意。”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声明、指示和纲领的特点之一就是其模糊性。要求掌握文件的“精神”。可是，文件的精神可以根据党的主管官员的理解而产生许多不同的解释。甚至今天，各级党委书记、各级主管官员对一项指示可以随意解释，以符合自己的想法。
周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提法一直保留不同看法，现在他又提出不同意见。“我们党内出现过‘左’、右两条路线的斗争……却从未有过资本主义道路。”如果接受这种提法，那么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 1949年以来通过的许多决议、采取的许多方针政策都成问题了。对“资本家”一词可以做各种解释。“你的意思是不是一个农民卖了几个鸡蛋就成为资本家了？”但是，毛不准备修改这一提法。
在以后的数月里，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充满暴力的阶段，周设法冲淡这种令人费解的说法。他宣称资本主义道路“从不是党内占统治地位的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只是“一小撮”。他继续大胆他说：“这只是认识问题……因此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样做需要极大的勇气。照这种说法，刘少奇的错误成了认识问题，是可以改正的，因而不是什么死罪。
周并非对刘少奇有特殊好感。事实上，刘曾在处理外交事务上不同周商量。周不仅仅是为了刘一个人而据理力争，他关心的是整个党。
批刘的会议在不断地进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对刘提出一个又一个的指控。在其中一次批判会议上，周恩来尖刻地评论说，如果党内突然间发现了这样多的“内奸和叛徒”，那么 1942—1945 年的整风运动肯定有问题。对于周的讥讽，现任中央文革领导小组顾问的康生不会不懂得。康生掌管党内档案，这些话在下一轮党内较量中对他很有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康生是刘的支持者。当时刘领导的北方局干部未受到追究，而斗争矛头指向王明集团以及其他中央局（包括周恩来领导过的南方局）。目前，康生成了反对刘少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最严厉的控诉人。
刘承认在派工作组进驻大专院校的 50 天期间犯了错误。他作了自我批评，但拒绝接受说他从 1949 年以来一直是走资派的提法，因为他以前的工作都得到中央委员会的批准。他进而争辩说：“起来反对共产党的群众只可能是反对革命。”这种武断的结论与毛的观点截然相反。毛认为人民群众有权反对某个政党，甚至共产党，如果这个党腐化了或者“资本主义化”了。
周恩来想出一些措辞略有不同的而又合情合理的说法，他争辩说：“群众只是纠正少数党员的错误，而不是针对党的本身。”他也不能接受党可以被tui翻的观点。他的话维护了党的最终权威。他坚持“在党外人士的批评帮助下”，共产党可以通过接受批评来纠正自身的错误。他的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 1956 年他推行“双百方针”那次不成功的尝试。然而，毛坚持己见，决定发动一场大规模群众运动来反对刘、邓集团。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共产党重新焕发青春。
周主要关心的是保护科学家。为此，他被迫放弃文化部。文化部以及曾经是刘、邓堡垒的中宣部和新闻机构，现在落入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手中。周也失去了对教育部门的控制，尽管他通过外交部长保留住外语学院以及其他培养未来外事人材的院校。一段时期内，他掌管着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及其下属各个部门。后来那里的人员都下放接受再教育去了。1967 年下半年以前，他让陈毅主持着外交部。他试图保护艺术家、歌唱家、演员和作家。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是他的朋友。许多人都去过他家，与他一道共享简朴的“两菜一汤”。但是在保护他们这方面，周也并不成功，他的好朋友郭沫若则是一个例外。（11）郭事先早已得到了警告。4 月初，他做了一次精彩的自我批评，声称自己写的书应当全部烧掉。在后来的岁月里，他幸免于难。但是并非所有的作家都表现出如此高的警觉。
***
1966 年 8 月 18 日，50 万红卫兵首次到tian安门广场游行。在以后的四个月里，毛、林彪、周恩来 8 次检阅红卫兵。总共有 1300 万中国的青年人参加了这些接见、检阅，他们免费乘火车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还必须为他们提供食宿。照顾数以百万计的红卫乒不可避免地成为周恩来的责任。只有他办事可靠，而且一定会把事情办好。
大民主、大批判、大字报、大串联——这些都是赋予红卫兵的权利和自由。他们头脑发热、所作所为毫无顾忌，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红卫兵当中许多人是受过教育的青年。但是他们为什么会变得如此残暴？恰恰是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红卫兵变得十分野蛮、凶残。我接触过许多以前的红卫兵。他们们心自问，是什么感染了自己，驱使他们使用暴力。（12） 他们当时受到大规模宣传的影响，他们听信了林彪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煽动性的讲话。但是，他们别出心裁、想出来的惩罚方式完全是封建式的。这一封建主义的集中表现及其对人们心理上产生的影响，迄今还没有人来加以探索。也许“文化大革命”为青年人提供了发泄残暴感情的机会，使得在儒家与共产主义集权制下深受压抑的冲动感情得以爆发出来。对某些共产党员施加暴行也是对数千年来屈从长者统治以及统治集团的严密控制的反抗，而得到某种精神上的解脱。
看来周当时仍然希望，游行、欢呼、喊口号等会因这些青年人精疲力尽而很快消失。在 9 月的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他提出“必须重视生产问题”。这是限制红卫兵行动的一个策略。9 月 27 日，周在国务院说，党必须控制局面，权力不能交给乌合之众。直到 10 月 1 日以前，周似乎还认为，党的力量足以疏导、控制红卫兵。一位忧心忡忡的大学校长满怀希望地问陈毅：“总理现在肯定会扭转局面吧？”陈毅只是晃了晃脑袋，未置可否。
10 月 1 日那天，林彪的讲话彻底粉碎了周的希望。林彪现在是共产党唯一的副主席，总是与毛形影不离。林身材瘦削，面色灰黄，一顶军帽紧紧戴在他的秃头上。他总是匆匆地跟在越来越肥胖的毛的身后。
“我们一定要打倒走资派……我们一定要铲除旧文化、铲除旧习惯、旧势力。”为了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林每句话都要重复三遍。林彪讲话之后，周以带着倦意的嗓音表扬了红卫兵，但同时提醒他们“要文斗，不要武斗”。
林彪、还有江青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中激进的王、关、戚（13）三人蓄意唆使青年使用暴力。红卫兵抄家，毒打党员和干部，私设公堂审问他们。有时，这类审问长达几天，甚至几个星期，红卫兵轮流换班审讯，不让被审的人睡觉。
每一所学校，每一个机关、每一个单位以及所有部委都有“革命造反派”，他们是一些职务较低的干部和工作人员，在打倒“走资派”的名义下冲击他们的上级。这使得周管理政府事务异常困难。一个又一个的部长、司长、局长受到冲击，或被拉去“批斗”。批斗意味着数小时的审讯，或者遭到毒打，甚至濒临死亡。
周的办公室里电话铃声昼夜不停，求援呼救声不断。他的一位秘书建议换一个电话号码。周恩来生气他说：“什么？换了电话号码他们怎么能找到我？”每天，数百封信寄到他的办公室，恳求他出面干预、救人……
因为他依然是中心人物，他有能力进行干预，而且确实也在干预。他主持国务院和政府各部门，但是他手下的工作人员却日益减少，他的部长们不断地消失，以致他被迫亲自动手写信。一段时期里，他手理的工作人员从几千人减少到二三百人。
他忍受着。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公开谴责刘、邓是走资派。邓小平被赶下台后，周还要接管中央书记处的工作。
“破四旧、立四新”是句口号，破四旧的意思是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对于抄家的红卫兵来说，破四旧意味着没收、毁坏一切“旧的”东西，比如古董和书籍。周试图加以制止，不论是从资本家家中，还是共产党党员干部家中抄来的东西，必须交公，有价值的必须存放在博物馆里，为了保证所藏物品的安全，他下令关闭各个博物馆。许多在抄家时被抄走的物品都归还原主了。周制定了一份列为国家珍宝的纪念物和庙字的清单。古丝绸之路上的敦煌石窟以及其他许多古代庙宇得以保存下来。但是在西藏、云南、四川，当地的红卫兵无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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