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这二百九十年-第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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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天佑大唐。此时百济出现内讧，扶余福信杀了一同起兵的道琛和尚，大权独揽。因为忙于搞内部的安定团结，倒也没给唐军施加更多的压力。
何去何从，唐军内部出现了意见分歧。绝大多数人主张先回国休整，伺机再卷土重来。
他们的理由很简单：我军目前处于劣势，继续坚守有风险。既然皇上已有撤兵之意，不如先保存力量，伺机再动！
也有人主张继续坚守。他的理由是：
首先，指导思想要明确。和百济交战并不是没事找事，是皇上为消灭高句丽而刻意安排的一步先手。攻占百济对于消灭高句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如果此时放弃，反抗势力势必会卷土重来，那之前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将付诸东流。
其次，如果撤离，四面都是敌军，只怕还没杀到海边已所剩无几。即使侥幸逃往新罗，也只能是做个可怜的异国流亡者。一旦新罗人的倾向发生变化，只能束手就擒。
再说现在百济内乱，扶余福信架空君王，生性残暴，不善于安抚人心，叛军内部看则平静，实则暗流涌动，而这很可能就是我们的机会所在！
综上所述，我认为：撤军回国，举步维艰；而留下来，不仅能保全性命，更有可能建立盖世功勋！
提出这一主张的，正是老头子刘仁轨！
百济这里，国王扶余丰和重臣扶余福信都认为唐军撤军只在朝夕。他们甚至还派了使者前来表示：“不知大军何时回国？到时请务必通知一声，我们一定以礼相送！”
百济人傻，刘仁轨和刘仁愿可不是吃素的。他们敏锐地感觉到：百济国内已松懈，翻身的机会来了！
支走百济使者后，唐军立即出动，乘百济人防守空虚接连攻下了数座百济大营。同时刘仁轨率部趁着夜色攻克了运输线上的枢纽地——因真岘城（韩国全州北部），重新打通了新罗至百济的补给线路。
一夜之间，百济局势出现了惊天逆转。
趁着胜利，刘仁轨向中央发去捷报，再一次请求增援。
对于这个意料之外的胜利，李治也是激动不已，当即改变了初衷，下令在沿海地区的淄（山东淄博）、青（山东青州）、莱（山东莱州）、海（江苏连云港）等四州征兵七千人，在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的统领下从海路前往百济。
而正如刘仁轨所预料的，百济内部再次发生内讧，扶余丰先下手为强，杀了扶余福信，成了真正的百济王。
掌权后的扶余丰除了不断扩充自身实力外，还派遣使节分别前往高句丽和日本（时称倭国）请求增援。
当时的倭国则正处于整体转型期。
这个转型，照现在比较通行的说法，就是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
隋朝时期，因国力强盛，国际影响力也与日俱增。隔海相望的倭国也受到了中华文明的辐射。为了发展本国文明，促进社会进步，倭国于公元600年至614年间曾先后四次派出“遣隋使”前往中国学习。
唐朝时期，“遣唐使”依旧定期前来，带回的各类信息也开始影响越来越多的倭国国内民众。这其中就包括了一位很特别的年轻人。
这人特别到什么地步呢？
他是天皇的儿子。
要说这也不算稀奇，天皇的儿子多了去了。可他不仅父亲是天皇，母亲也是天皇，而且还先后做了两任。而他母亲的第二次任期还是源于儿子的拥戴。
他，就是以“中大兄皇子”之名闻名于世的日本第38代天皇——天智天皇。
日本的天皇制和中国的帝制很不一样。咱们中国历来是谁狠谁当皇帝；而倭国的天皇是“万世一系”，自打有天皇制以来都是一家人的专享工作，甭管有无实权，别家人可是做不得的。
不过天皇的位子也并不好坐，有时候还得看掌权人的眼色。混得最惨的要属后来日本战国时期的天皇。因为诸侯混战，皇室无人问津，税收也无法保证。收不上税自然就没钱吃饭，更没钱修理漏雨的房屋。于是皇室成员们只好住在茅草房子里，冬天冷夏天热，衣服更是补丁摞补丁。
吃饭？好办。百姓怎么吃你们就怎么吃好了。
可问题是老百姓有钱的做生意，有力的种地做工。相较之下，金枝玉叶们手无缚鸡之力，也没啥本钱，啥都做不来啊。
为了活下去，宫女和妃子们只能去卖淫，天皇也索性上街摆摊卖起字画来，勉强维持个温饱。
当然，如果有人需要借天皇的名义来号令天下，皇室在物质上就会得到比较丰富的供应，该摆的谱一样也不少，左一道“敕”，右一道“旨”，倒也有模有样。
贞观年间，天皇同样是个摆设，保持朝政的是以苏我虾夷为代表的苏我氏家族，他的儿子苏我入鹿相当于倭国的首席执行官。
天智天皇当时还叫中大兄皇子。在各位遣唐使的不断熏陶下，他意识到了倭国的落后，决心推翻苏我氏，推进国内改革，向着唐帝国式的国家演化。
做了充分的准备后，公元645年，中大兄皇子借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向天皇递交国书的机会（按规定，所有大臣都要盛装出席）发动了武装政变，苏我入鹿被当场杀死，苏我虾夷走投无路，在官邸自焚身亡。
此后，中大兄皇子开始在国内推行改革，模式基本照搬唐朝，财税制度更是租庸调制的翻版。很快，倭国开始进入飞速发展期。
国内局势稳定后，时任倭国摄政的中大兄皇子开始将目光转向国外，最先关注的便是近邻的朝鲜半岛。
可惜，当时无论是高句丽、百济还是新罗，注意力都放在西边的大唐王朝。这不免让倭国人感到失落：俺可是离你们更近啊！
百济王扶余丰的求助，来的恰到好处。中大兄皇子立即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战争总动员，准备好好显一把身手。
而这时唐军援兵在孙仁师的带领下已经顺利抵达百济与刘仁轨会师。军力和士气大增的唐军与新罗军一起出击，多次击败百济军。
百济军屡战屡败，地盘也不断丢失，只能退回临时根据地周留城死守。
经过商议，唐军决定分两路出击：孙仁师、刘仁愿和新罗国王金法敏率陆军向周留城挺进；刘仁轨带领大将杜爽以及百济前太子扶余隆从海路出发。
得知倭国即将出兵，刘仁轨命唐海军进入高度戒备状态。
白村江是熊津江（现韩国锦江）入海处的一条支流。周留城就建在白村江河口上游不远处的左岸山地上，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典型的易守难攻。百济以为只要确保周留城至白村江一带不失，等到倭国的海上支援，便可继续据险固守。
中日历史上的第一次正面交锋，便在这关键地的海域上打响了。
我们来看一下当时双方的实力对比：
唐海军总兵力：七千余人
倭国海军总兵力：一万余人
唐海军舰船数量：一百七十艘
倭国海军舰船数量：一千余艘
又是一次以少对多的对决！
战斗素养和武器装备方面，唐朝水军要明显优于倭国水军，战船更是高大坚固得多。对于这场战争，中方的记载相当简单，只有寥寥数笔：双方接触，四次会战，焚毁日方船只四百余艘，血将附近海域的海水都染成了炫目的红色。
战败方日本的记载要翔实许多，或许正因为痛苦才让人记忆深刻，也更想去追寻原因吧。
据日方记载，双方先头部队遭遇，日方初战不利，向后方撤退，试图将唐军主力吸引至己方的包围圈内加以围歼；可是唐军获胜后并未贸然追击，而是继续加强防御。
日军诸将观察了双方局势后，发现本方人多势众，处于优势。而唐军摆出的防守姿态也正好“印证”了自己的判断。
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得出结论：我们只要奋勇前进，唐军定然会逃走（我等争先，彼应自退）。因此定下了进攻的主旋律。
进攻固然可以，但不应该是蜂拥而上，否则就成了混混打群架。两军交战亦是如此，要冷静观察对手的软点，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战果。
可惜，倭国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认为既然自己人多，就要充分发挥这一优势，速战速决。
于是，一千多艘倭国船如散沙般冲了上去。
见倭军蜂拥而上，刘仁轨果断作出部署：舰队中央固守，抵挡敌军的进攻；两翼的船只主动出击，冲乱本就不整的倭军编队，使其首尾不能相顾，而逐个击破。
战斗的进程基本如刘仁轨所料：倭国舰队冲到了唐军前方，却被高大许多的唐军战舰所阻挡，无法继续突破；而唐军的两翼舰只则在倭军阵中左冲右突，射箭放火忙得不亦乐乎。倭国海军失去了章法，一对一的较量完全不是对手，损失惨重，被杀死、烧死和淹死的倭人不计其数，黄海的海面竟都被血染成了红色。倭国海军大将朴市田来津当场战死。
同时，唐陆军也没有闲着。在海军战友精神的鼓舞下，他们一举拿下了已是孤城的周留城。失去根据地的百济王扶余丰仓皇逃亡高句丽。
白村江海陆大捷，百济复国的最后努力也宣告失败。
考虑到退路有可能被切断，正在新罗境内的倭国陆军也迅速撤兵回国。
第一次用兵失败，倭国举国震惊。因主力海军被歼，倭国沿海几乎丧失了水上防御的能力，只好在沿海各地大修城池和要塞，防备唐和新罗联军的海上入侵。
苦修了几年城池，倭国人惊奇地发现大唐居然并无入侵的意思。心中的大石落地后，他们开始反思：整个东亚，大唐才是老大，自己实在是差得太远。
为了进一步提高国家的整体实力，他们主动派遣使者前来长安修复关系，遣唐使团队规模也是与日俱增。
据《新唐书·东夷传》的说法，倭国人在学习了部分华夏文字后，由于讨厌“倭”字的发音，遂改国号为“日本”，取“国在日边”之意。
谁能想到，一千两百多年后，两国海军在黄海再次交战，结果令所有中国人痛心疾首。唯一能让我们感到怀念与骄傲的，或许只有那位与舰共存亡的民族英雄——邓世昌了。
第六章 内政格局的悄然变化
外面天翻地覆，国内也没有闲着。原因很简单：以李义府为代表的新掌权派虽然在表面上占据优势，但朝中仍有不少官员不屑他们，暗中采取了敌对的态度。
李义府等人之所以不受人待见，一是由于上位手段不正当，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则在于出身。
众所周知，如今天下的老大李家原本就是隋朝的皇亲国戚兼高官，他们的朋友不管有钱没钱，也大都出身不俗。在科举取士形成气候之前，一个人要想当官，尤其是京中的高官，要么出身好，要么有高层的推荐。这样，先后掌权的人又通过种种关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对整个国家的走向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可以说，当时的唐朝是一种垄断性的精英政治。普通百姓想要进核心层，可能性极低。
好在垄断归垄断，官员们倒也没有肆意妄为，中饱私囊，而是尽忠职守地在为国家谋求未来。他们中大多都亲身经历过隋末的天下大乱，对社会中下层的诉求有着直观的感受。同时豪门出身的人往往接受过良好的道德教育，能够自我约束言行。
在这一群体中，最出名的不是皇族，而是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延续下来的一些拥有数百年传承的所谓“士族”，如崔氏、王氏等。他们长期占据各政权的最高层，自视极高，与“寒族”泾渭分明，就连皇帝也时常不放在眼里。
有这么牛么？说个故事就知道了。
南宋（南北朝）时期，皇帝的亲舅舅（出身“寒族”）曾去拜访过一位“士族”。政府官员间的交往，就算只是做表面文章也好歹该保持基本的礼貌吧？可这位士族偏不。不仅会面中相当傲慢，国舅爷前脚刚出门，他后脚就命人把国舅坐过的凳子扔了出去。
这实在是极大的侮辱。国舅爷咽不下这口气，找到了太后妹妹哭诉，太后又立即找到了皇帝儿子。可是，对此皇帝也是无可奈何，只能让舅舅以后躲着点，别再自讨没趣。
经过长期的变迁，时局的变化，曾经不可一世的豪门士族已经逐渐丧失了政治能量，经济上捉襟见肘的也不在少数。可他们还是坚持不与“下等人”来往，只在士族间通婚，以保持血统和门第的纯洁。而“下等人”也很配合，不仅处处仰视他们，还极力寻找一切机会来攀附。
李义府也是“下等人”，也想攀高枝。
李义府得势之时已过不惑。这样的年纪自然是无法迎娶士族如花的少女为妻的。
李义府明白这一点，所以他打着儿子的名义去提亲。或许是自己的名声太差，他被毫无余地地拒绝了。
李义府的自卑心理开始作祟了。虽然他大权在握，可以轻松除掉异己，但他却始终不敢贸然对“士族”们下手。
早在贞观年间，李世民曾命人编纂过一本《氏族志》，将皇族和皇后一门的外戚排在了门第的前两位。这个办法虽说是抬高了皇族的地位，却没有能够真正改变士族状况。尽管李世民在不断努力，他手下的房玄龄、魏征等人还是对高门大姓趋之若鹜，纷纷与之结亲；而士族也摆足了架子，聘礼不收足绝不谈婚论嫁。联姻后双方的政治能量更是有增无减，他们与重臣长孙无忌联手，共同把持着朝政。即使是老大李治，也要充分尊重他们的意见。
长孙无忌一派被清洗后，上至皇帝李治，下到李义府乃至出身贫寒的低级官员，无不有一种打倒旧世界，今天我当权的诉求。再说，武后的家族还不在这《氏族志》里啊。于是显庆四年（公元659年），李治下诏，由许敬宗牵头，将《氏族志》改编为《姓氏录》，皇帝和皇后一族依然位列前两位。只是这次皇后姓氏变成了“武”姓。
至于其他姓氏，一律以官衔品级为标准。这样一来，不论出身，只要能够官至五品，其姓便可以被收入《姓氏录》，进入士大夫阶层。
睚眦必报的李义府积极把握机会，借口“当年太宗皇帝即有此意”，劝说李治对士族采取进一步的高压政策。
李治发布后续政策：士族间不得彼此结亲；严格控制聘礼的数额。
面对强大的政府压力，士族间要么不办仪式，直接把女儿送到女婿家，要么宁可让女儿一辈子老死在家，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