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地理学-第1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另一个简单的但对世界颇有影响的观点源自哈尔福德·麦金德爵士的著作。1904年，他确认欧亚大陆的中、北部平原，船只难以航行，但骑兵或火车却是可以通过的，认为这里是“历史的中枢”。由此观点出发，不管其宪法和社会构成如何，俄国作为蒙古帝国的继承者，对全球施加重大的政治压力。这种压力伸向海军势力能够施加影响的欧亚大陆四大边缘地区。它们是东亚、南亚、中东和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麦金德修正了自己的论点，并给俄国中枢重新起了个名字，称它为“心脏地带”。以其为中心，构成新月形，新月形内侧包括上面提及的四大边缘地区，外侧由不列颠诸岛、撒哈拉南部非洲和日本组成。面对着这一大陆组合的变化，形成了以心脏地带的陆上强国与新月形的海上强国之间的根本对立，麦金德修正其论点的目的是，警告英国国务活动家们，德国和俄国的联合已对英国海上帝国构成了威胁。政治斗争的中心已从西欧转移到东欧。谁控制了中心地带与德国，谁就将统治世界之岛——欧亚大陆。谁控制了欧亚大陆，谁就能统治世界。
接受和运用这种思想的温床在德国已经准备好了，因为它有发展自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拉策尔的政治地理学传统。“地缘政治学”是瑞典人鲁道夫·克杰伦新创的词语，用来描述利用地理概念为国家服务。地缘政治学的首要鼓吹者是巴伐利亚军事贵族政治论者卡尔·豪斯霍弗尔，他曾于二十世纪初作过驻日本和东南亚参谋部门的观察员。第一世界大战期间，鲁道夫·赫斯是他的副官。战后，豪斯霍弗尔为使人们承认地缘政治学是国家的强有力工具而四处游说，并于1924年创办了一家发行范围很广的杂志《地缘政治学杂志》。豪斯霍弗尔在慕尼黑郊外的故居成为纳粹党初期的避难所，希特勒被囚禁期间，豪斯霍弗尔经常去看他。希特勒在牢中给赫斯口述《我的奋斗》，希特勒的每一句话都为种族仇视所左右，在这种种族仇视中，无疑有地缘政治学的气味。豪斯霍弗尔和大多数地缘政治学作家都与种族主义不沾边，他站在其犹太妻子一边，而这经常被引证为是其在纳粹行列里晋升缓慢的原因。他本来是立志要当教育部长的。
麦金德的著作给了豪斯霍弗尔一种特殊的世界观。本来是向英国发出警报，告诉其统治世界浪潮的地位面临危险，却变成了寻求与俄国妥协，击败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垄断势力（包括处于这个范围内的美国）的邀请。1913年，豪斯霍弗尔写道，日本、俄国和“中欧帝国”之间利害相通，那是绝对无可争议的。纳粹统治全球的计划是一个谋求两大地缘政治学目标的灵活计划。首先，需要获得对中心地带的控制。然后，需要摧毁联合王国和美国的海军实力。《我的奋斗》预示了这一点，重复了豪斯雷弗尔使用的麦金德概念。豪斯雷弗尔为求得同俄国和解而不懈地工作。他认为，1939年3月的希特勒…斯大林条约证明了其基本主张是正确的，它提供了一条从莱茵河到阿穆尔河远至日本的轴线。对希特勒来说，该条约是一个稳住俄国的权宜之计，因其当时正攻占波兰。尽管1941年希特勒撕毁条约后豪斯霍弗尔撰写的多篇社论合乎爱国精神，但是，显然，豪斯霍弗尔将其看作是一个地缘政治学上的错误，指出拿破仑和法尔肯海因在反对广阔中心地带的作战中遇到了种种困难。麦金德曾担心的和豪斯霍弗尔所争取的互相兼并的前景，因“巴巴罗萨计划”而彻底破灭了。没有一个地缘政治学家预见到英国和美国的海上力量同俄国的陆上力量联合起来的情形。希特勒显然是希望避免卷入同英国海上力量作战，他坚持认为，英帝国的继续存在是世界秩序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地缘政治学家们预见英帝国要逊位，并预言领导地位将转给美国。显然，希特勒的种族主义压倒了地缘政治学家的影响。如果地缘政治学派势力更大一点，德国也许不会如此易遭攻击。
破坏地带和“多米诺”理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余波当中，新的政治组合和技术限制放松导致索尔·科恩用核心地区和破坏地带的词语来描述世界政治地理。1915年，多尔格雷夫用了“挤压地带”这种说法来描述位于中心地带和海上强国之间的小国的地位。1942年，惠特尔西在其论著中将位于德俄两国之间的小国缓冲地带（本世纪三十年代德国地缘政治学家用制图方式将这类国家划为一类），称为“破坏地带”。关于这类核心地区和破坏地带的区分及归类，显然只表现了变化过程中的一种暂时现象。随着核心地区不时地出现和消失，破坏地带不时地合并和分裂，冲突力量的本身也在转化。
为了描述这种竞争更形象化起见，人们想象出一种特别有说服力的形象化比喻，就是所谓的“多米诺理论”。这种政治地理学特性描写所表达的看法，看来粉饰了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美国所定的许多外交和军事决心，而在支持这类行动的言论中，使用了这种形象化的比喻。“多米诺”说法生动，贴切。在1980年的总统竞选中，罗纳德·里根说：“我们不要自欺。苏联是当今发生的一切动乱的祸根。假如他们不搞这种多米诺把戏，世界就不会有什么热点了。”国务卿黑格一直认为，唆使古巴援助萨尔瓦多游击队，卡扎菲上校试图将乍得与利比亚合并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从安哥拉打入纳米比亚，都起因于主要煽动者苏联人的邪恶影响。1982年春，恐慌笼罩中美洲，“多米诺”理论明显复活，一幅一块块多米诺骨牌倒下去的形象曾作为《时代周刊》封面图片题材报道的主题。在这期间，亨利·基辛格的辩白书《动乱的年月》出版，他赞同下述看法：“北越人的胜利对东南亚的自由和国家独立的前景之影响无疑是严重的；极为有害的多米诺理论结果证明是正确的。”
如此世界观起因于一种担心，这种担心萌生于四十年代。当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余波中，地中海地区的国家接二连三地倒入苏联的怀抱。杜鲁门学说便是针对这种形势而提出来的。1947年，前美国驻巴黎和莫斯科大使威廉·布利特在《生活》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明确表示对上述情况的担忧，并对世界所受危险的程度作了详细叙述。这表达了人们对铁板一块的共产主义的担心；这种共产主义起源于俄国，通过中国和东南亚正向全世界蔓延。这是那种亚细亚游牧部落从草原地带涌出吞没文明世界之威胁的新的政治形式，这在许多著述中都有表述，例如富勒少将的著作中就有这方面的记叙。共产主义的这种蔓延同俄国之有计划的征服方针（可追溯至彼得大帝）的神话混为一谈了。按照这种荒诞说法，当时俄国侵略的首要目标是暖水出口。然而，1688年，在摄政王索菲亚统治下的俄国和奥斯曼帝国同克里米亚可汗的第一次战争，其动机既不是要求出海口，也不是为解放君士坦丁堡而进行的圣战，而是为了保留基辅，并不愿意履行对波兰的条约义务。无论是什么动机，这次战争的地缘政治的影响还是传播的相当远。这就是同中国发生边界争端和在阿穆尔河（即黑龙江）对面出现不断对抗的根本原因。俄国向太平洋的推进，由于当时其军队用以对付克里米亚鞑靼人而未能如愿。在被迫情况下与中国进行多次谈判，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将整个阿穆尔河盆地划给中国。但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俄国又将其收回，声称该条约无效，于是争端在继续。
俄国继承下来的罗曼诺夫王朝的野心，或者东正教的圣战精神，或者俄罗斯种族的专横，或者对拜占庭倒台的世袭恐惧，可能在1917年以后已被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使命所取代了。这为给预计到的亚细亚游牧部落涌出赋予动力，提供了新的神话般的推动力。这种神话常常以混合形式表现出来。
1953年，海军上将阿瑟·雷德福第一个使用多米诺骨牌的类似说法，当时，在一次参谋长联席会议上，他极力主张实施以航空母舰为基地的核轰炸突击，以援救奠边府。艾森豪威尔立即捡起了这一投合时好的说法，提出失掉印度支那就将引起东南亚象一组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去。过了一个月，当直接军事干涉看来不再有吸引力时，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就双双否定这种形象比喻的真实性，声称即使印度支那失掉了，亚洲的其余部分也仍然可以保住。因此，多米诺理论一开始流传，人们对其正确性就表示怀疑。然而，这种理论的种子，还有印象当中一个友好的南越政府是美国的战略需要，已在美国官员当中扎下了根。也就是在这个时期的前后，多米诺模型从直喻转换为理论了。
沃尔特·罗斯托和马克斯韦尔·泰勒是向肯尼迪政府兜售多米诺理论的首要分子，使麦克纳马拉转而相信多米诺理论。肯尼迪在职的数月内，对多米诺理论作了发挥，提出共产党控制老挝将会危及西方在东南亚的战略地位。
多米诺理论的反对者试图推翻这种理论，指出对当地居民来说，更现实更迫切的是缅甸人和泰人、高棉人和泰人、高棉人和越南人、马来人和爪哇人、菲律宾人和印度尼西亚人之间长期存在的敌对状态，而不是共产主义和反共产主义之间的短暂的冲突。这个地区动乱的根源是较深的民族意识，由于外国的介入而有所加剧。因此，根据多米诺理论进行干涉，正好造成了地区民族主义所希望有的那种动力。中国在这一地区的重要性是一个地理事实上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地缘战略问题。设想中国希望将其边界扩张到原帝国疆界之外的地区，这非常值得怀疑。
就这一连串的事件而言，真正使人们引起对多米诺理论怀疑的是，1965年苏加诺死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命运的大逆转，当时，大批共产党员被野蛮残杀。本被看作是正在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却在没有美国的直接干涉下自已立起来了。1967年5月，麦克纳马拉认识到了多米诺理论的错误，并试图撤销这种提法。在同约翰逊总统讨论实行较多政治较少军事方针的前景时，他就举了印度尼西亚这个例子。然而，多米诺理论没有被这些攻击压倒，尼克松还将其继承了下来。1970年6月，在《当代》中发表的一篇访问记里，尼克松谈到：“我知道有人说，‘噢，多米诺理论已是过时的了。’他们不谈多米诺骨牌，他们该同泰国人、马来西亚人，该同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人谈，还该同日本人及其他人谈……如果美国撤离越南……那是可怕地鼓励支持北越人的共产党中国和苏联的领导人。它将鼓励他们在其它地区推行扩张主义政策。”
多米诺理论不仅传下来直到里根政府，而且其影响范围还扩大到非洲、欧洲和中美洲。据认为，多米诺效应跃过海洋和大陆，又开始出现在利比亚、坦桑尼亚、尼加拉瓜和意大利。鼓吹这一理论的人预言泰国要失陷。1976年，包括基辛格、福特和约翰·康纳利在内的一些人，公开敦促意大利领导人将共产党人驱逐出意大利政府，免得危及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安全。
然而，东南亚仍然是多米诺理论真实性的最终的检验地。对近十年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调查表明，所牵涉的原因、动机要远比这一表面上看来强有力的理论所假定的原因和动机复杂得多，直接导致老挝和柬埔寨发生冲突的是美国的行动。1970年美国入侵柬埔寨，使西哈努克亲王流亡，朗诺上台。1975年，朗诺不稳固的统治被波尔布特和红色高棉政权所取代。红色高棉推行驱散城市居民的政策，依附于中国人，与河内和越共发生冲突，而后者如今得到俄国人的支持。1977年，越南席卷柬埔寨，并占领金边。因波尔布特的行动而产生的柬埔寨北部和越过泰国边界的难民中，目前也渗进了红色高棉的残余。中国在与美国建立友好关系以平衡其与俄国的对抗之后，向河内发动了一次惩罚性的攻击。1981年年中，占领柬埔寨的越南人面临着三个抵抗组织，即红色高棉、宋双领导的右派运动和西哈努克的忠实信徒（他正在同包括中国在内的各方谈判）。泰国和马来西亚担心越南的入侵，随着后者军事和经济状况不佳，这种担心正在逐渐消失。越南的地缘政治价值已开始为东盟国家所重视。1981年5月，泰国在一次暴动压力下，迅速恢复文官执政，对整个地区的稳定是个主因。将这些事件看作是一排多米诺骨牌的倒坍，看来，即使不是彻头彻尾地患妄想狂，也是过于头脑简单了。
反多米诺理论
鉴于对多米诺理论没有正式的定义，为了分析其逻辑构成，我们只能研究类似的提法的构成。一排多米诺骨牌波浪一样地倒下去，在于这些骨牌在不稳定的平衡情况下巧妙地排列起来，因此一有扰动就顺着这一排传过去了。张张骨牌竖立给其赋与了潜能，因此当每一张牌倒落时，它将撞击下一张牌。如果两张多米诺骨牌的间隔大于一张牌的长度，连锁反应便会停止。多米诺骨牌有三种状态：立着的、倒落的和已倒坍的。将“倒落的”和“已倒坍的”骨牌与“共产党化”等同起来，也许能够满足应用这一理论那些人的精神透视法。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可能为倒台的是稳定的平衡、而站着的是不稳定的平衡这一事实所扰乱。用类推法对政治进行红白的特征记述，所反映出来的不仅是幼稚的和侮辱性的，而且与独特的地理观念相对立。它完全不能反映地区或民族区别的重要性，而这我们通常认为是支配人类自我意识和地位的。
多米诺骨牌理论在讨论侵略时由一排多米诺骨牌的一头谈起，因为用手一敲，第一张牌的潜能就转化为动能。第一张牌的倒落撞倒了下一张牌，下一张又撞倒了下下一张，反映出了一种与侵略者侵略时的情形相同的变化。类似的大小和适当的间隔的必要性，在地理概念上应转化为什么，这是不明确的。显然，为了在圣地亚哥的海滩上登陆，必须将一些�
