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他的世纪-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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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马拉松式的讲话有三个主题。首先，红卫兵的所作所为必须合乎逻辑，通情达理，不要搞武斗。其次，革命是为了促进生产，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最后，阶级斗争不是查一个人的出身和查他的三代。“许多剥削阶级出身的人可以改造自己……这是毛主席的观点。”他以自己为例，说明出身于腐朽的封建家庭的人，只要在实践中彻底改造世界观，是可以成为坚定革命者的。
他管理着国家，或者说，管理着国家中还可以管理的部分。令人惊叹不已的是，他居然能设法使国家继续运转。他还负责指挥向越南运送军事物资。越南战争正在不断升级。林登约翰逊总统任职期间，驻越美军人数扶摇直上，从三万人升到 1968—1969 年间的 50 万。周恩来把“支援越南”与努力重新控制全国的交通运输联系起来。当时红卫兵大串联，乘火车不买票，交通十分混乱。造成交逼混乱的还有铁路管理机构中的“造反派”，他们在“造反有理”的口号下为所欲为。最让周伤脑筋的是，如何说服他们，“造反是为了促进生产”。周保护了外贸部部长李强，派李亲自去视察胡志明小道，远远地躲开了红卫兵。“你到不了那里，就不要回来。”当然，李部长到了那里，而且呆了很长的一段时间。（19）
快到 1967 年末，周才重新控制了通讯和公路、铁路运输。
1966 年 10 月，周阻止红卫兵用火焚烧广州交易会。广州每年一次的交易会是为外国公司和商社举办的。它是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广交会上出售绘有古典英雄人物的瓷器、仿造的古董、地毯、绸缎、刺绣以及机械设备……连续数天，周不厌其烦地劝说广州市各个红卫兵组织，绝对不要去冲击广交会。广交会为“我们支援英勇的越南兄弟抗击美帝国主义”提供外汇。“我们必须把这些传统的东西卖到国外去，才能帮助越南同志。否则，我们就没有尽到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以后的两年，他都亲自前往广州以保证广交会顺利进行。
面容瘦削、身体虚弱，但坚强不屈的 69 岁的老人继续在战斗。他呕心沥血地战斗着，月复一月，年复一年。
“周恩来带领我们走出了地狱。他与恶魔一个、一个地较量。”与他一起在煎熬中度过那些岁月的人感慨万分地这样说着。他们像周一样，为了生存而说假话，为了挽救他人而说假话。现在，有些不甚了解这段历史的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周为什么不顶住毛？党员和人民会跟着周走的……”
不，他们不会跟着周走的。周是个知识分子，非常受人尊敬和爱戴。但他不是工人，也不是农民。毛在基层群众中间有着巨大的魅力，而这些人都是农民出身。刘少奇、邓小平可能掌握着强大的机构。这个机构有多么强大将受到“文化大革命”的检验。可是，他们无法战胜毛，周除了做他力所能及的事、等待时机、一个一个地剪除恶魔以外，根本没有取胜的机会。
注释
①1988 年 10 月作者对聂荣臻无帅的采访，参阅《聂荣臻回忆录》中文版。
②道教有关事物的双重性的观点可以在毛的许多著作中找到。无论是在今天的物理学中。还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双重性都是辩证法的基础。
③引自作家、本书作者的朋友严文井的谈话，本书作者在过去 30 多年里曾多次与严交谈。
④杨宪益是北京《中国文学》杂志的资深编辑，系中国的一位名人他同他的英国妻子杨乃迭是本书作者的朋友。与杨来往的书信。见韩素音文档。
⑤1970 年 12 月，毛泽东和他的朋友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把自己说成“无法无天”这一点毛的一些对手如张国焘早就讲过，孙悟空是每个中国儿童都熟悉的故事《西游记》中的主要角色。参阅阿瑟韦利 1942 年出版的《猴子》。或英、法文版的《西游记》。
⑥本书作者听说的情况是：刘少奇去见毛泽东。他建议派工作组去调查学术界的修正主义活动。毛说：“你看着办吧！”刘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就曾派过工作组（参阅第二部第六章）。再度派遣工们组为他自己设下了一个陷阶，最终导致了他的下台。
⑦1966 年，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有：陈伯达 毛以前的秘书，《红旗》杂志的总编辑，文革小组组长。江青 毛的妻子，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 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文革小组副组长。康生 文革小组顾问陶铸、王任重、李井泉、姚文元、张平化、穆青，以及三个极端分子——王力、关锋、戚本禹——即著名的王、关、戚。到 1968 年，中央文革小组仅剩下陈、江、张、康、姚 5 人。其他的人都不见了。有些人尽管没有被消灭，但被谴责为“极左分子”。参阅第三部第二、第三两章。
⑧这次会议增添了许多毛的支持者。林彪的部队当时也部署在北京。就倒刘而言，林彪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⑨“十六条”可以从中文资料、中央档案馆、1966 年 8 月的《人民日报和其他报纸中找到。
⑩在与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小组成员的谈话中得到证实。
（11）郭沫若，本书作者在 1956 年及后来，多次采访过他。最后一次采访是在 1969 年。尽管郭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但他井非总是受到尊敬，因为他吹捧过江青。也许是无意识的。参阅本书第一部、第二部有关郭的章节。
（12）参阅韩素音文档，以编写儿童读物而闻名的作家谢冰心曾对本书作者说：“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这么许多好孩子会变得如此残忍。”
（13）王、关、戚，参阅本章注释 7。
（14）薄一波，生于 1908 年，参阅克莱茵和克拉克所著《名人传尼词典》。1966—1967 年，他担任副总理一职，并主持国家经委工作。
（15）廖承志，参阅前面的注释。
（16）见 1987 年 3 月，作者采访荣高棠谈话记录。荣家在重庆时是周的邻居。周很喜欢荣的小儿子。具体细节请参阅韩素音文档，此处仅是节选。
（17）参阅下一章有关反周活动的细节。
（18）有关孙维世的详情，参阅第一部第十章。江青报复心极其强烈、臭名昭著。据中国人士透露，江青对维世的残酷迫害是为了“算老账”。“文化大革命”最初的几个月里，军队和治安警察的“文革”特别行动小组查抄了所有与蓝苹曾经相识的电影导演、演员和作家的家，所有记录材料、书信、照片以及其他材料均被抄走。参见本书作者对电影导演司徒慧敏的采访，他是在上海认识江青的。
（19）周当时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如何不间断地向越南人提供军用物资。周想改用大批小舢板和帆船队从下龙湾运送大米。但是用船运大米容易遭到美军的轰炸或被水雷炸沉。周研究了下龙湾的潮汐情况，命令用四层塑料布包裹米袋，在涨潮时投入海中，使之漂向越南海岸。四万工程兵被派往边境地区，以保证铁路畅通无阻。另有数千名工程兵修筑胡志明小道，使吉普车可以通行。
第二章 道高一丈（1967—1969）
——“文化大革命”失控
——周努力维持主产
——毛放弃成立上海公社的设想
——靠解放军以支“左”即支持亲毛派的形式恢复秩序
——1967 年 2 月，一些者干部举行了一次会议
——毛按到林彪的报告，说这是一次亲刘的会议，因而深为恼怒
——周处境十分孤立，遭到攻击
——陈毅遭到冲击。1967 年底有人企图在外交部夺权
——姚登山成为临时外交部长
——“文化大革命”开始降温一 1968 年，周重新控制局面
——周亲赴武汉，解决了一次冲突
——毛决定让红卫兵上山下乡
——1972 年，毛在陈毅追悼会上说：“邓小平也是一个好同志”
周恩来竭尽全力将“文化大革命”的动乱限制在城市范围之内，限制在城市的大、中学校之内，尽管如此，他还是发现混乱已广泛地波及到工厂和公社，他对此深感沮丧。这种情况严重地危害了国家的经济。林彪和江青不断发表煽风点火的讲话，使局势更加恶化。林彪宣称，除了毛和他本人以外，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大民主的对象，大民主指的是红卫兵的行动。这样国务院、政府机构以及周恩来都无法幸免。
考虑到要与之搏斗的恶魔中江青也许是可以对付的，周表面上跟着江青走了一段时间，有时好象在讨好这个女人，用大肆吹捧来冲淡她有关使用暴力的呼吁，实际上一面称赞她的讲话，一面予以不同的解释。这是一场精湛的表演，而且他多次重复。他总是提醒他的听众：“干革命当然是为了促生产。”他挥舞着小红书，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当日本来访者困惑不解向他问及对时局的看法时，他苦笑地说：”个人的看法应该根据大多数人的意愿而变化。”
周也与陈伯达合作，陈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是毛以前的秘书和“红旗”杂志的总编辑，此人不善施展手腕。周对他表示尊重。访问阿尔巴尼亚归来的一个红卫兵代表团将在机场受到周和陈泊达的迎接。然而，负责具体安排的札宾官员李连庆没有通知陈伯达飞机改在另一机场降落，只通知了周。周抵达机场后问：“伯达同志在哪儿？”李回答说，他忘记把更换机场的事告诉陈伯达了。20 年后的 1987 年 9 月，李连庆对我讲述了这件事，他说：”周总理的脸色变得十分严峻，他摇了摇头说，‘同志呵，同志，你不知道给我找了多大的麻烦。’我当时真是垂头丧气。这一疏忽肯定会上文革小组的人用来反对周总理，他们一直都在试图找周总理的岔子，这回他们会指控他蓄意破坏，总理将不得不一连几小时，甚至几天做自我批评……而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
然而，足智多谋的周总理脸上的愁云突然消失了。“他替自己、也替我想出了一个解救的办法。‘连庆同志，为了节省领导人的宝贵时间，从现在起，只有出访代表团受到官方的送行。归国代表团。包括这一次）的迎接规格降低一些。请将此情况通知伯达同志。’”这样就把一次失礼的行为变成了美妙的恭维①。
1967 年 1 月，4000 万工人卷入日益严重的无政府主义的混乱之中。他们组成了自己的“造反派”组织，成群结队地登上火车，要求去北京象红卫兵那样接受毛的检阅。周发出命令，制止工人串联。②小工厂只能选派一名工人、大工厂选派两至三名工人作为代表赴京，每次接见的代表总数不能超过300 人。他还在电报中劝说要来京请愿的工人说：“成千的工人同志来北京请愿，既不更于接待和会谈，也会影响你们工厂的生产……在工人同志方面，要保证安排好生产，不要妨碍生产和交通运输。”从 12 月至 1 月，周向 150多个工矿组织发表讲话。有一次，他对数千名工人就“抓革命促生产，而不是减产”这一主题谈了九个小时。他处理了十分棘手的工资问题。当时数百万临时工遭到解雇。这些人变成“造反派”，在工厂里进行“夺权”，攻击正式工人……迫使厂方付出工资或自行发放工资。
就在 1967 年 1 月，上海的一名叫王洪文的基层干部将本厂的工人组织起来，夺了上海市政府的权。势力强大的上海市委靠边站了，其成员被关进了监狱。此举引起了江青及其亲密同伙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注意。张、姚两人都来自上海。王洪文可能对中央文革小组十分有用。他们前去与王会晤。
巴黎公社令毛为之神往，因为它是一个在不依靠政党和军队的情况下，人民群众夺权的典范。这符合毛的思想，符合他的民主和人民创造一切的思想。他打算根据这个样板宣布成立上海公社。然而，几天以后他改变了想法。周恩来掌握着充分的事实和数字，他与经济专家陈云直截了当地告诉毛生产在下降，中国将面临崩溃。混乱局势必须得到制止，1967 年 1 月 23 比毛决定动用军队恢复秩序。
人民解放军得到命令去支持“左派”或“革命造反派”，把刘、邓控制的党内各级机构的权夺过来。但是，各省的党组织仍然十分强大，坚守着阵地，搞垮这些党组织并非易事。省委书记们巧妙地向工人们大发奖金，因而被认为是“真正的左派”。他们组织保自己的红卫兵以对抗得到毛支持的红卫兵。
解放军要求学生返校、农民呆在各自的公社、工人应把革命热情用在自己的机器和生产上。周多年来与军队指挥官建立的各种联系，使他能够取得他们的合作，以保护交通运输和贸易网络。解放军守卫着电台、仓库、桥梁、火车站、机场、弹药库、粮库和监狱等要害部门。
军队对“文化大革命”并不十分热心。接到的命令是“支持左派”，但是，左派在哪里？谁是左派呢？因为每个人都声称自己是左派，是拥护毛的。解放军犯了些错误，他们支持一些派别，解散另一些派别，麇集在林彪和毛夫人周围的一部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发现他们宠爱的红卫兵组织遭到排斥。于是谴责“军内走资派”的大字报出现了。周恩来意识到反军的危险，他警告“不能夺党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的权，也不能夺解放军的权……”
1967 年初，周的盟友陶铸失去了在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小组中的职位，以“现行fan革命分子”的罪名送进了监狱。这对周是一个打击。中央文革小组中三位最活跃、最激进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仔细查阅了陶铸的讲话。他们发现陶铸在四年前的一篇讲话中说“甚至太阳也有黑点”，他们认为，这不是有意污辱“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泽东吗？
1969 年 4 月，周恩来才把陶从狱中救了出来，并送进了三○一医院。
1967 年整整一年里都在不断地进行“夺权”。红卫兵组织之间、各单位的造反派之间发生了数百起冲突。所有的组织均声称自己是毛派。解放军常常不得不进行干预。但他们奉命不许向人民群众开枪。所以战士们时有死伤。解放军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任何未来党的重建机构都必须将解放军包括在内。毛的设想是在各级政权机构中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即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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