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他的世纪-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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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救人，周出面干预……可是，有时太迟了，有些人没有得救。例如他的煤炭工业部部长，在遭受 40 多天的折磨之后，死于武斗和严刑逼供之中。周恩来说：“我感到万分气愤”，“文革”结束后，那些有犯罪行为的人受到追究，并绳之以法。
几个星期过去了，暴力行为有增无减。对周来讲，生活好比一场醒着的噩梦。然而，他照样挥动着小红书，与康生、江青一道乘着吉普车，同他们一样喊口号。
邓小平在后来谈到周时，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邓和他的许多同事也都认为，这不仅仅是为了保存自己，也是为了保存别人……他忍辱负重、忍气吞声。他没有陷于绝望，也没有因而精神崩溃。
曾经多年担任周的秘书，并善于思索的浦寿昌说：“周恩来面临两种抉择，无论哪一种部需要他做出完全的自我牺牲。”
他要是否定、谴责“文化大革命”，他就会成为反党分子、内奸、“牛鬼蛇神”，“而且没有人再去跟随他了。”假如情况如此，中国人民、中国的经济、整个国家将会面临什么样的一种情景呢？他的消失就意味着林彪、江青、康生以及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中的极端分子的胜利。这就意味着党的垮台。赶走刘、邓之后，除了毛本人之外，没有任何人享有周的地位和影响。
周的另一位助手和我谈起“敬爱的总理”时，他说，“毛也需要周恩来。尽管毛利用中央文革领导小组领导运动，但他十分精明，不会不保留周恩来，以控制“文化大革命”的进程的。”毛对在自己面前告周恩来状的人反复说：“没有总理，我们怎么治理国家呢？根本办不到。他是个大管家。”
黄华说：“周用长远的眼光看问题。他不争权夺利。他从不向毛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挑战。有一天动乱结束，他依然在位，他会使一切都完好如初。”
另一位前大使说：”我认为周想起了孩提时所崇拜的英雄人物，那就是胯下受辱的韩信。周在 1928 年不是就说过，为了革命我们可忍辱负重吗？”
他牺牲自己，牺牲自己的荣誉和声望。他在那些岁月里顽强地忍受着痛苦。但是他挽救了无数的男男女女。经济专家陈云说：“没有他，局势将会变得更加无法收拾。”
“他与人民风雨同舟。他作出过最困难的决定，而且是他独自一人作出的。今天的青年人无法想象他当时的处境。只有我们这些与他在一起的人才清楚他陷入了十八层地狱，最终又是他把我们带出了地狱。”
十八层地狱……对于“文革”的幸存者来说，“文化大革命”一无是处。然而，或许有一天，毛发动群众运动反对共产党内官僚机构的行动会得到更客观的评价。
不过，在 1966 年、1967 年，对许多党的老干部来说，确实好似地狱一般。他们全都寄希望于周。周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不入地狱，谁能拯救那些身陷地狱的人呢？”
从 1937 年开始，直到治理国家的最初岁月里，周都坚持与非党人士的合作。现在，他极其关心、保护党外人士，使他们免遭中央文革小组所煽动起来的暴力的冲击。他深感责任重大。正是他自己使许多知识分子站到共产党的一边。1957 年的反右派斗争期间，他目睹了一些知识分子遭受到的羞辱和摧残。当时领导这场反右派斗争的人绝不容许任何反对共产党组织的言行。
一位著名学者的家被抄之后，向毛写信诉说。毛在信上批道：“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收到信后，周以此为依据，不仅使该学者被抄的物品如数归还，住所得到保护，而且还拟定了一份“保护对象”的名单。名单上还包括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所有人大常委委员、各民主党派领导人、最高法院的法官、政协主席和副主席。还有象蔡廷谐、傅作义等前国民党将领。对那些遭受到严重威胁的人，周把他们送进为高级干部设立的三○一医院保护起来。在医院里，知情的医生们诊断他们患有这样或那样的疾病，不准他们出院……几年之后，这些人中有许多人安全地再度出现。在周的名单上，排在第一位的是宋庆龄。她住在一所宫殿般的住宅里，自然而然地成为红卫兵冲击的对象。红卫兵冲进了她的家，要把她的长头发剪掉。周从电话中得知这一消息后，及时地制止了红卫兵的行动。他严肃地向他们讲述了宋庆龄对中国做出的伟大贡献。为了进一步强调这一点，周于 1966 年 11 月主持了一次有两万人参加的纪念孙中山诞辰的重要集会，并指示要保护好孙中山的铜像以及南京的中山陵。
一份有关 61 名先后遭国民党监禁后获释的共产党员的名单传播开了。名单上的人全都是刘少奇的人，或者被说成是刘少奇的人。现在，这些人部被打成“叛徒”，要不然他们怎能从蒋介石的监狱里活着出来呢？他们成为红卫兵冲击的对象。据说毛亲自“圈点了”他们的名字。周事先通知了名单上的薄一波。（14）薄试图离开北京，但被发现后押送回北京，薄本来可能性命难保，但周设法将他送进了三○一医院，因此薄时至今日依然健在。然而，61 个“叛徒”中的一些人则成了牺牲品，最后周恩来亲自给毛写信，直截了当地对他说：“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当时 61 位共产党员是在中央委员会批准后，通过与国民党进行交涉而获释的。毛泽东似乎在这一点上作了让步，在批复西北局关于红卫兵追查刘澜涛出狱问题的请示中说明“中央是知道的”。周从而保护了所谓的 61 个“叛徒”中的许多人。
周不断变换策略，采取不同的方法解救同事。“有时他严厉谴责某个受到冲击的人，以便自己能够进入专案组。然后，他总是提出一些为这个人开脱的理由……”这种“表面上批判，事实上开脱”的手法周在长征期间就使用过，救了廖承志的命。（15）现在，他再次运用这一策略来救廖承志。江青特别讨厌廖，因为 1937 年政治局曾指示当时在香港为党工作的廖去调查过演员蓝苹的历史，原因是毛打算和她结婚。廖的调查报告持否定态度。蓝苹，即现在的江青，要让廖为此付出代价。他被指控生活腐化、堕落，受到红卫兵的冲击。若不是周召他去参加一次“侨办的紧急会议”，并把他藏在自己的家中，廖必死无疑。一连几个星期，周拒绝把廖交出来。他警告说，批斗廖会在海外华侨界引起恐慌。后来廖进了北京医院。江青及王、关、戚要周交出廖，周反问道：“你们要他死吗？他死了，海外的华侨会反对‘文化大革命’。我们必须尊重毛主席有关侨务政策的指示。”
周还试图使用同样的办法解救体委副主任荣高棠。仙管荣的儿子叫“小乐天”。（16）荣于 1987 年对我说：“恩来同志称自己的妻子为‘大乐天’，把我的儿子叫做‘小乐天’。午饭后，我总是去周的办公室找他，一天当中只有午饭后是他唯一的聊天时间。我们打打乒乓球，帮助他活动活动胳膊。建国后，周、贺龙、陈毅和我总是一起去跳舞。他们三人跳舞都跳得非常好，酒量也不小。周喜欢活泼的人，不喜欢呆板的人。他喜欢笑……”
荣高棠被揪到 6000 名红卫兵面前“受审”，要他承认在体育方面犯下的罪行。出乎他的意料，周也公开大声斥责他。“他念了一大堆有关我的罪状……我感到特别沮丧。”但是，在进行了一番斥责之后，周开始向红卫兵说：“这就是我们帮助犯错误的人的方式。触及他们的灵魂，而不是他们的皮肉。”这使荣免遭毒打致死的下场。但不得不在监狱里度过十个春秋。“最初的四年里，我唱唱京剧、背背诗歌。后来的六年里，我一言不发。出狱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怎样说话了。”荣至今仍对周有所不满：“我认为，是毛的魔力把他给迷惑住了。”
另一个周无法解救的人是李立三。李与他一起在巴黎呆过。李在 1928—1930 年期间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后来为王明为首的“国际路线派”所取代。李立三 1967 年死于狱中。
贺龙相貌英俊，举止彬彬有礼。总是叼着他那根英国烟斗。他衣着讲究、笑容可掬。他是体委主任。他经常去周的办公室，静静地坐在一旁，看着周处理公务。他坐在那里也是对周的一种慰藉。偶尔，他为周斟上一杯茅台酒。现在，周的大多数助手已经不在，他好象是一艘遇到了旋风的航船的船长，他的船员己被风浪卷走，只剩下他孤零零的一个人在驾驶这艘封闭了舱门的航船。邓颖超说：“他从未说过一句自怜的话，他甚至没有跟我提起过这些事情。”贺龙从不提出问题。他去找周时，总是把烟斗揣在衣服口袋里，因为他知道周讨厌闻到烟味。
贺龙与林彪积怨甚深。事情可以追溯到决定人命运的延安整风运动时期。当时，贺龙的妻子在党的保卫局工作。她奉命调查叶群，而叶群不久将成为林彪的妻子。叶群曾为国民党工作过，有人怀疑她是内奸。尽管象蓝苹一样，叶群的历史也搞清楚了，但叶仍然感到不安。假如贺龙的妻子谈论这些事怎么办？或者爱说爱笑的贺龙拿这些事开玩笑怎么办？反对贺龙的材料积累起来了。
贺龙手下的工作人员被迫提供了贺的罪过。出现了有关贺龙历史一些离奇的传说。贺龙感到迷惑、气愤。他到毛那里去抱怨。毛笑着说：“你没有任何问题。”彬彬有礼的贺龙从来没有什么野心，也没有参加过任何权力斗争。贺龙认为自己不用担心。可是，一批又一批的红卫兵冲进他的家，抄了他的东西，并且开始批斗他和他的妻子。周恩来介入了。“贺龙元帅身体不好，不能批斗他。你们要想讨论有关贺龙元帅的任何问题，来找我好了。” 他将贺龙夫妇保护在中南海自己的家中。贺龙夫妇就这样平静地度过了几个星期。但是周的其他部长们仍在遭受骚扰，戴上高帽子游街，夜里无法安睡。在年轻人虐待的间隙里，周恩来周围的这些勇敢的人擦擦脸、梳梳头、整整衣服，便又返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去了。
1967 年春，一场恶毒攻击周恩来的运动开始了。（17）周注意到有人在有计划地挑出他的朋友进行迫害。方毅是周在越南问题上的特别顾问，并担任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的主任，周曾经表扬过他。有一次方在会见外国贸易代表团之前，头部遭到连续猛击。方的脸上有一块胎记，有人故意打他这块胎记，使之鲜血直冒。周将他送进了三○一医院。同年春天，在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王、关、威三人支持下建立了一个特殊的红卫兵组织，叫作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专门搜集有关周的“罪证”。4 月，“五一六”发现了贺龙躲在周的家中。周只好将贺龙夫妇送到北京郊区西山的一个秘密地点。他们在那里安全地度过了一段时间。但是，这一地点也被发现了。贺龙被关进了监狱。贺龙身患糖尿病，却得不到治疗，于 1969 年去世，终年 73 岁。贺龙的死令周十分悲伤，他失去一位志趣相投、忠实可靠的朋友。1978 年，贺龙得到平反，恢复了名誉。
最令人痛心而又鲜为人知的一件事要算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养女孙维世的被捕与身亡了。孙的母亲早年在上海认识当时叫蓝苹的江青。1940 年周和邓颖超送她去苏联的斯但尼斯拉夫斯基学校学习，孙学成归国后，因为俄语讲得十分流利，偶尔为毛和周做些口译工作，有时也为陈毅担任口译。1967 年，要她提供不利于外交部长陈毅的证据，她拒绝了。不久。她同丈夫先后被关进监狱。维世 8 个月后就死于狱中。无论周，还是他的妻子邓颖超都找不到关押维世的地方。得知她的死讯后，周要求验尸。答复是：“按现行fan革命处理。遗体火化，不留骨灰。”这一迫害，据说是江青干的，因为江对任何可能了解她在上海时底细的人都感到恐惧万分。（18）
周恩来事无巨细，样样过问。他无处不在，无不关心。他亲自为《人民日报》起草社论，告诫人们不要武斗，但是收效甚微。北京饭店的服务员决定不再伺候外国客人、资本家或海外华侨了，不再为他们擦皮鞋了。束手无策的饭店经理向周求援，他在粗暴无礼的服务员“造反派”代表的陪同下要来见周。从前一天晚上十点开始，周已经接待了三批红卫兵。现在已是清晨六点钟了。周看了看手表说：“好吧！我两个小时以后才去机场迎接一位外国元首。我现在就去你们饭店，替外宾擦鞋。”
服务员代表尴尬地相互推诱。周谆谆教育他们说：“你们拒绝为我们的客人服务，这是在给我们国家脸上抹黑，是给革命事业抹黑。”
据估计，周在 1966 年和 1967 年两年之间接见红卫兵多达 100 次以上。他的讲话似乎从不出格，但总包括一些与“文革”小组的人细微的差异和不同之处。他是公认的毛的代言人，但是担任这个角色，他有许多激烈的竞争对手。林彪、毛的妻子、极左派王、关、戚都极力想把他撵下台，他精明练达、老于世故的特点贯穿于他的每篇讲话之中。他从不直接反驳同事或者表示异议。但是他对他们的话进行精简、修饰，一点一点地加以否定。表面上看他在吹捧江青，实际上却巧妙地把江的激烈言辞冲淡了。他赞扬红卫兵，称他们是“小将”。“你们生在红旗下，是在毛主席思想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必须用毛主席的思想来指导你们的一切行动……”然后，他用自己的方式来解释毛泽东思想。“不要武斗……搞武斗是违背毛主席的思想的。”
周马拉松式的讲话有三个主题。首先，红卫兵的所作所为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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